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1日訊】[題記﹕2004年11月18日﹐《南方週末》發表《我國信訪條例修改在即﹐何去何從引發爭議》一文。在早前一天﹐《時代人物週報》也發表過一篇《于建嶸信訪撤銷是否有利信訪制度改革引爭議》。縱觀爭議雙方的觀點﹐本人更傾向于建嶸先生基於大量的社會調查所得出的結論和建議。道理很簡單﹐本人今年也直接參與了多起上訪維權案例﹐其中沒有一位信訪者是經過信訪渠道得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的﹐反而大都是因為信訪而勞民傷財甚至於家破人亡的。弱勢公民被政府當局惡性侵權的問題﹐最終只能在公民本人與政府當局的良性互動中得以解決﹐而現在的根本問題是現行體制只允許政府當局為所欲為地亂動亂打﹐卻不允許極端弱勢的本國公民自己組織自己的農會和工會﹐更不允許本國公民通過言論和出版自由對政府當局的惡意作為進行有效地限制和干預。廢除機構龐大卻毫無作為的信訪機關的法外人治﹐在現行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還本國公民以組織農會﹑工會和自由言論的自由人權﹐才是解決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積怨的唯一出路。以下是筆者在《北京之春》2004年2月號發表的一篇文章倡議信訪網站的文章﹐筆者所說的信訪網站是由民間力量以自由言論干預政府當局的惡性作為的輿論監督網站﹐與當下由政府包辦的信訪機構完全不是一回事。筆者覺得很有必要把此文與前面提到的兩篇文章捆綁起來上網發佈﹐以期引起更加廣泛的關注和更加深入的思考。張耀杰于2004-11-20。]
看過傅國涌的《信訪制度也要改革》和上善若水的《上訪村﹐誰的眼淚在飛﹖》兩篇文章﹐我萌生了倡議創辦信訪網站的初步設想﹐貢獻出來請同仁同道批評指正並鼎力促成。
我是壓根兒就不相信官方媒體的宣傳口徑也儘可能不看官方報刊的草根學術人﹐迄今為止還沒有過信訪人的悲壯經歷﹐只是由於十多年來身居北京﹐不斷在掛有毛澤東頭像的天安門廣場﹑在位於復興門附近的中央電視臺門口﹑在位於官園的中紀委門口和號稱正義路的北京市委市政府門口﹐親眼目睹過上訪告狀和抗議示威的人群。看過傅國涌的文章﹐我才了解到“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政當局對於信訪人的還算人道的態度﹕“前不久﹐國家信訪局局長周佔順在接受《半月談》雜誌專訪時說﹐當前群眾信訪特別是集體信訪所反映的問題80%以上是有道理的﹐應該解決也可以解決的。但是恰恰就很難得到解決﹐這個80%大致上也反映了信訪制度的缺陷和弊端﹐這位在其位謀其政的信訪局長也坦承現行信訪制度的不完善。隨着25年的經濟改革﹐我國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都已發生深刻變化﹐弊端叢生的信訪制度也面臨着改革和完善﹐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真正擔負起‘保持政府與人民之間密切聯繫’的職能。”
傅國涌是一位有政治眼光的民間學者﹐他從制度建設入手所提出的關於信訪立法﹑信訪程序﹑信訪法庭﹑信訪人和信訪報的建議﹐具有相當的建設性和合理性。不過﹐他的“信訪制度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的吶喊﹐具有更多的道義力量而偏偏缺乏切實可行的操作性。道理很簡單﹐任何制度性的改革都是社會力量搏羿妥協的結果﹐現在的根本問題卻在於成千上萬的信訪人群體﹐一直處於性命難保的赤貧狀態﹐不足以構成與黨政當局搏羿對決的意志力量和經濟實力﹐中國社會也沒有形成充份關注信訪人的合理訴求的民間力量。與其等待相對滯後的黨政當局自覺自願地進行信訪制度改革﹐不如現在就聯合動員相關方面的熱心人士行動起來﹐依照現行憲法和法律賦予中國公民的正當權利和正當程序﹐成立一個或幾個信訪人援助暨研究協會之類的民間實體﹐通過相對自由的網絡媒介﹐最大限度地公開信訪人的個人案例和信訪歷程﹐以輿論和信息的力量爭取來自政府當局和海內外人士的同情關注﹐並以相對低廉的信息成本取得最大限度的人權成果﹐最終促成包括司法獨立﹑輿論獨立﹑文教獨立﹑黨派獨立和軍隊國家化在內的現代民主制度的全面實現。
我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上善若水的《上訪村﹐誰的眼淚在飛﹖》。上善若水顯然是一個筆名﹐真實身份是“我們北京理工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會的四位同志”中的一位或幾位。在冰天雪地的2003年11月22日﹐他們在一位專門為信訪人開設簡易旅館的“劉老闆”的指引下﹐探訪過“北京南站那些露天睡在野地﹑橋洞﹑路邊的上訪群眾”﹐也就是國家信訪局局長周佔順說的“所反映的問題80%以上是有道理的﹐應該解決也可以解決”的信訪人。作為一個從小吃不飽穿不暖的農民子弟﹐我雖然沒有在冰天雪地中身臨其境﹐對於這些信訪人所經受的極不人道的苦難還是能夠感同身受的。
一周之後﹐“上善若水”們再一次走進“上訪村”時﹐同行的還有“中華女子學院中國農村婦女發展研究會的四位同學和幾袋她們募捐來的衣物。”從這些來自高等學府的青年男女身上﹐我看到了在中華民族中已經變得極其稀缺的人性的火種。在他們的影響和帶動之下﹐假如能夠有更多的男女青年特別是高等學府的在校學生們﹐自覺自願地把走訪和關注包括信訪人在內的弱勢公民當作一種獨立自主的社會實踐﹐並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整理成文字和圖片資料公諸于眾﹐必將會形成一種直接推動制度改革和社會進步的輿論力量和威懾力量。
幾天前偶然得知﹐近年來一直關注農民利益的于建嶸博士已經得到最高當局的約見﹐這一信息至少透露出當下的黨政當局﹐依然存在着前進一步的可能性﹐無論這種可能性多麼微不足道﹐都應該比暴力奪取政權的造反革命更具有建設性。基於這一信息或事實﹐我衷心希望像于建嶸﹑李昌平﹑孫大午那樣已經公眾化的維權人士能夠登高一呼﹐同時也希望擁有一定經濟實力的民間人士能夠慷慨解囊﹐共同創立一個或幾個信訪人援助暨研究協會之類的民間實體。不具備操作能力的我本人﹐是很樂意于在這種由民間實體所創辦的信訪網站中擔任一名文字義工的。
2003/12/30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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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我國信訪條例修改在即 何去何從引發爭議
2004年11月18日
改革前夜的針鋒相對
11月7日，社科院研究員于建嶸在赴外訪問的前夜致信溫家寶總理。他在信中表達了對即將通過的信訪條例修改稿的擔懮之情：“目前有關部門提出的《信訪條例》修改稿，雖然較原條例有進步，但沒有真正體現信訪制度的改革方向，信訪問題關系到國家政治穩定，切不可為了應急而草草出台。”
据記者了解，這一被于建嶸建議謹慎對待的新條例修改稿原定于11月底討論通過。知情人士介紹，“基本上已經板上釘釘，就等著通過了。”11月4日，本報《國內首份信訪報告獲高層關注》的文章見報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永康的批示，國家院法制辦《信訪條例》修改小組專門听取了于建嶸的意見。
几乎是在同時，四川傳來消息，引起巨大爭議的《四川省信訪條例》(草案)經過一年多的起草、修改，有望在11月下旬的人大常委會上表決通過。四川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陳雙全透露，該條例旨在加強信訪机构的權力，賦予信訪机關交辦權和督辦權。
“信訪的產生有著深層體制上的原因，在目前，相關改革還未到位，取消信訪制度是無法做到的。而通過對信訪立法改革信訪制度則是目前一個較好的化解辦法。”陳雙全主任以此反駁了此前于建嶸提出的弱化信訪權利救濟功能的觀點。
而事實似乎已經表明，由國家信訪局主導的信訪條例的修改，其方向也將是走強化信訪机构職權的路子。信訪机构將有可能承擔更多解決問題的功能，“不再只做二郵局”。而這恰恰是于建嶸急切希望阻止的。
信訪制度到底該弱化還是強化？到底該走向何處？盡管強化信訪制度的改革信息似乎已趨明朗，但社會各界卻遠未達成共識，還在爭論之中。
關門還是開門
信訪條例的修改是在悄無聲息的情況下進行的。它繼續沿襲了以前部門立法、關門立法的傳統習慣。在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直接關注下，國家信訪局在這一時期一直著手考慮修改現行的信訪條例。直到11月4日，部分專家被邀請至信訪局時方才得知，他們手中拿到的新條例草案預計在本月底通過。
据記者了解，相對老條例，新方案最明顯的變化是部分擴大了信訪机构的權限，增加了一些“實權”。此前，國家信訪局研究室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就表露，信訪机构權力有限是導致信訪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但由于嚴格的保密措施，記者無法獲知更多有關擴大權限的具體內容。
有鮮明對比意味的是，与國家信訪條例修改的低調不同，四川的信訪條例制訂工作卻十分高調。
2003年8月，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將信訪條例納入立法計划，并成立了條例草案起草小組。“整個條例采取‘開門立法’，”陳雙全介紹說，“起草小組除了听取部分市、區法院對信訪工作的意見外，還將條例草案送到四川省各市、州人大常委會和省級有關部門，并在人大网站、《四川日報》等媒體上向公眾公開征求修改意見。”
在解釋何以如此重視信訪條例的時候，陳雙全直言不諱。他介紹，2000年至2003年，四川省行政机關、審判机關和檢察机關的信訪量一直居高不下，權力机關信訪量增加43.9％。“從北京領一個上訪者回來，要耗掉1万元人民幣，這是有關部門給省人大匯報的數字。”陳雙全認為，拋開社會穩定等因素不說，僅從這一點來看，上訪帶來的經濟壓力就非常巨大。
此前，四川一直參照現行國務院頒布的信訪條例行事。但條例只是規范行政机關的信訪工作，對于人大、法院、檢察院的信訪工作，并未納入。隨著老百姓對“一府兩院”的監督越來越熟知，“參照原有信訪條例已經不能适應目前的形勢”。
比照四川省的做法，眾多學者由此對國家信訪條例的修改程序提出异議。于建嶸在給總理的信中語气懇切地表示，“信訪政策的修改，應當預先組織專家學者和實際工作者進行充分論證，并可以考慮組織公民廣泛參与討論，切不可為了應急而草草出台。”
“當新鞋子沒有到手時，不要扔掉舊鞋子”
四川信訪改革大膽之處在于，信訪机關被授予交辦權和督辦權。這使信訪机關這個曾經的“傳聲筒”變成了一個“實權單位”。更鮮明的是，明确了有關部門在交辦和督辦過程中的法律責任，并在全國首次提出行政問責制，直接授予信訪机构對辦理机构人員處分的建議權，通過明确法律責任，防止置之不理。
這似乎正代表了目前主流的信訪改革方向。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鋼建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信訪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只有不斷加強，不能弱化。他認為，信訪說到底就是體現了公民的請愿權利，而這一權利是公民政治權利中非常重要的一項。
談到現行千分之二的信訪解決問題率，杜鋼建認為，沒有權威性是現在信訪机构遇到的最大問題。“信訪部門所能解決的問題實在有限。我知道他們的工作人員其實也非常辛苦。”
所以，一直以來都有聲音要求加強信訪部門的實際解決問題的權力。
杜鋼建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政府的理念到位不夠。現行信訪部門和其他部門一樣，只是政府之下的一個普通机构。很多人并未意識到，信訪机构實際上并不是代表本部門而是在代表一級政府行使權力。“它級別不高，又沒有實權，面對問題沒有處理性和強制性手段，怎么可能解決什么問題呢？”這位學者認為，必須要強化信訪在政府序列中的地位，信訪部門的領導應該是政府的主要領導才行。
作為一名政治學者，中國科學院國情中心研究員康曉光認為，信訪部門的功能無非兩個：信息反饋和解決問題。“如果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誰愿意勞民傷財甚至傾家蕩產地來北京。但如果信訪部門沒有足夠的權力解決問題，那就是形同虛設。” 因此，作為強化信訪的支持者，他提議賦予信訪部門更多如調查、督辦甚至彈劾、提議罷免等權力。康曉光非常認可四川的做法，他認為行政問責制必須与信訪結合起來才可發揮真實的作用。
談及可能傷害到司法救濟性的問題，一些學者并不以為然。杜鋼建認為，中國目前的權利救濟方式不是太多了，而是嚴重不足，不能僅依賴司法救濟這一條路。
康曉光則提醒記者，不要無視中國的國情。“我們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國家，在司法難以真正獨立的情況下，中國需要這么一套反饋系統來了解社會存在的問題，了解民眾的需要。這是一個沒有門坎的系統。”正如一位普通老百姓對現階段傳聞可能取消信訪表示強烈不滿時說，當新鞋子沒有買到手的時候，先別忙把舊鞋子扔掉。
“上訪洪峰不是一個新條例能解決的”
顯然現在的信訪改革討論鮮明地分成了強化派和弱化派，于建嶸在這場論爭中是比較孤獨的一個。他的“弱化信訪權利救濟功能”的觀點遭到了強有力的質疑。有人認為是不考慮中國國情的理想主義，更有人認為是迂腐。但他依然在作最后的努力。 “我實在不希望看到權力得到擴張的信訪，這和信訪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馳。”
他對本報記者說，目前有關部門提出的《信訪條例》修改稿試圖強化信訪机构職權，并且規定了許多明顯違反憲法的禁止性條款。
于建嶸認為目前不是修改《信訪條例》的最佳時机。信訪量連續十一年增長，信訪問題已經變得十分敏感，各級政府和信訪公民都處于信訪的高壓之下。“中央几次有關信訪的新舉措都帶來了新的信訪高峰。在這种形勢下，出台新的《信訪條例》，有可能引發新的信訪問題和新的社會沖突。”
“上訪洪峰不是一個新條例能解決的。”農民學者李昌平提出了他對條例修改的三個擔懮：如果授予信訪部門太大的權力，信訪部門解決的問題越多，依法行政的可能性就越小，引發的問題會更多；如果上訪規范越嚴，老百姓上訪的成本越高，下情更難以上達，底層的問題會更多；如果新條例規范的對象實際只是老百姓，那后果更難設想。
通過對信訪制度長期細致的調研，于建嶸向國務院法制辦及溫家寶總理提出了一套完整建議。
于建嶸建議從行政、法律、政治三個層面考慮對信訪制度進行穩妥而有步驟的改革。他認為，短期的行政治標之策是給各級党政部門減壓和給信訪公民松綁，用以減小信訪的規模和沖擊性，維護社會穩定。首先是，中央減少對地方党政領導的壓力，不按信訪量給各地排名，取消信訪責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來京接訪；其次，中央信訪部門不再給省市開信訪移辦單；不對信訪公民的信訪級別作特別的限制。另外，由信訪地公安机關依法處理因信訪而發生的治安案件。
于建嶸解釋，這樣做的理由是：減弱信訪的權利救濟功能，降低群眾對信訪的預期，會迅速使一些信訪案件平息，減少群眾進京走訪。“給地方政府減壓，才能給中央減壓，才能加強和鞏固中央的政治權威。”
法律層面的治理被于建嶸認為是中期步驟，即強化各級司法机關接受公民告訴、申訴及處理案件的責任和能力，由司法机關承辦目前積壓在信訪部門的案件。顯然，這一作法的目的是通過樹立國家司法机构的權威，把社會矛盾的解決引導到正規的司法渠道，逐步減少信訪以及伴隨信訪的非制度化公民的政治行動。
于建嶸堅持認為，信訪制度的長期政治治本之策是撤銷各級政府職能部門的信訪机构，把信訪集中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來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
“這樣，不僅使信訪工作獲得一個權力主體，同時也使信訪工作具備了應有的問責性，即向人民負責的特質。”于建嶸始終強調應該加強人大的職能，“把信訪集中到人大后，可以建立一套統一的科學的信訪登記體系和檢索體系，不僅可以准确統計信訪量，而且可以節約大量的社會資源，克服目前信訪公民盲目投訴、反复投訴、多方投訴造成的巨大資源浪費和政治信任流失。”
于建嶸提出依靠“法治”和“人大監督”的終極解決方案，被很多人認為過于“天真”。質疑的聲音認為，很多人就是因為在當地的司法机關和人大机构苦告無門之后，才轉而上訪的，現在又把他們推回到這些机關面前，不是又回到矛盾的起點嗎？
于建嶸并非不清楚，信訪問題的背后是一個需要進行系統改造的體制難題。但他認為，“即使給信訪放權，我相信千分之二的解決率不會提高多少。”強化信訪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向，而以此為契机，促進司法救濟功能和人大監督作用的發揮，才是改革的正途。
爭論還在繼續，新條例可能即將通過。這個与中國政治體制、公民生活息息相關的信訪制度到底如何去從？也許不久就會有答案。
(來源﹕南方週末 作者﹕駐京記者趙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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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于建嶸信訪辦撤消是否有利信訪制度改革引爭議
2004年11月17日15:37 時代人物週報
本報記者 劉輝
于建嶸的辦公室里，到處整齊地碼放著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半年多來，他所收到的信件已超過2万封，大多是一些上訪者寄來的。
此前，他牽頭的一個關于信訪制度的調查剛剛結束。這次被稱為”迄今為止國內最大 規模的針對上訪人群的調查”，所得出的結論–一篇題為《信訪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調查報告震動了各界，而于建嶸也成了上訪者訴求的對象。
11月7日，國務院法制辦《信訪條例》修改小組听取了于建嶸關于暫緩通過該條例修改稿的意見，并希望他能夠向有關領導呈送書面報告。在這次報告會上，于建嶸建議從行政、法律、政治三個層面考慮對信訪制度進行”穩妥而有步驟的改革”。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撤銷信訪辦，將其受理的各种案件移交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處理。
而在今年8月份，胡錦濤總書記曾批示，要求建立信訪”聯席會議”制度。
种种跡象表明，現行信訪制度的改革已經悄然啟動。于建嶸的學術成果無疑是其推動力之一。
被异化的信訪制度
于建嶸是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長期住在農村研究”三農問題”。對于農民權益的多年調查研究，使他開始關注信訪制度，因為”上訪者多是農民”。
2004年5月，在科技部國家軟科學基金支持下，由于建嶸帶頭的6人課題組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對上訪人群進行調研。
”這次調查對632位進京上訪者進行了問卷和深度訪談，与部分信訪官員進行座談及進駐’上訪村&a pos;體驗生活，分析來自全國各地的2万多封控告信。”于建嶸說。經過5個多月的調查，課題組認為，信訪制度存在諸多缺陷，已經不适應目前的市場經濟環境。
中國的信訪制度确立于1951年，當年6月7日，政務院頒布了《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1 982年以前的信訪反映的問題多是”政治型”，容易判定。于建嶸表示，在解決個人政治問題上，信訪制度曾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中國政法大學應星副教授把1982年以后的信訪概括為”安定團結型信訪”，信訪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化解糾紛、實現救濟。
于建嶸認為，”安定團結型問題”應該由司法部門解決，”功能錯位”是信訪制度的一個突出問題。上訪者想反映的回答涉及到土地、基層選舉、腐敗、亂收費、打擊上訪等各個方面，但信訪部門并不具備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國家信訪局研究室主任張彭發也坦言，”權力有限是信訪部門的問題之一。”
在接受調查的2000多人中，只有3人表示因為上訪才使自己的問題得到了解決，而解決的方法是有關領導人做了批示，引起了當地政府的重視。
”在一定程度上，信訪制度是以中國傳統社會長期存在的’人治’思想為基礎的。”于建嶸說，”其嚴重后果是，客觀上會消解國家司法机關的權威。”
上訪者往往把信訪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濟、甚至國家司法救濟的一种特殊權利。他們在當地有關部門解決不了問題后，動輒上訪。于建嶸說，這直接導致了司法權威在人們心目中的弱化。信訪制度最初只是供人們提意見、建議的，后來變异為一种權利救濟方式。
弊端叢生
來自湖南衡陽的劉玉萍，七年來因為上訪的花費已經超過了10万元。接受《時代人物周報》采訪時，她手里拿著几枚硬幣，正站在北京街頭為晚上的住宿問題發愁。由于儿子因舉報犯罪人員卻被抓，她昨天又赶到了北京，”找有關部門反映問題”。
本來打算多找几個部門的，但在公安部填了張表后，她決定不再找其他部門了。旁邊的一位上訪者告訴她，自己的材料已經遞上去10天了，還沒有消息。
社科院的調查報告顯示，自1993年以來，信訪量連續11年增長。2004年第一季度，國家信訪局受理群眾來信同比上升20.2%。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職能部門都設有信訪机构，但相互之間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隸屬關系。中央信訪机构對地方及其他部門信訪机构之間的管理協調能力也十分有限，這樣很容易導致各級信訪机构在缺乏必要監督情況下對信訪案件層層轉辦，結果是信訪不斷升級，最后各种問題和矛盾向中央匯集。
中央高層顯然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根据胡錦濤總書記批示而設立的信訪”聯席會議制度”，就要求各部門合作，跨部門、跨行業解決信訪突出問題。但劉玉萍表示，她是在當地的聯席會議工作組沒有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才來北京的。
在于建嶸看來，”聯席會議制度”只是治標之策。以往的事實已經表明，國家几次有關信訪的新舉措都帶來了新的信訪高峰。
比如中央曾确立了信訪責任追究制，并按信訪量給各地排名。這個政策的初衷是想把問題解決在基層，但客觀上給地方政府帶來了壓力。一些地方政府在高壓下，對信訪者進行收買、欺騙甚至打擊迫害。社科院的調查報告顯示，632名直接被訪者中，有56.2%的上訪是因為”政府打擊、拘捕領頭上訪的農民”。
信訪衍生的問題還不止這些。來自遼宁的一位上訪者表示，之所以滯留在北京是因為沒臉回去。”來(上訪)了，沒解決問題再回去，他們更會整死你的。”調查數据顯示，50%以上的上訪者，曾因為上訪遭到各种報复。
這些不能回家的上訪者一般聚居在北京南站的”上訪村”。對他們來說，上訪儼然已成了一條”不歸路”。
改革：強化還是弱化？
”是制度本身有缺失。”于建嶸認為，信訪制度要改革就不能拖泥帶水，”必須徹底”。現在，他已經自己擬定了一套改革方案：
行政方面，給各級党政部門減壓，給信訪公民松綁，以減少信訪的規模和沖擊，維護社會穩定；法律方面，由司法机關承辦目前積壓在信訪部門的案件，并在司法机關實行直屬管理，与地方財政脫鉤，保持獨立；政治方面，撤銷各級政府職能部門的信訪机构，把信訪集中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來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從而在根本上解決信訪問題。
”主要是克服信訪者盲目投訴、反复投訴、多方投訴造成的巨大資源浪費和政治信任流失。”于建嶸說。
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的周海燕此前也曾表示，樹立司法的最終裁判權威，才是中國信訪走出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
但國家信訪局張彭發主任則与他們的主張相反，他提出應該強化信訪，加強現行信訪部門的權力。著名學者傅國涌先生也主張對現行信訪制度進行改良，他認為由于現行信訪條例沒有涵蓋立法、司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員，才造成信訪部門沒有權力履行條例上的承諾。因此，首先要在法律上完善信訪制度，甚至可以設立”信訪法庭”，專門用以處理信訪案件。
在理論界爭鳴的同時，一些地方信訪部門已開始主動”求變”。
為了強化信訪件承辦工作，北京市通州區實施了”見面”制度。該區信訪辦的一位李姓工作人員告訴《時代人物周報》，”見面”是指信訪件与具體承辦部門的領導要見面，承辦部門要交代信訪件具體辦理的各項要求和時限，并簽訂責任書；在時限范圍內，承辦部門要將調查情況及處理結果當面告訴信訪人；遇到一些特殊信訪件可以提前告知信訪人辦理進展情況，穩定信訪人的情緒，減少重訪；而對于”見面”制度的實施效果，通州區信訪辦的工作人員則表示不便多談。
劉玉萍則對可能弱化甚至撤銷信訪制度感到困惑：”要是取消了，人民怎么与中央溝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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