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4日訊】90年代的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是江澤民主義在民間的公開完成。20世紀90年代，威權主義經過100年的革命實驗從英雄時代進入了醜角時代，暴力合法性喪失殆盡，於是政治合法性表演和軍事投靠成為政治的本質。作為政治表演主要專案的民族主義和在軍事投靠中被鼓勵起來的軍事主義，就構成了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基本條件，但同時，由於這種政治背景，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並不特別富有意識形態的狂熱，而具有機會主義的特徵，比如，“內部帝國主義”而不是軍事擴張就是這種法西斯主義的一個主要政治目標。
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是江澤民主義催生出來的產物，它一旦獲得生命就產生了自己的獨立性，可能超越江澤民主義的控制。因此，江澤民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就表現為利用與被利用、反利用的複雜關係，而不是同一關係。比如，江澤民主義並不真正支持帝國主義政策和軍事冒險主義政策，由於合法性的先天不足，這種合法性危機使他對任何政治風險都極端敏感，這種政治脆弱症在“一切為了權力”的主目標下，必然對軍事動員可能產生的政治風險感到恐懼。因此，它可以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強化權力，但又極力控制民族主義泛濫成災。加之中國曆史上歷來有對內帝國主義的偏好而無對外帝國主義興趣的傳統，因此，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法西斯主義還不是主流意識形態如果撇開蔣介石時代的法西斯主義建設不談，現代中國法西斯主義則最早產生於80年代末那場政治危機，並在科索沃危機和台海危機中達到了自己的一個高潮。90年代初以來，為了證明“戒嚴狀態”的合法性，江澤民主義把國內的政治危機解釋為“外部敵人”的陰謀。由於我們民族理性素質的局限，敵人意識和生存危機感終於利用這一政治需要找到了安全的發洩物件。同時，貧困但不失精明的文化人找到了“愛國表演”最富裕的買主。另一方面，社會不公正問題在90年代日益突出，以社會公正為訴求的民粹主義思潮成為法西斯主義最可資利用的精神資源，當二者互相利用的時候，傳統激進政治主義具有法西斯主義的必然性。
一、北大之死──大學精神的覆沒
法西斯主義思潮首先襲擊了中國自由主義的精神家園──中國高等學府。9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進一步民間化，大學則不斷成為新左派和年輕法西斯主義信徒的大本營。北京大學在90年代徹底失去了靈魂，成為北大歷史上最恥辱的或失蹤的十年。
1998 年是這恥辱的十年中最恥辱的一年，是北大精神徹底死亡的一年。100周年校慶變成了對北大精神死亡的慶典。而6月份當克林頓到北大演講時，北大幾個渴望被導演也的確被導演了的學生，以他們的膚淺的邏輯和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再一次宣告了北大之死和江澤民主義對大學的勝利。接下來一年的反美運動中，當全世界目瞪口呆地欣賞中國人整體自我侮辱的時刻，北大再一次站在恥辱者的前列，從北大南門出發，扛起了北大精神死去的屍體在江澤民面前載歌載舞。人們盼望這些滿腦子商業精神的民族主義小英雄走在北京的街道上腳下留神，不要踐踏了多年前他們偉大的師兄師姐們的血跡；真正的北大精神還殘留在這些血跡上，安慰著100 年來北大的英雄們和真正的北大精神。
在這場“新義和團運動”的高潮時期，在北京大學三角地出現了這樣兩幅對聯：
扶清滅洋發揚義和團精神，打倒民主、自由、科學、人權；打砸搶被壓迫民族之正義；繼承紅衛兵傳統，回復閉關、鎖國、自力、更生；燒殺罵新一代青年最光榮。
尊王攮夷操美帝國主義，看他媽的誰敢惹我與黨中央一致，看他媽誰敢惹咱倆
也許每個人的靈魂中都包含著一種法西斯主義的情愫，特別是對於青春期的人來說，法西斯主義的話語邏輯具有一種巨大的魔力。但法西斯主義從內在情緒發展為外在的思潮，進而成為一種政治行動，則需要一些必要的外部條件。關於這一代大學生何以“後現代化”的同時“法西斯化”，通行的解釋是：年輕的“成熟”產生於十年的教育環境，而這十年的教育幾乎象一塊尿布，是被用來覆蓋一片血跡，守護一個謊言。
1999年中國的反美運動標誌著大學之死和江澤民主義的徹底勝利。80年代以來的啟蒙教育已經被趕出大學，大學再也不是政治異議運動的中心，而成為民族主義、機會主義的中心。江澤民是通過特務統治、名利收買等手段完成這個工作的。幾個曾經被賦予了“光榮任務”的青年特務後來信了上帝，他告訴我：90年代的大學實行的是特務和黨委的雙元領導。此外，江澤民主義對大學的勝利也充分利用了人的愚蠢。90年代以來大學思想的愚蠢簡直讓人目瞪口呆。但大學生的愚蠢主要是教育的結果。不過這種愚蠢是通過機會主義的精明來平衡的。不要認為大學生的“愛國熱情”是完全真誠的，這些年輕人可以今天火燒美國大使館，明天就會去那裡簽證，；今天咒罵美國人，明天就嫁給美國人。這就是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的道德狀況。
但是，機會主義並不代表這些年輕人不夠兇狠。他們可能缺乏主義上的激情，但在行兇方面完全墮落為江政權的後備人才。李文蘭是中國陝西漢中市洋縣溢水鄉上溢水村農民。2002年夏天因家中失火，丈夫帶著兩個孩子返回四川老家。李文蘭生活沒有著落，加上思念親人，便一路行乞赴四川尋找丈夫和孩子，途經陝西城固縣二里鎮一帶時被一些青年學生毆打致死。慘案詳情如下：2003年5月6日晚，當地學校的學生張智偉、郭亮和王雲璋在鎮上一家燒烤店喝酒時，李文蘭上前討飯並與3人發生口角。當晚11時許，喝了11瓶啤酒後的3名學生回家行至鎮橋頭時又碰上李文蘭，3人余恨未消，遂上前不由分說狠踢李的小腹部，並排成一排在倒地不起的李身上亂踩。隨後，他們又將李拖至路邊的農田，脫去李的褲子，拿起田邊的菜籽桿插入其下身亂戳。李文蘭倒在地上神智不清，幾分鐘後才痛苦地向前爬行，3人仍感不解氣，又抽出腰間皮帶，用鐵制皮帶頭在李的頭部、臂部、腿部等部位抽打。至次日凌晨１時許，3人才結束了暴行，整個施暴過程持續了兩個多小時。5月7日凌晨5時30分，鎮中心醫院的值班醫生李創民聽到門外有人呻吟，開門後發現李文蘭面部青紫，雙手捂著肚子，說有3個流氓用菜籽桿捅了她的下身，要求看病。李創民沒有採取任何診治措施，只是向二里鎮派出所打了個電話算是報案。民警魏國華接警後，8時多才安排片警魯小軍（司機）去察看，魯小軍在醫院沒有找到李，回派出所時在橋頭碰到渾身是傷的李文蘭。李文蘭對魯小軍說她被3個流氓打了。魯只對她說了句“你是哪裡的，走就是了”，便開車回到派出所。8日下午，二里鎮二里村村支書劉國棟兩次請示派出所如何處理李文蘭之事，最後商定將李送到轄區以外的地方。村上據此將李送至城固縣與南鄭縣的交界處。9日下午，二里鎮苟家灣村村民向派出所報警，稱發現一具“女屍”，派出所負責人尚龍德帶著民警和當地村幹部趕往現場，當時李文蘭仍神智清楚，並敘述了3名施暴者的形象，隨後他們將李送到鎮醫院救治。10日上午，李文蘭因搶救無效死亡。法醫鑑定，李文蘭全身多處臟器受損，陰道內挫傷嚴重，因受鈍性外力致膜下腔出血，左側多根肋骨骨折及腹腔感染而死亡。（相關新聞參見新華網、中青網）
誠然，那三個學生是“個別人”，但我有充分的人生經驗使我相信，這“少數”幾個學生是有代表性的。他們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國家教育“最合格的畢業生”，這一國家教育培養出這樣的“人才”完全是天經地義或順理成章的。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一種小市民政治或小人政治領導了國家。這個“新國家”完全依靠政治墮落和幫派利益來維持，在它的示範下，特別是在它積極推動的國家教育中，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教育被束之高閣，謊言與厚黑學因此統治了課堂內外。這十幾年的學校教育制度性地生產著年輕的名利之徒和毫無廉恥的年輕暴徒、流氓、打手與新新人類這樣的精神病。
他們不是毛澤東思想的紅衛兵，但卻是具有相類似的人格特徵的江澤民主義的“紅憤青”。他們是網路上的流氓，也是街頭的兇手。他們一年年在長大，因無知而更加偏激和野蠻，因精明而更加殘暴和無恥，他們是中國政治真正的傳人，一種“後改革開放時代”的法西斯主義轉向所必須的群眾基礎。這些青年暴徒基本是瘋狂的民族主義信徒，同時又是瘋狂地殺害自己同胞張文蘭的兇手。如果說毛的罪過之一是人口政策上的倒行逆施，那麼江時代的罪惡之一則是為中國精心培育了這樣一代新新人類，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意味著毀滅和死亡。更重要的是，江主義的國家教育仍在繼續，孩子繼續走進校門，而“紅憤青”仍然在象悻悻的狗一樣從學校衝向社會。經過細致的政治謊言的教育和政治墮落的官方示範，這些“新兵”衝向街道和村莊，在等候一場“啤酒館革命”之前，不間斷地製造了一起又一起暴行。我知道，“新國家”的愚民教育完全是為了自衛，為了捍衛89事件之後竊國自肥的商業利益，也是為了緩解1989年引發的政治大恐慌──“國家”再也不需要80年代的“啟蒙教育”了，它對“八九一代”痛心疾首。它必須徹底地消滅再產生“八九一代”那樣的年輕一代的可能性，因此它要千方百計地培養在精神上和“八九一代”完全不同的新一代人。他們成功了，他們用李文蘭的鮮血給這新一代畢業生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但問題是，這一政治自衛行動的後果是災難性的。這個瘋狂自私的政治集團為了那些幫派利益正在政治上徹底消滅中國，在人口生態方面為這個國家準備葬禮。李文蘭死於這場災難的前期，她為我們所有人發出了第一聲慘叫。
二、何新事件──人文精神的覆沒
不過9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者們不能忘恩負義，他們應該永遠銘記一個叫何新的“導師”，是他在90年代初思想界人人羞於拋頭露面的時候挺身而出的，是他首先把中國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情緒上升到“學術”的高度的。
其實北大精神在1990年6月24日就被這個叫何新的“學者”污辱過。何新先生是到北大來進行演講的，據他自己記載，演講結束時，“全場熱烈長時間持續鼓掌”。在“全場熱烈長時間持續鼓掌”開始前何最後的一句話是“我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給歷史。”──但我想這讓歷史很為難，如果他堅持要歷史記住他，那麼他將因一些批判文字一起載入史冊──歷史也記住了克勞底斯。撒爾美夏斯，那是因為歷史在懷念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約翰。彌爾頓時不得不記住他。記得有人這樣說過：“一個傻瓜可使跟他一道生活的人感到無聊可厭，他本應知足了，可他還想折磨後代人……他想告訴後代人過去曾有他這麼個人，而且讓後代永遠記得他是個傻瓜。”我確信何新以及堅持要敲響“中華世紀鐘”的人可能會名垂青史，只不過是以傻瓜的形式。
談到何新我簡直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因此我只能說 “哦，何新……”然後就不知所云了。我想借用一下他的話──我對他的同情甚至大於輕蔑。然而，評述中國新法西斯主義的歷史不可能不提到他。“何新思想”不是一個理論，而是一個現象，一個做人的方法，一個反文化的文化事件。它為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軍事的殘暴和精神的狂妄增添了生活的下賤和道德的卑劣，因此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建立了頭功。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何新現象“雖然低於歷史水平，低於任何批判，但仍然是批判的對象，就像一個低於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法律的對象一樣……這種……精神已被駁倒……本身不是值得重視的物件，而是既應當受到鄙視同時又已經受到鄙視的存在狀態。對於這一對象，批判本身不用自己表明什麼了，因為他對這一對象已經清清楚楚。批判已經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它的主要感情是憤怒，他的主要工作是揭露”。
我並不希望也不相信當他將來想到自己如此卑劣以後，象撒爾美夏斯讀了彌爾頓的文章後一樣“羞愧而死”。我是熱愛生命的，而何新先生是具有足夠的堅強和自信的 ──對於何新不知道什麼是羞愧，在這個問題上，我對他是有充分的信心的。我也不認為他會恐懼，或者他的生存恐懼早已活埋了他的道德恐懼。“當蒙昧時代，人們就是做了極壞的事也毫無恐懼。在開明之世，即使做了最大的好事也還是要戰栗的”而何新先生是有恃無恐的。就像他身後的“路易十五們”“有槍無恐”一樣。
“為自己聲辯”
“何新思想”的核心是：通過攻擊“自由化”以期被“集權化”利用。如果說何新為權力辯護完全是為了權力的利益，那仍然把他看高了；他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是為了被利用的“折現”。他是把每一次諂媚同他在體制內的地位和銀行存折的數目聯繫起來的，就像撒爾美夏斯“為英王辯護”不是為了英王的利益而僅僅是為了查理二世的錢袋一樣。他的這個目的似乎漸漸被“中央領導”認識到了，同時由於何新的“理論”的無知和無恥讓“中央領導”都覺得不好意思再用，再加上政治危機基本過去了，還要改革開放，還要和美國建立“伙伴關係”，何新的利用價值沒有了。於是近來何銷聲匿跡了──拋棄何新可以說是“英明領袖”唯一英明的一件政績。可以說利用何新是權力體系一場危機以後精神極端貧困而飢不擇食的選擇；利用權力是災民何新極端生存恐懼而不擇手段的選擇。但不幸的是，雙方對這項合約的有效期限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何新的締約行動首先表現在給權力不斷上“奴才以為”、“竊以為”的奏折方面；其次表現在為“中國”的“聲辯”上。如果這些措施還不足以引起另一方當事人的注意的話，他就呼喊“狼來了”。坦率地說，他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至少在一定時間是成功的。牛的幸福是找到草料： “文化”的幸福在於被使用。“一個人有追求幸福的權力”。
“和強者一致”
“締約行動”的第一個辦法是直接恭唯權力，討好權力。當面時是低聲下氣的，遠距離時是大喊大叫的，因為他擔心權力聽不見──的確，“老同志”的聽力多少不大靈便，何況向權力討飯的“精英”在中國總是人才 “供過於求”呢。在“收購注意力”這方面，何簡直是非常精明的；不過一般的奴才都有這種聰明，就是對主人投其所好，對主人氣急敗壞的事情義憤填膺。
我們先欣賞“低聲下氣”式。1991年4月17日他終於憑借對自由的謾罵，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而得到了Ｘ老的“親切接見”；這顯然是何新“有生以來最幸福的一天”。看看幸福的何新在去銀行之前的幸福吧：“看到您身體健康，全國人民都會高興。”何怎麼知道全國人民都會高興呢？看來以人民的名義“服務”人民是權力的智慧，而以人民的名義討好權力則是“人民”的智慧了。“戈巴契夫……早晚將成為歷史上的一個笑柄。”他知道Ｘ老討厭戈氏。但他不知道自己早已經成為歷史的笑柄了──如果歷史有這種閑功夫的話。“記得毛主席好像說過：文化太高，就缺少硬骨頭。幹部來自書生，政治中充滿書生氣。不可取。一旦天下有難，就沒有人敢站出來。”──他知道Ｘ老是個大老粗；是喜歡聽蔑視知識的恭維的，更重要的是，剛過去的麻煩全是知識份子惹的禍。然而就是這個攻擊知識份子的何新，早在1988年，他還書面“奏曰”：“十年改革的根本失誤是……沒有真正動員和開放國民，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創造能力。”對於1988年的話，我只能這樣理解：“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就是沒有真正動員和開發何新，特別是何新的創造能力。”而1999年，這個“波西尼亞人”（本雅明）終於找到機會了。不過，似乎不僅毛主席蔑視知識，希特勒也蔑視知識，希特勒說：“知識水平越高，其事業上的成就就越小。……不能靠知識份子創造歷史。”“發生社會對抗、戰爭，不能不死人。”──他知道或聽說“Ｘ老”有動輒要摸槍的愛好，更重要的是，他送來了珍貴的賀禮。“發生社會對抗”就得“死人”，這種邏輯是何新向勝利了的“戰鬥者團體”投降打出的旗幟，也是他加入蒙昧物群的標籤。然而，這次拍馬屁拍到馬蹄子上了，看來“Ｘ老”一直對關於他的某些傳聞很惱火，於是他不僅不領何的討好，反而不耐煩地訓斥說：“最好一個不要殺。”何多次主張殺人不可避免論，當然他自己是不在可殺之內的，就是說，應該殺別人。
何新把這篇徹底暴露他的奴性和殘忍的談話紀錄編入了他的文集，目的可能是為了向世界炫耀：“那天Ｘ老同我講話了，而且他沒有直接說滾呢！”
讓我們再欣賞一下“大喊大叫式”。“竊──又是一個竊，比‘臣’還要謙卑──這還是20世紀嗎？──觀江總書記、李鵬總理皆具誠敬之心，勤勤懇懇，勵精圖治。然而權威未立，故易為省部藩鎮諸侯所辱慢。幸賴今日小平同志為核心的權威在。”如此勝意，而迄今仍未聞“何愛卿平身”之聖言，何亦可憐！誰是笑柄，人皆知之矣。
“與弱者為敵”
他說：“至於某些自由派精英……我不會與此輩為伍──我對他們的輕蔑甚至大於敵意”。魯訊說，明言輕蔑著什麼，並不是輕蔑。何新不是輕蔑，而是畏懼。何新當然“不屑”與自由派為伍──自由派為此應感謝何新──因為自由派既不能給他買去古巴的機票，也不能給他提供住房。相反，攻擊自由派才能達到這兩個目的。何是喜歡與權力為伍的，“我是支持現政府的”──給錢吧，政府？！
對“自由化”的攻擊是他最大的“理論貢獻”或送給“新時代”的禮物之一。他的攻擊沒有任何思想信仰上睦磧桑□峭耆□□□沒□翱□汀蹦康牡模□□啊□□?%$據說是說明著奴才的品行的全部的。”這裡我認為有必要“治療”一下他對一些學生對他“人身攻擊”的“大義凜然”的反擊，為學生故。
他在北大的那個演講上，先宣讀了他收到的匿名信的內容：“何新，你這只卑鄙無恥、賣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將永遠被釘在文明的恥辱柱上。如有可能，我操你媽，再生一個人作何新！”然後，他激動地反駁：“為什麼搞人身攻擊？”──於是，據他說，他“一下子就把北大學生鎮住了”。
他充分利用了人類的善良，特別是對弱者的天然同情心，他為此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受人傷害的可憐虫。但這是一種無恥的道德訛詐。
“人權”就是“豬權”的始作甬者之一
據說“人權就是生存權”這個可愛的命題是何新的發明，這個命題不僅表明瞭他對人權概念和人權史的無知，更惡劣的是，這個命題把中國人的人生理想和人性與豬的”理想”和”豬性”降到了一個水平。
何的“人權”至多不過是“豬權”，而這種“人權”唐太宗可能做得更好。這種思想推翻了有史以來所有關於”人”的定義。”認為人之所以異與禽獸在於人能思想，乃是一個古老的看法，我們贊成這種看法。人之所以比禽獸高尚的地方，在於他有思想”.赫拉克利特也有一句名言：如果幸福在於肉體的快感，那麼就應當說，牛找到草料吃的時候是幸福的。何新先生為了找到自己的”草料”式幸福，而一定要讓所有的中國人和他一樣尋找這種幸福，不是牛對人彈琴的狂妄嗎？
何視人如豬的第二個理論是”利用論”.即他認為，中國人總是被人利用，沒有知性或判斷能力、而知性正是人與豬的主要區別。在這方面可以抬舉他把他看作黑格爾主義的信徒，黑格爾是把人民視為賤民的：”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的那一部分人。
知道別人需要什麼，尤其是知道自在自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麼，即深刻的認識和判斷的結果，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何新認為”理性”只是他個人的事情，而不理性是別人的事情。黑格爾的這種大言不慚是同他在同一本書裡關於私有權的理論明顯矛盾的，對人民的不信任，更多由於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恐懼。何對人民的污辱則來自對投靠運動中”競爭”的恐懼。
何新第三個”豬論”是中國人如果沒有坦克的保護尤其是沒有權力的管束就必然大亂。在他眼裡，中國人是天生的”動亂分子”或毫無理性的豬群，如果離開”人牧”就將互相殘殺。他把人群斥為豬群的一個目的是反證”人牧”的偉大和神聖──通過辱罵人民拍權力的馬屁而求個人的私利，在這方面何新登峰造極。”幸賴今日小平同志為核心的權威在，故能一錘定音，保持統一。但一旦猝有不諱──好一個”諱”字，與”竊”字正好合拍──則亂可能從下起……怕有一天，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亦將一片兵荒馬亂有如今日之南斯拉夫，國土分裂，生靈塗炭。”他不知道南斯拉夫之所以有今天，正是長期以來整個國家由一人”一錘定音、保持統一”的必然結果。”如果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早些出現，偏狹的民族主義可能就不會如此得勢”.正是”集中控制的經濟使民族主義獲得了滋生的溫床。””說人們不會好好工作除非有人經常在他們頭上揮舞鞭子，是反映著相當原始的、奴性的心理狀態。”魯迅先生說：” 奴隸們受慣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對人應該用酷刑……綏拉菲摩維支在《鐵流》裡，寫農民殺掉了一個貴族的小女兒，那母親哭得很淒慘，他卻詫異道，哭什麼呢，我們死掉多少小孩子，一點也沒哭過。他不是殘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會這麼寶貴，他覺得奇怪了。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們無異於豬狗…… 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對全體人民進行瘋狂的”人身攻擊”的第四個理論是歷史發展總是要死人的理論。他否定生命的價值高於一切，他認為中國人的性命在權力的利益或偽意識形態利益面前是微不足道的，是可以任意屠宰作為權力的犧牲的。認為何新是個變態的殺人犯就污辱了殺人犯，因為殺人犯也是法律的物件，也有邏輯能力，也有人的同情心。”何新思想”低於人類各種文明的現象。現在我終於理解了彌爾頓斥責撒爾美夏斯那樣的激憤了：”流氓啊！”他罵道。然而，也許這種”評價”今天使用起來可能會污辱流氓，因為流氓只是無原則的惡棍，未必是嗜血的幫兇。
” 人權就是生存權”，說到底，是一個政治陰謀，論者自己也未必相信是真理。”他們以進步的名義竭力把人唯物化，拼命追求不顧正義的利益、脫離信仰的知識和不講道德的幸福。他們自稱現代文明的衛士，高傲地以現代文明的帶頭人自任，竊居落到他們手中而他們是不配擔當的職位。””人權就是生存權”這個墮落的哲學就是為這個”職位”利益服務的。
“狼來了！”
何新鼓吹民族主義，集中攻擊美國，渲染戰爭氣氛。他為什麼要謊稱美國要進攻中國、中國現在正面臨著”重大的危險”呢？謊稱被敵人包圍以證明國內集權主義的合理性，這已經是一個公開的政治秘密了。
何新的作用是幫助”謊稱”而已。除了這個目的以外，何有更現實的目的：如果把”自由化”說成是美國全球政策的一部分，那麼，鎮壓自由就有了合法性。從好的方面說，何新患上了”募恐怖症”和”警惕綜合症”，這是一切原始人群和現代”賤民”基本的政治心理疾病。這種疾病何新顯然感染得最為嚴重。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對他應憐憫而不是輕蔑，對患者應該憐憫，對何新來說，”這似乎是……從少先隊員時代就培養起來的警惕綜合症。他已經不能理解現代世界是按怎樣的規律存在著。”但何新呼喊”狼來了”還有另外的現實的個人動機：企圖引起別人特別是權力對他的注意，畢竟，”何愛卿平身”的聖旨還沒有傳下來。這就像一個又醜又老的女人，總是呼叫別人要”非禮”她才能引起注意的變態心理一樣。是的，何新多麼盼望有人非禮她呀，而且最好是克林頓那樣有錢有勢的漂亮男人！馬克斯。捨勒對”老處女”的怨恨的分析，用來分析何新的”何愛卿平身”以前的怨恨，簡直再恰當不過了：”老處女的溫情慾、性衝動、生育欲都被壓仰；正因為如此……在周遭環境中一再尋找頗具性意味的事件，以便對之作出嚴厲的負性價值判斷……翻來覆去地找碴子……””找碴子”要選大目標，所以何新選擇了美國，以反趁他的偽勇敢，以說明自己作為危機的發現者具有更重要的權力使用價值。
這種叫喊也是為了平衡自己因”賣身投靠”產生的心理內疚，因為”虎狼在側” 可以證明自己”慌不擇路”的不得已：”個人由於心術不正和心神不定，懷疑自己的行為在對’別人’的集團的關係上是否合適……偏執狂患者在自己的周圍所看到的僅僅是敵對力量……他必定想用審美手段來’美化’自己的生活……他玩弄激情。”陀思陀耶夫斯基說，良心──這就已經是後悔。何呼喊”狼來了”，是一種隱蔽的後悔，一種高度自私以後的後悔──我錯了，但是是有原因的，原因在別處。”理論信念最終變成強烈的感覺，偽造良心的呼聲……良心需要特別的外在支援。 “，”狼來了”，這正是何新”偽造良心的呼聲”.從何新開始，中國這幾年連續出版了很多渲染法西斯主義精神的作品，除了《中國可以說不》以外，還有許多” 中國可以說不──許非禮”的文字拉圾。我們必需強調，中國法西斯主義鼓吹者擁有更多商業上的實用目的而不是種族主義的激情。除了何新可以證明這一特徵以外，1999年以《環球Ｘ報》為代表的中國眾多媒體的法西斯主義喧囂更多出於增加發行量這個卑鄙的、不負責任的商業目的，而不是民族主義的激情。如果一定讓中國法西斯分子在殘暴和卑鄙之間進行選擇，他們將選擇卑鄙。199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無恥再一次震驚了世界。抵制洋貨雖然是一個謊言，但中國的民族資本家仍在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地進行了投機性的商業努力。”打倒北約──喝自己的可樂！””抵制美貨──電腦除外！”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原則，它的出發點和目標，它的虛偽和下作。還有一本叫《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奇書，它把本來屬於何新的”狼來了而我們必須是狼”的最早發明權，扣到了美國人的頭上。他們謙虛地反問：在這和平的年代，為什麼美國說中國要影響世界和平？這些聖徒忘記了何先生在1990年就鼓吹世界是不和平的，就期待別人非禮他，並聲稱別人已經非禮了他而且堅決鼓吹要反非禮──他象林彪把葉群的內褲舉起來證明葉群是處女一樣，把世界地圖舉起來，在上面吐了幾口唾沫，然後就證明，中國被侮辱了。在他看來，根據他的學術水平，由於美國和中國的地理位置的特點，美國已經把中國非禮了而且必將繼續非禮。”朝鮮，將來可能是個麻煩地區……中國是任何要統治世界者必爭之地。”根據他的邏輯或他的地圖知識，如果男女同校或男人和女人”緊挨著”生活，男必非禮女，或女必非禮男──中國周圍是其他國家，中國就必然被包圍，而被包圍必然就是”面臨著重大危險”，而何新和他想像的主子們就必須把人民用坦克”保護”起來，而何新因為這個偉大的發現就應該作中國甚至古巴的護國法師……我堅持把何新的巨著讀完了才敢寫這樣的評論，免得被象何頻這樣專門主持公正的學者指責我”沒有讀完全部內容就下結論 “.我不得不承認，盡管我事前提醒過自己閱讀何新的作品必需持寬容的態度，但他的胡言亂語和卑鄙無恥仍然超越了我能夠寬容的極限。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一個人，一個知識份子，如何會墮落到這步天地。
何頻先生是我比較尊敬的海外學人之一。但他的”為何說不”使我感到仿佛吃了一隻蒼蠅。如果主持公正僅僅為了表示我公正，而不是為了真正的公正本身，那麼，公正可能就是作秀。
據說何新先生曾經在中國的北大荒生活過。那曾是中國曆史上最富裕的大平原，50年來，由於計劃經濟敲骨吸髓的經濟剝奪和瘋狂工業化，今天已經是中國最貧困、失業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了。然而這只忘恩負義的東西竟然說：”從總體上、從生命力上看，社會主義要比資本主義好。””本質主義”或他的”總體”是什麼東西呢？他的”社會主義”從總體上已經失敗了！他的故鄉是不屬於他的”總體”的！他的故鄉人民的社會主義貧窮和失業反而表明社會主義是有生命力的！什麼人能對人類的不幸如此無動於衷？──古代懷疑主義者皮羅就曾對豬的”不動心”而不勝羨慕。我們冒昧地代表北大荒人，那些生活悲慘的何新的父老鄉親們向世界道歉；為他們曾經餵養了這只對人類嫉惡如仇、對故鄉人的不幸歡心鼓舞、對死難者幸災樂禍並企圖從中漁利的傢伙而道歉──但請世界相信他們：他們的確不是故意的。
三、《中國可以說不》要說什麼
從《中國可以說不》到《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代表了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從準官方意識形態（如何新理論）向民間發展的一種趨勢，也表明這種思潮的日益理論化。
這種分化同社會公正問題浮出水面有關，實際也是激進的知識份子中的無套褲漢關於官方對公正問題的曖昧態度和對民族主義的機會態度的不滿和絕望。法西斯主義的民間化，與主流意識形態即政治機會主義的疏離，既是主動的，也是被動的，是相互利用中的相互拋棄，相互厭惡中的相互抱怨。換句話說，90年代後期，中國法西斯主義更多持民間立場，同樣在”抵抗羞辱”，甚至通過強化自己的民間特徵來獲取群眾。於是，”新左派”成為法西斯主義的”精神文化”.到目前為之，法西斯主義的暴力偏好還僅僅停留在語言暴力的層面上，還未轉化為現實的政治暴力，但是，二者之間的邏輯一致性是一目了然的。
不過，從《中國可以說不》一書中仍能發現機會主義的文字風格。也許，由於依附傳統，中國的文字事業一直是蘊含一種商業精神的，這種商業精神在分別經歷了諂官和媚俗兩個階段，現今步入了既能諂官又能媚俗特別是能夠個人治富的新時代。這種”進步”是低成本的，因為在”新時代”，經營文字的人是借用”第三隻眼睛”看問題的。但三隻眼畢竟是畸形，也遠非不偏不倚，這是政治改革滯後引起的文化殘疾。以文化殘疾來換錢，這是對災民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幾年來，這些文化殘疾人或精明人在污染”後現代主義”的同時開始了”後文革主義”的舞蹈，裝神弄鬼、語重心長、乃至奴氣凜然、涕泗橫流。
當然，《中國可以說不》如果說成是文字工作者的作品還是過譽了，算是文字愛好者的作品是合適的，在作品裡可以看到很多的”啊呸”式的驚世駭俗──實際是入世媚俗──之語，余者皆不知所云。用理性品味此書我尚無此才，因該書本身不服從理性，只服從愚蠢。朋霍斐爾說：”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的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量控制他。……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別無它法。迄今為止，企圖用理性去說服他，絲毫沒有用處。”因此我不會去和他們辯論，何況他們愚蠢的背後還有精明的支援，而精明的背後就是刺刀和污告了。
當然，”愚蠢”也是有使用價值的，只不過是對當局是有使用價值的。”我們的統治者是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人們的獨立判斷和敏銳思想之中，獲得更多的東西。”為了說明愚蠢的使用價值是我品味此書的唯一理由。
──原載《北京之春》(10/2/2004 18:57)(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