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 我今年36歲了。人們說小時候的事很難記得住。可有一件事卻讓我36載難以忘懷。
36年前出生還沒滿月的我就隨父親，從內蒙古被押送到湖南勞動改造。父親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知識分子，文革中多說了幾句話，頭上就被扣上了5頂帽子，被定為反革命，遊街挨打。
我出生在冬天，沒想到初臨人世，就淪為囚徒。一家4口：未滿月的我、3歲的哥哥、剛生育還未恢復的母親，及飽受肉體和精神折磨的父親，挾著北國的寒氣被押到湖南。母親怕我路上受風寒，用一塊布把我包緊。一個多星期的火車、汽車、步行的奔波後，母親把布包打開，發現我全身的皮膚都潰爛了。先天不足使我從那時起就與各種病痛結了緣。
到湖南後，親屬都和我們劃清了界限。安家費又被村幹部私吞。一家生計無從著落了，父親不敢吭聲。被逼無奈的母親背著3歲的哥哥，懷抱未滿月的我到村幹部家門口論理，她已無所畏懼。村幹部有點嚇壞了，只好把安家費還給了我們。
在那個只有3戶人家的盆地裡，我們一家4口勞動改造了7年。
7年中讓我永遠難忘的那一幕發生在一個夜晚。由於絕望，父母把家裡能砸的東西都砸了，地上滿是碎玻璃。嚇呆了的我和哥哥坐在地上一動不動，母親以頭撞門，口中喃喃冤情。父親抄起家裡唯一的利器－切菜刀衝出門外，消失在夜幕中。陸續趕來的幾位村民也嚇壞了，知道父親已向黃泉。
朦朧的月下，崎嶇的山路上，一位村民小伙子背著我，空曠的山谷中迴盪著我稚嫩的呼喊：爸爸，爸爸，爸爸。。。
那是一個長夜，一家人在恐懼中等待了一整夜。第二天，父親回來了，沒有死。我不能想像父親經歷了多麼痛苦的精神折磨。其後的歲月中，我時常看到父親自語或對牆而語。想見他肉體雖沒有死，他敢說話的精神從那時起死了。母親因以頭撞門，從那以後30多年失眠至今。
那一夜在我腦海裡的烙印太深了，以至我的性格中總存留了傷痛的痕跡。
76年父親被平反後回到內蒙古。7年中，父親母親都已學會了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
很小時，我對父親說我不會涉及政治，不想再重複父親的經歷，父親說不可能。
89年，我在北京讀大學時應驗了父親的話。我參加了遊行和在天安門廣場上救援學生。6月4日早晨衝到天安門廣場時，北京已一片混亂。由於無法接近天安門，被退下來的人潮沖散，回到學校，看到同學滿身血污的白大衣，聽同學講述坦克和肉軀的故事。我們學校有兩位醫學系的學生不幸中彈死去。
96年初，久與病魔為伴的我又得了心臟病及尿路感染，兩個多月臥床不起。絕望中，一個偶然的機會學了法輪功而因禍得福，告別病魘，至今8年多再沒吃過藥。
同學們一個個地出國了，我也想找個清淨之地投身學術，兩耳不聞窗外事。98年如願以嘗來到美國讀書。飛機降落，我第一次呼吸到了沒有中共政治壓力的空氣。
好景不長，文革傷口未合，六四冤魂沒散，99年7月，迫害法輪功又起。不久，我的名字上了黑名單，在北京的妻子受到國家安全局的騷擾，驚魂未定的父母雖眼見我久病的絕望，卻受不了恐懼的壓力，勸我放棄法輪功。
2000年，妻子攜幼女逃到美國，我心裏踏實了許多，但仍擔心父母受累。果然不出所料，他們找到了我年邁的父母。每次和父母通電話，我都能感受到他們的恐懼。從文革至今，他們的這種恐懼就沒斷過。
逃避是從父輩學來的經驗，原以為逃到美國就可以真正的解脫，讀《九評共產黨》，讓我從迴避中正視現實。
幻想中共自身的轉變是因為對中共的瞭解和理解的幼稚。其破壞性的根本特徵決定只要其存在就會破壞。就像毒瘤，切除可能會造成很大的痛苦，不切除卻會造成生命危險。
每一個中國人，如果不想再幻想和逃避，就該讀一讀《九評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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