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0日訊】
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在呼喊：
“還要走多久？”
就這麽一直走到殉教的勇士頭撞列柱的地方
——師濤《一九九二年的肖像》
《一九九二年的肖像》是詩人師濤詩集《天堂的邊疆》中的組詩《與妻書》裏的一篇。也許在寫作這本詩集的時候，年輕的師濤已經預感到了自己悲劇性的宿命，所以他才會寫下這樣自問自答的句子。是的，在今天的中國，要選擇做一個真正正直的人、善良的人、熱愛自由的人，確實需要付出極其慘痛的代價。如同魯迅筆下的那個過客，師濤赤足走在荊棘上，鮮血淋漓也不回頭。
我是從曉波那裏得知師濤被捕的消息的。回家之後，我在網上看到了師濤的弟弟發表的一篇簡短的聲明，抗議對師濤的非法逮捕，要求還師濤以自由。據一名長沙市安全部門的官員宣稱，師濤的罪名與不久前被捕的趙岩一樣，都是“泄露國家機密”。這是一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莫須有”的罪名——這兩位弱不禁風、無權無勢的文人朋友，能夠通過哪些渠道知道那些寶貴的“國家機密”？如果連他們這樣的平頭百姓也知道了“國家機密”，那只能說明國家安全部門的工作實在是太不稱職了——最應該承擔“泄露國家機密”罪名的應當是他們自己啊。
我不知道師濤在那地獄一樣黑暗的地方過著什麽樣的生活，那時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寫到過的“沒有光的地方”。時間一天天地流逝著，師濤依然沒有音訊。師濤那帶著孩子氣的臉龐在我的眼前晃動著，在理性和情感上我都難以把他同監獄聯繫起來——他是一個需要田野的詩人，一位元需要書桌的作家和一名需要報紙的記者，他能夠忍受黑屋子中的生活嗎？他會遭遇饑餓與酷刑嗎？
我與師濤相識大約有五年了。我還清晰地記得，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九九年的西安。我應一家民營書店的邀請，到西安簽名售書並赴幾家大學演講。那時，“有關部門”還沒有足夠“關注”我，我也還有外出講學的自由。在書店舉辦的一個小小的座談會上，師濤一連提了幾個尖銳的問題，引起了我的注意。會後，他向我作了一番自我介紹：他畢業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政教系，畢業後分配到航天部西安慶安宇航設備公司子弟校當老師。他比我大五歲，正是受過天安門學生運動洗禮的一代人。我雖然晚到了五年，卻與他有著共同的青春深刻的創痛。我們的生命都因爲那場殘酷的屠殺而徹底改變了。
當上老師之後，師濤本來想在青年學生中從事基礎性的啓蒙工作，但他的夢想很快就破滅了。作爲一名政治課的教員，他必須按照課本堂而皇之地向學生灌輸謊言。由於對學校裏壓抑的氛圍忍無可忍，由於無法在課堂上講授自己認定的真理，他從學校裏辭職出來，在《華商報》擔任記者。《華商報》是西北地區以保守聞名的新聞界中的一個奇迹：這份由私人資本參與運作的報紙，在九十年代末短短兩三年的時間，由一份行業小報脫胎換骨成爲地區大報。《華商報》向來以大膽著稱，也屢屢遭到中宣部的打壓，被業內人士譽爲“西北地區的《南方周末》”。那天，我們談論最多的話題就是八九民運和中國未來的新聞自由。酒逢知己千杯少，第一次見面，我們就成了好朋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有那麽奇妙：有的人經常見面，卻始終心靈隔膜；有的人初次見面，就如同老友一般心靈相通。
這以後，我們之間經常通電話和信件。兩三年後，師濤到太原《生活晨報》擔任常務副總編，我爲他在新聞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興。更讓我關注的是，師濤在海外網站上一篇接一篇發表的政論文字。這些文字大都是短小精悍的千字文，針對大陸社會的若干怪現狀有感而發。由於在新聞界工作，師濤消息靈通、熟悉民情，所以文章如同投槍和匕首，針針見血，招招封喉。我們互相在互聯網上交換新作，每每見到對方的新作，還時時打電話鼓勵。此時，在互聯網上的簽名活動逐漸興起，我起草或者參與的幾次簽名活動，都曾詢問師濤是否願意參與。這些簽名，在中國大陸當下的輿論環境下無一不是“敏感事件”。許多在體制內有身份和地位的朋友一般都婉言拒絕，甚至一些我曾頗爲尊敬的老師聞訊也都躲得遠遠的。師濤卻從來都是一口應允下來，他在電話裏總是毫不遲疑地說：“把我的名字簽在你的後面！”
一年前，師濤來北京出差，我們共同的朋友、小說家老村約我們一起聚會。此時的師濤依然還是白淨的臉龐，淡淡的微笑，他的模樣不像是北方漢子，倒像是南方的秀才。我很擔心他在報社會不會受到壓力，他卻毫不在乎地說：“我的業務很出色，報社的領導也很開明，再說報社的人都不知道我在外面發表了什麽文章。迄今爲止，‘有關方面’還沒有找過我的麻煩。”他還對我說：“今後凡是你起草的公開信、宣言之類的文字，需要簽名的話，如果時間來不及，不必把文本給我看，就直接幫我簽名字吧，我絕對信任你。”我的朋友中還沒有哪個人有他這樣的豪爽。看來，在報社當上了常務副總編，並沒有使師濤膽小怕事或者受了招安。此後，我在好幾份文件（如呼籲釋放蔣彥永醫生、呼籲爲“六•四”正名、呼籲遷移毛澤東屍體等）上都替師濤簽上了名。師濤在互聯網上看到了有他的簽名的文本後，多次給我打電話表示感謝。其實，誰也不必感謝誰，因爲我們所獻身的是共同的事業。
師濤曾經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我知道，有時候，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生存同這些鳥兒們沒有什麽兩樣：沒有安全感，失去言論與呐喊的自由。作爲人的高貴的思想被可怕的意識形態牢牢禁錮著。我也知道放棄就等於毀滅，揭穿就等於毀滅，我不得不在這二者之間艱難地存活，呼吸著污染的空氣，說著虛僞的話，像個傳染病人穿梭在人群中——儘管我已擁有了比別人更大的勇氣，但我深深地爲自己、爲衆人的生活方式而悲哀！”師濤本來可以輕而易舉地擁有奴隸的幸福，他卻選擇了承擔自由人的苦楚。這段悲涼的文字淋漓盡致地寫出了我們這類人共同的感受：我們都是那籠子裏的鳥兒，我們都是廣場屠殺之後的苟活者，我們又都是生活在一個患了失憶症的民族中的記憶者。師濤多次告訴我，他最好的文章都沒有辦法在國內的媒體包括自己擔任常務副總編的報紙上發表，這讓他感到無比地沮喪。他們的報社時不時接到宣傳部的電話，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只能任人宰割。師濤說，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說一點真話、發表一點好文章。這種“無能爲力感”經常折磨著他。是的，我們不是天生的勇士，不是無畏的英雄。許多時候，我們那麽地軟弱，那麽地孤獨。於是，我們開始了寫作和言說。我們的寫作和言說，並不是想要表明我們有多麽聰明、多麽驕傲。相反，我們的寫作只不過是爲了減輕我們的恥辱感，我們的言說只不過是爲了捍衛我們的尊嚴感。師濤是一位溫和的書生，他的內心深處充滿著這片土地和父老鄉親的愛，他非但不是所謂的“不穩定因素”，相反卻是我們這個社會最穩定的“磐石”。
那天，是我與師濤被捕前的最後一次見面。臨別的時候，他送給我一盒山西的老陳醋。他笑呵呵地說，這是一種新型的“飲料醋”，很多山西人在夏天炎熱的時候就直接喝上一瓶，它在當地比可樂還要受歡迎。他在山西呆了幾年，也喜歡上了這種“飲料”。我回家後喝了一口，卻差點把牙都酸掉了。於是，我只是在做菜的時候，稍稍加一點而已。每當用到這種山西老醋的時候，我便想起了師濤這位雖然不常見面卻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又一位好朋友爲了爭取自由而失去了自由。師濤失去了自由，但他比千千萬萬的禦用文人更自由——他擁有的是心靈的自由。他是一位失去自由的自由人。長沙的特務不遠千里去抓捕師濤，不知道是否因爲他的文章觸犯了哪個湖南高官，否則懶惰的官員們也大可不必勞神費事、跨省辦案了。一個公民突然之間消失了，他究竟犯了什麽罪行？他還會被關押多久？一切卻依然還是“秘密”——這就是發生在一個開口“人權”、閉口“人權”的國家裏的實實在在的事件。我不知道我精神上的兄長師濤被關押在哪里，甚至也無法給他送去一瓶他喜歡喝的山西老醋。充滿愧疚的我只好寫下這篇短短的文章，也寫下“還師濤以自由”的呼聲。最後，還是以師濤的詩句結束這篇文章，但願詩人的預言成爲現實：
大地的變遷和死亡的時間
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麽相關？
我只是憤怒地活著
把握、和解，那臨終時刻的最終來臨！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九日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