【大紀元11月20日訊】2004年10月17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先生85歲生日前夕，海外中文媒體出現了一 段“紫陽熱”。在一定意義上，這也是中共四中全會的政治效應——告別江澤民時代的 中國流亡群體，希望通過追念江澤民的“最大敵人”來表達自己終結流亡生涯的內在焦 慮。當然，這一結論不是問題的全部，中國心靈當然有理由向一位反對屠殺的領導人表 達敬意；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有理由對一位“普通公民”的權利受侵害狀況表達關注。
我想趙紫陽先生和胡錦濤先生將同時以矛盾的心情看待這一事件。他們不能很清楚地表 達對這一情勢的感受。不過我相信趙紫陽先生會很高興地聽到李銳、胡績偉等“老同志 ”的呼籲，體制內的牽挂充滿更大的風險，這不僅使趙感動；也使他覺得心安——仍然 看不出趙打算把自己的問題變成“敵我矛盾”這種“突破”。——這種“體制內心態” 使紀念活動變得複雜起來，這這種情勢可以稱爲“趙紫陽現象”。
“趙紫陽現象”對於中國自由主義運動和趙紫陽本人，都是一個未盡事宜。無論如 何，不能說趙紫陽先生是一位政治自由主義者，這一評價顯然太“超前”了。這樣一來 ，“海外民運”談論的“趙紫陽”就可能是另外一個趙紫陽，一個與“自由”和“民運 ”都存在相當距離的前中共領導人。但是人們可以通過“理解”的方式遷就自己的評價 ，這種妥協在一定意義上也展示出中國自由主義事業“領袖缺位”那種民族性尷尬。我承認趙紫陽可能在思想上比胡耀邦更接近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市場主義，但沒有證據表 明，趙紫陽在“組織上”也走得那麽遠。趙紫陽的“政治自由主義”最高的境界是“不合作”與“不認錯”。我們可以通過比照中國黨史來對這種出類拔萃表達敬意，但通過查詢“自由主義”的家譜以及蘇聯東歐的當代歷史，我們不得不對趙紫陽先生的“保守 ”表達某種政治遺憾。
趙紫陽先生顯然缺乏這種問題意識。我不知道這種平靜在多大程度上源於政治不得已和政治經驗，在多大程度上源於自己對89年政治表現的道德滿足。據我所知，趙紫陽先生15年來對自己在胡耀邦問題上的角色的關心似乎超過了在政治上發言的興趣。90年代初吳江曾在香港媒體上撰文披露趙紫陽在胡耀邦下臺的問題上起了“關鍵作用”，趙紫陽 先生對這一說法顯然感到不安。趙紫陽爲此找過一些老朋友談話，他顯然希望在有生之年澄清這一“未盡事宜”。我能理解一位老人這種心情，我也願意相信起“關鍵作用”的當然不可能是趙紫陽先生，這當然是鄧小平等元老的“功勞”。但是，趙紫陽對這一問題的關心也表明他實際上承認了自己在胡耀邦下臺的問題上“不是完全沒有責任”。不過我在這裏想說明的不是胡趙之間的分歧，而是想說明，在趙紫陽晚年的日程表上，自己在中國政治上的作爲遠遠沒有胡趙之間的恩怨更重要。這是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我們通過這種現象能看出趙紫陽先生所具有的儒家知識份子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顯 然覺得自己在政治上良心是平安的，六四事件是他政治的最高點，也因此應該是終點。 另一方面，他覺得自己在道德上唯一需要澄清的就是胡的問題——這幾乎是趙紫陽先生 唯一的“未盡事宜”。趙紫陽先生也許應該高興地看到，1999年以後，胡趙之間的摩擦已經冰釋，至少我瞭解到的資訊是這樣。
繼續發言應該是趙紫陽真正的“未盡事宜”，我不認爲這在技術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也不認爲趙紫陽的處境比當年赫魯雪夫的處境更險惡。在莫名其妙地屈從江醜政治的十五年恥辱中，趙紫陽先生一直和我們站在一起。無論是無能爲力，還是道德自製，趙紫陽先生從1989年到今天，並沒有在政治上向前走半步。我無意鼓動一位80多歲的老人去 冒政治風險，但我有意提醒自由主義者注意：趙紫陽先生顯然不是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旗幟，他自己無意擔當這種角色，他的15年“獨居”也說明他事實上也不是這種角色。 他僅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前中共領導人，一位因良心事件而遭遇不公正待遇的老人。
但是從歷史的高度人們可以對“趙紫陽現象”表達某種遺憾。我們懷著悲傷的心情一天 天打發掉位老人越來越少的時光；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從這種生命悲劇中看見中國政治 的非人性及其殘酷，並因此看見中國政治的道德高度以及心靈對這種政治落後的習以爲 常。出國前一些老先生多次談起：“能不能抗拒辭職”。這成爲我們深思的一個重要話 題。趙紫陽對自己的“未盡事宜”顯然採取了“事事已盡”的心態。他覺得自己“該做的都做了”。海外自由派輿論則認爲：趙“已盡事宜”足以使他成爲中國的民主領袖。 這兩種缺憾恰恰是中國政治的一種綜合狀態。
趙紫陽的未盡事宜是我們的榮耀，也是我們的局限。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