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3日讯】工业的革命，新的秩序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扩大。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进一步的向世界扩张。引起了当年先进 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中国、印度)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不仅仅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实际上是多少年来从地中海地区这一最早承认个人有权支配得到认可的私人领域的地方，发展出的西方社会秩序进一步扩张的结果。
一 新秩序
这一秩序的主要特征为，强调分立的财产，俗称私有财产，在保障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由此产生的被保护的个人自由。这两点，是西方秩序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要素。
在原始时代，人们群居，以采集与狩猎为生，那时不可能有个人财产。“因为在他们中间，发现某个食物来源或藏身之地的人，有义务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他的伙伴。”后来人们有了制造耐用工具的能力，而这一工具是属于制造者，“贵重物品所有权的分化，有可能是在群体相濡以沫的必要受到削弱，个人开始为更有限的群体——譬如家庭——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的。很可能是让一份有效益的财产保持原状的必要性，逐渐导致了土地集体所有向个人所有的转变。”财产的分立，创造了交换的条件。而交换的产生，又促进了分工及财产的进一步分立。逐步演化出了现代社会。这一演化过程是自然和漫长的。
在经济秩序发展的同时，带来了新的习惯与道德。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不情愿甚至痛苦的。对旧时代那种大家庭式的，集体主义的秩序的留恋，一直徘徊于人们的心底。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向往恢复斯巴达反商业活动行为方式的怀念，到后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都是对旧日集体主义道德的向往，其实是对受全权政府主宰的微观秩序的渴望。他们导致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的产生。
在欧洲历史上，新的秩序的发展虽然不一帆风顺，但由于古罗马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个人财产绝对观念上的一个私法楷模，因此其发展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是先进的。
新秩序的扩张手段，是贸易。正像孟德斯鸠所说：是商业把文明和文雅的举止传播给了北欧的野蛮人。商业文明，带来了更好的物质生活和更新的道德思想，所以易于被人接受，这是为什么新秩序能够扩张。航海技术的进步，使这新秩序扩展到东方成为可能。
二 扩展
当时的东方，特别是中国，被强大的中央政府所控制。虽然个人有自己的财产，但这个财产分立却是极初步的。这一财产是天子所封，可以因各种原因被充公，没收，甚至个人及家族成员生命以同样有被消灭的危险。没有财产分立，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交换，也不可能有以不断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更不可能有大的市场。人的意识，自然还是以集体主义为主流，尊儒，贬低商业。因此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是落后于西方的。通过贸易和传教士，中国人不仅见到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同时领教了西方的价值观念。有关此类事件，在一些清末文学作品内都有记载。让我们看看一些在当时出现并一直受争议的事物。
* 租借与飞地
在中国与西方贸易和政治交往趋向频繁之际，西方商人与政治家开始在中国长期居住，同时建立了西方的海关金融等场所，加之当时中国社会治安不佳，于是，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一些沿海城市出现了租借。租界的占地一般很小。中外人士均可在租界内居住，是外国银行和政府机构所在。由外国人管理与控制，有自己的警察和武装，因此治安情况好于租藉以外。保证了中外之间贸易及其它交流。这种租借没有出入限制。另外还有一出入有限制的些飞地，但实际上不管是飞地或租界，内部居住的中国人都大大超过外国人。
* 治外法权。
西方同中国往来，中外双方都有些困惑。一则中国官员不热心于管理国外事务，二则当时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法律程序，并且以西方人看来，中国当时的刑律过于残忍，因此外国人犯罪都是由本国法庭审理。以避免不必要的不愉快和误解。后来，二十世纪初，八个国家和中国政府一起，建立了领事法庭，专门审理外国人的案子。
治外法权和领事法庭，并非在中国独有。日本，泰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有过类似的外国豁免当地法律的条约。即使目前，类似治外法权的一些条约仍旧存在。像status of forces 条约，规定了所有在自己国家以外的士兵，范了法，都要在自己本国的法庭受审就是一例。另外还有外交人员的在其服务的国家的法律豁免权。
* 势力范围
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殖民潮再一次兴起。殖民者的注意力转向非洲。在那里划分势力范围，进行商业开发，同时制定了有关势力范围的法律。自二十世纪初殖民方向转向东方，主要是中国，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在势力范围内，范围所属国的公民，比当地居民有更多的特权。有的甚至提出领土要求。
我们可以看到，租界和治外法权，都是为保障东西贸易而立的，而势力范围是为了西方列强在进行海外贸易时互不发生冲突而立。虽然有利于贸易，但其贪婪歧视与无道德却颇为露骨。
除了贸易，洋人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医院，学校，使中国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和先进技术。像清华，北大，崇德，笃志等大中学校，协和医院等，都是上个世纪初洋人所建。另外洋教士在中国兴办教育，传播科学知识，扶困济危、帮助弱势。“每到一地，都从帮助弱势群体切入。他们建立孤儿院，收容孤儿和弃婴。” “而正是传教士医生，在临床观察中积累了大量鸦片毒害人身体，破坏家庭生活的资料，并在他们本国信徒的协助下，发起了抵制鸦片贸易的运动。经过他们长期的抗争，终于迫使英国政府立法，取缔了鸦片贸易。”他们救济灾民“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为中国的进步所作的贡献不可抹煞。
因此，西方进入中国，并不是用枪炮，而是以贸易为主，传教士为辅。枪炮的使用是由了冲突之后。
三 冲突
当时的许多官人及平民，对外来的文化，可以说集中了西方新秩序发展中所遇到的两种不同的感情：羡慕现代的物质，又不愿丢掉旧有的秩序。特别是中央政府官员对自己地位的担忧，与西方商人的贪婪与傲慢，使矛盾激化。
正如哈耶克所说：“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社会主义者在讨论——或原始人遇到——商业活动。贸易和金融制度时，产生的一些特别强烈的态度和情绪。”因为经济活动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为达此目的，人们在贸易活动中就要贱买贵卖，信息保密，这对习惯于原始社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原始道德意识来说是肮脏的。因此他们把经商视为投机倒把，认为，“无商不奸”。“生意人一直是普遍受到鄙视和道德诅咒的对象。……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生意人的行为违背了存在于原始群体中的互助模式”（麦尼内尔，1981：35）。加上这些生意人又是来自海外，人们不去想这些生意人是怎样历尽千辛万苦，必须有多大的勇气在各种不同民族前屈尊求助来换取利润，不去想他们带来的货物，更不去想这一商业活动对中国带来的长远利益，只是对这些商人从中国换走的“利润”耿耿于怀，排外主义油然而生。这一排外情怀很大一部分是对新秩序的抵制。
另一面，为了追求利润，英商与中国腐败官吏勾结，将被中国禁止的鸦片运入中国，以消除因中国茶叶出口带来的赤字。最终引起了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使香港被英国租用一百年。
外商的贪婪与无理，与中国本土落后与愚昧的冲突的高峰恐怕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了。当时中国北方农民，在清政府的统治下生活艰难，加之大旱，民不聊生，于是有了义和团。义和团把矛头指向清廷和洋人。许多教士全家数口遇难。成千的洋人及中国教徒被害。当时的清朝政府明显地感觉到了新秩序对清廷的威胁，于是提出了：扶清灭洋。利用义和团打击洋人。致使义和团进京，洗劫外国使馆。而慈禧太后不顾劝阻，向洋人宣战。导致八国联军进京。
四 历史教训
与西方的贸易，使中国人看到了西方政治与经济体制，及在这一体制下产生的丰富的物质文明。比较之下，凸现了中国政治的腐败和落后的经济，金融体制。当时一些中国官员，为了私囊，不惜将中国的资源卖给洋商。更不要说腐败的清廷。如果当时清政府能够顺应形势，进行改革，首先进行本身体制的改革，有了清廉的政府，和与西方接轨的政治体制，法律程序，中西的冲突就不会这么惨烈。这就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可当时的清廷并没有认识这一点，反而以为中国的软弱是由于没有洋枪洋炮的缘故。更没有想到，西方的进入，为中国的进步提供了锲机。虽然商人们追求的只是利润，但贸易带来了新的秩序，带来了进步的社会。这就叫，歪打正着。
香港的发展最能说明问题。英国进行非法毒品贸易，挨了打，中国反租香港与英作为赔偿。本是个天大的冤案，可因此新秩序入港，便有了香港的繁荣昌盛。香港回归时，不去总结历史，只一味的声称洗刷民族耻辱，并不利于自己的进步。
面对历史的是是非非，要有清醒地认识，必须有宽宏的胸怀，不能对自己有利的就宣扬，不利的就篡改。不能不承认，在这方面西方做的就比东方好。香港回归时，英媒体就公正地介绍了历史，并诙谐地说，原来英国政府是个“DRUG DEALER”（毒贩子）。而对义和团及八国联军的史实，大陆仍旧是遮遮掖掖。
由于认识不清，和肆意的歪曲，许多国人至今对百年前的屈辱耿耿于怀。在讨论国际和中国的形势时，有人曾声称，那些为美国及西方国家说话的人请先把八国联军的侵略给我说清楚！认为中国就要向西方说“不！”。这对中国目前民主政体的建立是不利的。因为这一政体毕竟是从西方来的。我们如果不能对百年前的事做深刻的检讨，不能吸取教训，甚至以此作为拒绝或半拒绝接受新秩序的借口，继续拒绝民主改革，逆潮流而动，自己反而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另外，对西方国家百年前所干的坏事，也不能因为他们发展了新秩序而一笔勾销。虽然香港兴旺发达了，但卖鸦片还是罪恶。可喜的是，随着新秩序的发展，世界贸易的发达，世界公认的贸易，外交法律越来越完善。虽然那些法律主要是为世界贸易及国家关系而作，但同时也成了新秩序的扩张的保障。加之世界各国大部分进行了本土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更加有利于新秩序的推广，百多年前在中国发生的悲剧很难再发生了。
但这并不是否认新秩序的发展仍有坎坷。目前世界恐怖活动就是对新秩序的拚死抵抗。但不管怎样，新秩序充满了活力，因为它的优越性已是有目共睹，致使人心所向。
（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
（还历史一个公道—简论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贡献）
10/1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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