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5日訊】讀了金谷讓先生的《關於“大東亞共榮圈”來源的一個事實》後﹐感想頗多。金谷先生這篇文章告訴我們一個事實﹕“大東亞共榮圈”的想法不是日本人獨創的想法﹐而是在一九世紀末期到二○世紀中期的帝國主義全盛時期﹐當時的軍事家們對國家安全的一種看法和認識。
在中國﹐關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文章可謂不可計數﹐可是論述到日本為什麼要侵略中國的這個問題上﹐中國學者們基本達成一個了共識﹕“日本侵略的動機或目的是想要滅亡中國。”更具體地說就是“日本試圖把中國變成大日本帝國的一個省。”現在還有人基於這個判斷﹐推論說﹕“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至今未死。日本政客修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等為侵略戰爭翻案的行為﹐就是企圖把侵略戰爭正當化﹐為將來再次發動旨在滅亡中國的侵華戰爭﹐進行輿論準備。”
這種觀點在中國流行的一個原因﹐很可能是中國（這裡特指漢族居住的中原地區）的漢族政權或國家﹐在歷史上曾經多次遭到少數民族的入侵而滅亡。在過去的1000年中﹐外來入侵的少數民族統治整個中國364年﹐還有144年中國的中樞地區（中原）被入侵的少數民族統治﹐這樣過去1000年中﹐外來入侵者統治中國的主要地區的時間竟長達508年﹐而漢族統治整個中國的時間只有492年。
在這樣的情況下﹐佔中國人口95%以上的漢族人﹐總有一種危機感﹐他們總是下意識地感覺到什麼時候又會有一個別的民族來侵略中國。蒙古人侵略和滅亡中國後﹐又來了滿族人侵略和滅亡了中國﹐那麼滿族人之後又會是誰呢﹖現在中國人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在滿族人之後﹐企圖侵略和滅亡的中國將是日本人﹐因此日本成為中國下一個必須警惕和防備的對象。
有人認為1937年日本入侵中國﹐就是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證據。然而這種看法值得討論的地方太多了﹐首先它混淆了“佔領”和“滅亡”的概念。儘管在中日戰爭中﹐日本曾經佔領了大半個中國﹐但這並不能作為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直接證據。這就好比最近美國出兵伊拉克﹐佔領了伊拉克全境﹐這並不能解釋成美國企圖滅亡伊拉克﹐或者解釋為美國企圖兼併伊拉克的領土。
美國出兵伊拉克的動機是什麼呢﹖原來美國政府認為伊拉克反美的候賽因政權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所以出兵用武力推翻候賽因政權﹐換上一個親美的政權。同樣當年日本出兵中國的動機﹐也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與美國出兵伊拉克一樣﹐當年日本政府認為反日的蔣介石政權構成了對日本的威脅﹐所以出兵用武力推翻蔣介石政權﹐換上一個親日的政權﹔第二種解釋就是日本出兵是企圖滅亡中國﹐試圖把中國變成大日本帝國的一部份。
中日戰爭的表面事實似乎都支持第一種解釋﹐因為日本出兵中國把反日的蔣介石政權趕走後﹐扶持了一個親日的汪精衛政府﹔日本並沒有像日韓合併那樣﹐把中國的領土合併入日本的版圖。至少從表面上看﹐日本當年在中國做的事﹐與現在美國在伊拉克做的事一樣﹐都是依仗武力的強權政治﹐按照自己的喜好改變其他國家的政權。美國出兵伊拉克引起世界範圍的反對﹐當年日本出兵中國同樣引起了世界範圍的指責。
日本出兵入侵中國並沒有什麼正當性可言﹐對於這一點﹐可以說包括大部份日本人在內也都承認。但問題是很多中國人並不滿足于第一種解釋﹐他們不認為日本入侵中國的動機僅僅是想要推翻中國的反日政權﹐換上一個親日政府﹐他們認為日本入侵中國還有更加險惡的動機﹐這就是日本企圖滅亡中國﹐把中國變成大日本帝國的一部份。
儘管“日本入侵中國的動機是滅亡中國”的看法並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持這種看法的人猜測日本入侵中國﹐是日本滅亡中國的第一步﹐等時機成熟後日本就要把中國並入日本版圖了。但不管怎麼說﹐要說日本有滅亡中國的野心﹐單憑主觀的猜測是不夠的﹐總需要相應的證據才行。
現在中國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田中奏折》﹐因為《田中奏折》中明確說﹔“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多少年來﹐中國一直把這個《田中奏折》當成日本有滅亡中國之野心的最直接證據﹐甚至編入了中學歷史教科書。
《田中奏折》據稱是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呈給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可是《田中奏折》的真實性卻很讓人懷疑﹐現在日本人幾乎都認為《田中奏折》是偽造的。1929年2月﹐《田中奏折》的中文譯文最早在中國的報刊上登出﹐引起了軒然大波。不久日本的外務省向中國國民黨政府抗議﹐說《田中奏折》是偽造的﹐但當時人們並不太相信日本政府的說辭。
但是《田中奏折》只有漢語版本﹐始終沒有看到日語的原文版本。而且日本戰敗後﹐中國方面把《田中奏折》作為“日本圖謀征服世界”的罪證﹐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提出﹐但美國辯護律師反駮稱“文章的記述矛盾點多”﹐這個“日本圖謀征服世界”的罪證以證據不足被否決。
現在看來《田中奏折》是偽造的可能性極大﹐可是如果《田中奏折》是偽造的﹐那麼“日本有滅亡中國野心”的最重要證據也就沒有了。而“日本有滅亡中國的野心”的第二個證據就是“大東亞共榮圈”。日本當年提出要建設包括中國在內的“大東亞共榮圈”﹐不少中國人理解這就是變相地兼併中國。
可是金谷先生《關於“大東亞共榮圈”設想的重要文件》一文﹐又推翻“大東亞共榮圈”和“日本有滅亡中國野心”的聯繫。根據金谷先生的考證﹐日本最早提出“大東亞共榮圈”思想的人﹐是江戶時代的政論家山田方谷。但山田提出這個設想的目的是為了抵禦歐美列強對日本的侵略﹐是為了保衛日本的獨立和自衛﹐並不是為了征服和滅亡中國。而直接提出“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的人﹐居然是一個日本僱佣的美國人李仙得（C.W. LeGendre）。
這個李仙得在中國近代史上也算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人物（把LeGendre翻譯為“李仙得”太像中國人的名字了﹐不是太好。可是為了尊重前人﹐我這裡還是沿用前人的譯法）﹐特別是有關台灣的歷史基本都要提到這個人。李仙得于1867年任美國駐廈門總領事﹐他積極研究台灣﹐並直接和當地的原住民酋長締結有關救助海難條約。1871年李仙得出版了一本書《關於廈門和台灣島的報告》（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Formosa）﹐這是世界上第一篇詳細報導台灣的文獻﹐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1872年日本政府破例以年薪一萬二千元聘請精通台灣事務的李仙得為外務省顧問﹐這時李仙得就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北佔朝鮮﹐南佔台灣﹐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戰略計劃的《第四備忘錄》。不過李仙得提出這個設想的動機﹐也是為了“保持日本永久的獨立”﹐並非為了滅亡中國。
不過現在中國的主流看法是﹕日本是一個“侵略成性”的民族﹐一直在試圖對外侵略和擴張﹐《田中奏折》和“大東亞共榮圈”就是日本侵略和擴張的證據。可是在日本﹐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很少有人認為當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動機和目的是為了征服滅亡中國。這樣中日雙方在對中日戰爭的理解認識問題上﹐存在一個根本性的觀點差異。如果不解決這個根本的觀點差異﹐中日雙方對歷史問題的理解和解釋﹐就很難走出“各自說一套”的平行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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