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1日訊】趙樸初的《強者之歌》
轉眼將到2001年4月4日──26年前的這一天，張志新因懷疑文革，直言批評毛澤東而以“反革命”罪割斷喉管槍決；轉眼將到2001年3月21日，這一天是中共遼寧省委為張志新烈士召開平反大會22年紀念日。
26年過去了，22年過去了，張志新的冤案都弄明白了麼？ 在這樣的日子，我想起趙樸初先生1979年寫的的一首詩詞：《強者之歌──紀念張志新烈士》──
頂住了“罪名”壓力如山，
拋開了恩情兒女千般，
經受了種種難堪考驗，
把刑場當作疆場奮戰。
敞丹心，照破霧漫天，
握紅旗，至死不松拳。
身兒雖倒，
魂兮不散。
任憑割斷喉嚨管，
聽歌聲響遍河山。
天地為之低昂，
風雨為之吟嘆，
多少人背誦著“獄中答辯”，
多少人增強了革命信念。
啊！
是民族的光榮，
是英雄的典範，
……
獻出的是有限的一生，
得到的是時空無限。
今天，果然，
她終於得到了公正的裁判，
她終於迎到了勝利的春天。
她留下的句句行行，
都成為強者之歌，
向四面八方召喚，
向萬世千秋召喚！
是啊，每一想到張志新，我總聽一到一種召喚：一定要把張志新悲劇的真相徹底弄清。20多年來，圍繞張志新悲劇與其前夫曾真有無關係（張志新被捕後，曾真提出離婚；1979年張志新平反，曾真又想復婚，張志新家人以“人死無法復婚”為由拒絕，故曾真實為張志新前夫），一直眾說紛紜。聽說著名的俄羅斯文學研究專家藍英年先生曾與張志新同學，對張志新的前夫曾真有深刻印象，我即請教藍英年先生。
回憶張志新與曾真
藍教授隱居京都，是一個極善寂寞的人，雖然出身名門（其父藍公武先生早年是梁啟超的高足，與張君勱、黃遠庸號稱“梁啟超門下三少年”，曾任《國民公報》總編輯，25歲當上北京政府議員，後為毛澤東書信貴客，1957年逝世時劉少奇代表中共中瓦自主持追悼會），其譯著《日瓦戈醫生》影響海內外，卻直到1992年之後才動筆直書自己六十多年的人生真諦，無論是《被現實撞碎的生命之舟》（花城出版社）、《尋墓者說》（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冷月葬詩魂》（北京學苑出版社），還是《青山遮不住》（青島出版社）、《苦味酒》（廣東人民出版社），其感悟一概貌遠神近，以史喻今，借俄諷中，表達一個寧願不當“偽現代化”博導而提前離休當體制外“居士”的寂寞之心。
2000年12月4日晚，我從深圳打電話到北京，藍英年先生賜教如下──
朱健國：藍英年老師，我是深圳朱健國。
藍英年：你的書《不與水合作》，我看了，寫得很好。但你寫張志新丈夫曾真的那篇有兩處細節錯誤，我想正誤一下。
朱健國：有關曾真的材料，我只是訪問了張志新的妹妹張志勤和曾真本人，他們的記憶可能有誤。聽說您和張志新是人民大學（下簡稱人大）同學，非常想聽您的指教。
藍英年：從廣義上說，我和張志新是同學，都在人大俄語系學習過嘛。但我們既不同班，又不同級，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同學。你在書中說曾真在人大哲學系當過團總支書記，不對，他是俄語系的團總支書記，張志新也是俄語系的資料員。
張志新1950年秋進校，比我早半年，我是1951年考入人大的。我們經常見面，但從未深談過。當時感覺她深沉、真摯，知道她喜歡音樂，會彈吉它，是俄語系的文藝骨幹，還會跳新疆舞，教她跳舞的那個人是位新疆同學，叫烏斯曼諾夫，跟我同住一寢室，那個小伙子長得蠻好，張志新有時到寢室找他，讓他教她新疆舞，有時也跟我說話。一次她來找烏斯曼諾夫，烏不在，她問我烏上哪兒去了。我說上民族學院找新疆同學去了。又一次，她問我烏怎麼沒參加團員大會，我說烏不是團員。我進校半年之後她就留校工作了。
朱健國：當時怎麼讀一年就可以留校當老師呢？
藍英年：不是當老師，而是資料員。資料員整理資料，畫教學用圖，算教輔人員。
朱健國：那時畢業之後留校的比例有多大？
藍英年：畢業的我說不准，沒畢業的就她一個，她因為患有關節炎。
朱健國：有關節炎怎麼就能照顧留校呢？
藍英年：她手非常巧，特別能畫，那時資料室需要人。我的印象是，我們教室離資料室非常近，課間休息我們便到資料室去看畫報，便能見到她。當時蘇聯畫報上常發表油畫，如《又是兩分》、《會後》，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學生都記得。她還製作教學用具，她對誰都很真誠。但她並不開朗，屬於比較內向的人。曾真就利用自己是中共黨員、團總支書記的身份追求她。
那個時候，黨員是一個很耀眼的光環啊，女孩子都願意找黨員，黨員對她們很有吸引力。
曾真後來做出的事，我是從報刊上讀到的。
我跟你講講曾真整我的事。他為什麼整我？這在1953年，當時我還是人大二年級的學生，我們上馬列主義課，即《聯共（布）黨史》，教師只念講稿，念一句，我們寫一句，這樣念一句寫一句，寫得我手發酸啊。我就建議：不必這樣“聽寫”，把講稿印成講義發給大家，不是又快又好嗎。我把這意見向曾真反映了，沒想到他就批評我，說這是輕政治重業務，並在班級的團支部會上組織人批評我。
我前兩天還打過電話問我的老同學，還記不記得當年曾真批我的事，他們都笑了，說還記得。
朱健國：張志新的妹妹張志勤認為，張志新悲劇與曾真的極左思想有很大的關係。
藍英年：是有很大關係。後來張志新事件出來後，大概是在1980年，我在王府井碰到曾真了。他兩眼無光，已不認識我，但我認識他。
你書中還有一件事不准確，你說曾真以團總支書記身份包庇一個女生考試作弊，受到黨總支書記的批評，其實這事與曾真無關，而且不是發生在1953年，而是1955年。曾真挨批是另一件事。
朱健國：這是張志新的妹妹張志勤跟我講的。
藍英年：她把情況弄混了，實際情況是，1953年，在一次全體團員大會上，有名團總支委員揭發曾真和一名團總支委員關係不正常，這個團總支委員就是那個後來作弊的女學生，她是俄語系團總支組織委員，曾真是俄語系團總支書記。
朱健國：那是1953年的幾月份，您還記不記得？
藍英年：春天，我記得非常清楚，有位團總支委員揭發說，團總支書記和組織委員關係不正常。會開完之後，我看見曾真和張志新兩個人坐在校園裡的一張椅子上，好像曾真在解釋什麼。我從那兒經過看到了。
朱健國：那時候您知不知道他們倆人是戀愛關係？
藍英年：知道，知道曾真追求張志新。但是這女同學考試作弊，已經是1955年的事了，作弊的還是那位組織委員，同學反映到吳老那裡，校長吳玉章親自批示調查，曾真怎敢包庇。1953年曾真在與張志新戀愛時，有人反映他與那個女同學的關係不正常是事實，但那個女同學後來在1955年考試作弊與曾真無關。
朱健國：您離開人大是哪一年？
藍英年：我是1955年夏季畢業的。還有兩個人你也可以了解，一個叫王魯也，王魯也是當年俄語系的黨總支書記，就是批評曾真的那個人；還有一個董邦樂在資料室同張志新共事，了解曾真和張志新的情況。
王魯也現在也在北外。他1953年批評曾真，主要就是說曾真沒有事事請示他，擺脫黨領導。
朱健國：您後來是在北師大任教是吧？
藍英年：對，我實際上1992年就離休了。我們1995年曾經在人大舉行過一次畢業四十周年的老同學聚會，分布在各地的那一屆畢業的同學都來了，王魯也也來了。
考上北大讀人大
朱健國：藍老師，您是哪裡人？
藍英年：我原籍是江蘇吳江市同裡鎮人，那個地方古色古香，但是我從小就出來了，離開家鄉，到了北方。現在我都68歲了，我在家排行老七，最小。
朱健國：離開家鄉是屬於革命性質還是什麼？
藍英年：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吧，我哥哥姐姐都參加了，我太小，沒資格參加。後來到了晉察冀邊區。
朱健國：您進人大是屬於組織推薦還是別的途徑？
藍英年：我是北京師大附中畢業後考上的。
當時，1951年，那一年正好是全國統一招生，我當時報的是北大中文系，但是學校（師大附中）又推薦我考人大，因為人大沒有參加統一招生，所以我考了兩次。1951年北大發榜特別晚，10月份才發榜，等北大發榜的時候，我已經在人大上課了。
朱健國：您考取了北大沒有？
藍英年：我考上北大中文系了。那個時候做思想工作很容易做啊，一做思想工作我就通了。沒去上北大中文系，而留在人大俄語系了。
朱健國：那時候有沒有北大比人大好的這種感覺呢？
藍英年：當時的情況，北大算一所老名牌學校，人大算一所新型的革命學校。人大相當耀眼。當時人大的校長是吳玉章，北大校長是馬寅初。吳玉章是老前輩，跟孫中山共過事，又是中共中央委員，在黨內尊稱“吳老”，資格比馬寅初還要高。
朱健國：您覺得當時在人大真正學到了一點什麼東西呢？
藍英年：就學了俄語，因為當時全是專家教課。
朱健國：都是蘇聯來的專家教？
藍英年：對，全是。蘇聯文學史、歷史……都用俄語講，俄語就不用說了，全是專家。如用心學，能打好俄語基礎。
朱健國：您1955年畢業以後分到哪裡呢？
藍英年：畢業之後我留校了，本來我報考研究生，當時叫副博研究生，但馬列主義沒及格，便留在北京俄語學院當助教。北京俄語學院是北京俄專和人大俄語系合並之後成立的。
父親保護逃反右
朱健國：您在北京俄語學院呆了多長時間？
藍英年：呆到1957年。
朱健國：您也被劃右派了？
藍英年：沒有，因為1957年9月份正在劃右派的時候，我父親逝世了， 當時中央在北京中山紀念堂舉行了一個最高規格的追悼會，由劉少奇主席和董必武執紼為我父親送殯。
朱健國：您父親是什麼身份？
藍英年：他當時是全國人大常委。
毛澤東也對我父親很尊重。你看了毛澤東那本書信選沒有，那裡面就有他給我父親寫的信，毛不但給我父親寫過信，還把他請到阜平城南莊，跟他談了一個星期。在我父親的追悼會上，董必武代表黨中央追認我父親為中共黨員。七十多年來，中共中央追認的中共黨員一共就兩個：一個是鄒韜奮，一個是我父親（藍公武）。你想想看，正要劃我右派的時候，我父親被黨中央追認為中共黨員，學校就不好意思劃我右派了，但是照樣把我攆出北京。
戴著大紅花流放青島
朱健國：您被流放到哪裡去了呢？
藍英年：青島山東大學。被攆到青島還不到兩個月，就讓我戴著大紅花去下放勞動，下放到青島李村鎮，和現在的著名哲學家龐樸、魏晉南北朝史專家鄭佩欣在一起勞動，成為朋友，同他們交往中學到不少文史知識。
朱健國：龐樸當時被劃右派了？
藍英年：龐樸沒被劃右派，被開除團籍。反右時他寫了一張叫《新儒林外史》的大字報，挖苦領導，但是他晚上又把它揭下來燒了。別人問他，他說是阿姨（保姆）揭的，他根本不知道。他一口咬定，所以沒有把他劃成右派，但把他開除團籍。
朱健國：您在李村鎮勞動了多久呢？
藍英年：我勞動一年零四個月，龐樸勞動了兩年零兩個月。1958年大躍進，我正在李村鎮勞動。一次報產量，生產隊隊長報每畝產10萬斤小麥。我對他說， 10萬斤小麥鋪在地上有多厚，你想過嗎？接著掃盲，在勞動之余讓每個農民三天認3600字。三天後便打著鑼鼓到公社報捷。我寫了一張《虛傳捷報》的大字報，結果當然挨了一頓批。
朱健國：勞動之後又回到哪呢？
藍英年：變化很大。先到山東青島海洋學院，這是由山東大學的水產系、海洋系、氣象系三個系成立的，山東大學遷往濟南，我就留在青島海洋學院了。
後來又把我調到河北大學俄語系，那大概是1962年吧，1963年我就發表第一篇文章《屠格涅夫“前夜”人物談》，以後又沒有資格寫文章了。
朱健國：文革時候您受到什麼衝擊呢？
藍英年：我是牛鬼蛇神。
朱健國：那時你父親的光環都不能保護您？
藍英年：保護不了，因為我的問題嚴重。我在1958年寫過一篇文章叫《就正姚文元同志》，駁姚文元批巴金的文章，我說不應該打棍子，應該實事求是。雖然文章沒有發表，但文革期間稿子退回來，說我反對中央文革，上綱很高。
此後我便被關在牛棚裡，後來，大約我的罪行比別的走資派輕，我掛的牌子比較小（有的人掛得真大啊，只見牌子看不見人臉），還讓我領導牛鬼蛇神一起勞動，早上起來領著他們唱“嚎歌”，然後一起勞動。
朱健國：當時唱的是什麼“嚎歌”，還記得嗎？
藍英年：太記得了，我給你唱幾句：“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對人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我要老老實實，要是我不老實，把我砸爛砸碎，砸爛砸碎。”每天都這樣唱。
偶然到了北師大
朱健國：您從河北大學什麼時候回北京的？
藍英年：我回北京是1975年。
朱健國：那是個什麼機遇呢？
藍英年：我當時在河北大學教俄語，因為學生都是工農兵學員，我們總支書記就對我說，你教學生搞翻譯，又能學語法，又能學詞彙，多好啊。我就從新華社弄了一些小文章，叫他們翻，翻好之後，我拿來一看，根本不行啊。我又重新翻譯，翻好了，書記說給新華社送去吧。新華社一看，說你們這些工農兵學員的水平都不錯啊，讓我們學生跟他們合作。書記老任說，學生恐怕不行。結果讓我去，我來北京之後，知道北京師範大學有一個外國問題研究所，他們正要招考俄羅斯文學研究人員，我就去考，一考，他們就錄用我了。就這樣又到了北師大。
《日瓦戈醫生》牽線去蘇聯
朱健國：您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寫文章的嗎？我注意到您的文章，好像是在九十年代後才出現的。
藍英年：在這之前，我翻譯過一些書，比如說全國第一本《日瓦戈醫生》，就是我翻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朱健國：那是哪一年翻譯的？
藍英年：大約1984年。後來又翻了一本《亞瑪街》，當時印了六版，花城出版社出版，得了1986年花城翻譯一等獎，和董樂山的《1984年》並列一等獎。在此之前還譯了《回憶果戈理》、《果戈理怎樣寫作的》和《庫普林中短篇小鳴》，不少人都向我要《果戈理怎樣寫作的》，因為三十年代魯迅先生推薦過這本書。
朱健國：但是您的影響，引起人們特別注意，主要是您後來寫的一系列的反思俄羅斯文學的文章，寫那種文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藍英年：1993年以後。1989年我到俄羅斯去教學了兩年多，1991年回國。
朱健國：那是受俄羅斯方面的邀請還是國內這邊派遣？
藍英年：我們這邊能派遣我嗎？是蘇聯國家教委邀請我去，中國教委同意，也算是中國教委派的吧。
朱健國：為什麼邀請您呢？是因為您翻譯了他們的書嗎？
藍英年：我翻譯的《日瓦戈醫生》，在他們認為是不好翻的，蘇聯大使館教委代表推薦了我，然後他們國家教委就發出邀請。國內看不中我，因為我和他們沒有關係。
朱健國：這是說改革開放以後，您在學校也並不很得志？
藍英年：也不是不得志，而是我無法同太得志的小人合作。我為了不當博導而提前離休。
朱健國：您不願意當博導？
藍英年：我跟小人沒法合作。
從蘇聯回來之後，我還想翻譯書，帶回來了不少我覺得很好的書。但是，當時出版社覺得我說的這些書可能不好賣，叫我重譯名著，我謝絕了。起碼有四個出版社找我重譯名著，我說名著人家譯得好，我不重譯，重譯沒什麼意思，包括廣東的花城出版社，也跟我談了好幾次，勸我重譯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
不寫對不起朋友
朱健國：“花城”給過您翻譯獎，難道還懷疑你嗎？
藍英年：它不是懷疑我，而是擔心書賣不出去。我一時沒事幹，就常找兩個人聊天，一個是董樂山，一個是舒展，都是很熟的朋友，他們問我一些問題，我就談我對蘇聯文學的看法，他們聽得津津有味，他們說，你應該寫！舒展甚至說，你不寫就是懶，對不起朋友。這樣子我才寫起來的。
朱健國：第一篇是什麼文章？
藍英年：第一篇是《試撥塵霧現清輝》，這篇是寫俄國女作家苔菲的，我是第一個向中國讀者介紹苔菲的，苔菲是果戈理和左琴科之間承前啟後的幽默作家，是俄國第一流的女作家。但是在蘇聯沒有多少人知道她，因為他反對布爾什維克，後來跑到巴黎去了，她是非常了不起的幽默作家。
第二篇是《冷月葬詩魂》，寫的是詩人曼達爾施塔姆，他死在海參崴，就是我教學的地方。在一個月夜，我去找他的墳，但是他的墳已經找不著了，其墳址現在是一所學校。當時蘇聯所有“反動分子”都被從莫斯科押送到海參崴，差不多有一萬多公里吧，火車要走15天左右，死了就把人抬出去。海參崴是中轉站，如果你身體不好，就留在這裡，身體好的就去科雷馬掏金去，全是犯人。我訪問過幾個過去的勞改營。
朱健國：您寫這組文章與您去俄羅斯教學有沒有關係？
藍英年：有關係，我在俄羅斯看了很多材料。
朱健國：這組文章您最滿意的是哪幾篇？
藍英年：一篇是講法捷耶夫的，一篇是寫肖洛霍夫的。《讀書》上發了十幾篇，後來發在《文匯讀書周報》、《隨筆》、《大公報》上。《大公報》對我特別好，我有一篇一萬三千字，它分三期發表了。
“負面影響”
朱健國：您是1992年幾月份離休？
藍英年：真正辦手續是1993年9月。
朱健國：等於說您人生的高峰期是在您離休之後了？您的翻譯高峰期是在離休之前，但是真正引起社會關注的時候是在您離休之後了。
藍英年：對，你不是寫過一篇《退離才有真青春》的文章嗎。
朱健國：王元化先生是這樣，您也是這樣。
您這些年寫的文章，大都不是“主流”所喜歡的文章，給您帶來什麼負面影響沒有？
藍英年：當然有。有個單位本想2000年11月16日舉行一個叢書首發座談會，要把朱正、何滿子等作者從外地請來，大家在一塊聚一聚，談一談，但是那單位有人提出，會可以開，但是藍英年不能請──這就是“負面影響”吧。結果會沒開成。
朱健國：您下一步想做一些什麼呢？
藍英年：我不久前剛翻譯了一本《邪惡勢力》，這本書很有意思（朱正先生看了說好，並寫了一篇評介文章），六十二萬字的小說講的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怎麼垮台的，王朝腐敗得一塌糊塗，非垮台不可啊。這本書寫於1974年，寫好之後，勃列日列夫就說，你這書不能出，你這個主要人物很像我女婿丘爾巴諾夫。你看世上竟有這樣腐敗的體制！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權，非垮台不可。
今後，如找到我喜歡的書，我還譯書。
草嬰給藍英年的信
放下電話，心中幾多欣慰──張志新雖然不在了，但她的同學藍英年還在──在勇敢地說真話這一偉大追求中，藍英年無愧是張志新的同學。許多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在默默熬過“偽現代化”嚴冬後，“老夫聊發少年狂”，在離退之年放膽說真話，勇敢抒真情，“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去皮見骨，刮骨療毒，重放青春之光，好似深藏多年的金礦、石油，一日問世，光澤萬方。
請看藍英年在《愛倫堡的故事》一文中的一段敘述（《文匯讀書周報》1999年9月4日）──
愛倫堡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很早就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宮參加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大會。人們對斯大林一再鼓掌，“當掌聲逐漸平息下去的時候，有人高喊了一聲：‘偉大的斯大林，烏拉！’於是一切又從頭開始。最後大家落座，這時又響起一個女人聲嘶力竭的喊叫聲：‘光榮屬於斯大林！’我們又跳起來鼓掌。”回家的路上愛倫堡想道，斯大林是馬克思主義者，怎麼有點像薩滿教巫師……想到這裡連忙打斷自己的思路。接著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顛倒”的工作習慣給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遲，睡得也遲，喜歡在夜間工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會影響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長們不敢在夜裡兩三點鐘以前離開辦公室，斯大林會撥打電話。部長們拖住局長們，局長們拖住秘書們，秘書們拖住女打字員。許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見到妻子……他在家的時候妻子不是在班上打字便是在家裡睡覺。‘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熱愛人民的領袖怎麼如此不關心周圍的人呢？“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列寧的學生和繼承者，”蘇共二十大後愛倫堡對斯大林進行了反思。“斯大林不僅這樣說，也這樣想：他正引導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為此就得不擇手段。我並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馬基雅弗利曾寫道，為了建設強大的國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藥，告密，暗殺；他建議統治者要同時具備獅子般的勇猛和狐貍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樣聰明，也要像野獸那樣兇狠。”
正是這樣的一些文字，使人們常常有這樣的感想：這是說的蘇聯，更是熱諷中國。“如果讀者能聯繫一部國際共運史串讀《尋墓者說》，會發現這是一部永遠讀不完的書，是一部令人讀後回味不完、沉思不盡的書。”“已經不復存在的蘇聯這個巨大的鄰邦和我們的關係實在源遠流長，不論是作為老大哥還是修正主義。”
近年來，海內外傳媒不斷報導文化界關於藍英年的好評，其代表篇可推著名翻譯家草嬰《給藍英年的信》（《文匯讀書周報》2000年3月4日）──
英年同志：
近年在報刊上陸續讀到您的文章，接著又看到您的三本文集《尋墓者說》、《青山遮不住》和《冷月葬詩魂》，感到說不出的高興。您在短短幾年裡寫了那麼多有調查、有分析、有研究的文章，真是難能可貴。……
我主要想告訴您，我這輩子從事翻譯，主要目的就是想在歷史劇烈變動的時代，為苦難深重的人民做一些微小而切實的工作。我們所經歷的時代是二十世紀，是一個多災多難的世紀，照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說法是一個血腥的世紀。真的，只要稍稍回顧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這個世紀裡發生過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戰爭，出現過多少種形形色色的“主義”（如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極權主義），人類在科學上取得空前的進步，但科學除了造福人類之外，又用最殘酷的方式大規模屠殺人類自己。因此，總結二十世紀的教訓，我們在二十一世紀主要的工作就是必須千方百計防止人類集體屠殺的行為，而要做到這一點，我以為首先必須制止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制，不能讓少數人掌握多數人的命運。而要制止這種現象，當務之急是要消滅愚民政策，要讓多數人能夠掌握真理，能夠了解世界的真實情況，能夠不受形形色色的謊言和偽善行為所欺騙，能夠用各種方式發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見。一定要讓每個人有權探索真理，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有這樣才能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
……讀了您寫的《高爾基出國》、《高爾基回國》、《真實的高爾基向我們走近》、《霍達維奇回憶高爾基》、《老年高爾基之煩惱》、《高爾基研究中的空白》等幾篇有關高爾基的文章，真如撥開重重迷霧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歷史和一個未被包裝的高爾基。我們常說要在各個領域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要探索真理。可見對被歪曲的歷史來個“撥亂反正”是探索真理的必要前提，而對一個人尤其是重要人物作正確評價，首先必須洗盡形形色色的化妝，不論這種化妝是在生前做的還是在死後做的。您那幾篇有關高爾基的文章，也像其他幾篇文章一樣，就是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把一個未經包裝的高爾基呈現在我們面前。我讀了那幾篇文章，心情沉重，看到了高爾基所處時代的複雜和他內心的痛苦，但我並未因此減少對他的敬意，只為高爾基的遭遇感到無比悲涼。這樣一位具有稀世天才和博大胸懷的作家，要不是遭到種種匪夷所思的愚弄和作踐，他本來還可以活得更長久，還可以寫出更多像《草原故事》那樣沁人心脾的傑作，還可以發表更多真正振聾發聵的精闢見解，可是歷史無情，高爾基只能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度過自己苦難重重的一生。不過，我們說歷史無情，往往是指在一段是非不分、功過顛倒的時期人們以莫須有的罪名飽受摧殘並蒙受不白之冤，而並不懷疑歷史最後會作出“終審判決”，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還人以公道。但要做到這一點，除了有容許“撥亂反正”的大形勢，還要在各個領域做大量切切實實的調查研究工作。在我們從事的俄蘇文學這方面，幾十年間有過不少混亂，使文藝工作者和廣大讀者受到一定影響。我覺得我們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有責任澄清許多被歪曲的事情，使大家能重新認識俄蘇文學的許多真相，這樣才會不盲目迷信，也不全盤否定。事實上，像高爾基這樣的偉大人物不僅在蘇聯而且在中國都是影響十分深遠的。記得我在青年時期不僅讀了些他的作品，還讀過鄒韜奮寫的《革命文豪高爾基》。高爾基的形象在我的頭腦裡一直是很高大的，而他的名字也總是同蘇聯文學分不開。最近讀了以上提到的那幾本書，又讀了您那幾篇文章，覺得以前的想法未免太天真，高爾基所處的環境真是太複雜了，他的精神壓力真是太沉重了。如果高爾基沒有他那種超人的良知和勇氣，換了別人，他很可能變得消沉，屈服於強大的壓力，甚至也為了保護自己而參加歌功頌德的合唱隊，昧著良心充任總管文藝界的御用文人的角色。但高爾基不是這樣的人，他具有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他總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真理，千方百計保護對社會對人民有益的人，他清楚地看到知識分子對社會進步的重要作用，明確指出“俄國的知識分子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在今後長時期內也還是拖拉俄國曆史這輛載重大車的惟一馱馬。”他還說：“摧毀俄國知識分子，就是摧毀俄國人民的核心。”……
高爾基不僅理直氣壯地為人民為知識分子大聲吶喊，呼籲公道，而且以自己的勇敢行為為大家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您文章中指出的，他拒絕為斯大林立傳一事。斯大林在列寧去世後千方百計推行個人迷信，在輿論上竭力對他歌功頌德，鞏固他的專政。他看到列寧去世後高爾基寫了一本《列寧》的書，對列寧表達了他的真摯感情，在國內外影響很大。他滿心希望高爾基也能寫一本類似的書，替他斯大林樹碑立傳。他通過手下人鼓動高爾基做這件事，他看到以高爾基的崇高威望如能寫這樣一本書，一定能在蘇聯和國外產生重大影響，這樣也就能替他斯大林樹碑立傳，流芳百世。然而，不管斯大林怎樣軟硬兼施，手下人怎樣威脅利誘，高爾基始終不為所動，頂住這股千鈞壓力。但高爾基卻因此得罪斯大林，使他的晚年過得十分淒涼，甚至有傳說他的生命也因此提早結束。
……從您的文章裡我還知道了以前一直被認為高爾基名言的一句話“如果敵人不投降，便消滅他”。現在才知道那是高爾基受欺騙而發表的一篇文章。1928年蘇聯發生《沙赫特事件》， 1930年又審訊“工業黨”。原來這是斯大林對科技知識分子進行大規模鎮壓，把工礦企業發生的事故通通推在他們頭上。高爾基讀了有關這兩件事的材料，完全受愚弄，就寫了那篇影響極壞的文章。長時期裡，高爾基的這句話常被利用來血腥鎮壓凡是對斯大林專政不滿的人，而在中國也常被用作“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有力武器。當然，這件事我們絕不能歸罪於高爾基，只能說明高爾基受騙上當而被利用的一個悲劇。
讀了您的文章，我還有不少感想，但今天暫時寫到這裡，以後如有機會我還會再給您寫信的。祝筆健！
草嬰2000年1月
草嬰的信代表了文化界和廣大讀者的心聲。2000年1月20日 《光明日報》報導──
倍受媒體關注的“1999年十大好書”評選，在經過60位專家的最終投票後，於日前揭曉。由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著名翻譯家藍英年教授的著作《尋墓者說》拔得文學類十大好書頭籌。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有了“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的人生滄桑與歷史體驗，藍英年等一代“老大學生”的“大器晚成新求索”，看似平和沖淡，實則將一些新青年的現代追求引向更執著，更軔性，更深沉，更廣闊，更理性的大道。
“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至今死不瞑目的張志新烈士，你可曾欣聞此情此景？
（注：藍英年先生審訂此稿事實後，2000年12月20日給我來信強調三點：“1、別把我同張志新說得太近。……我原意只想糾正你兩個錯誤，並非想說我同張的關係。”“2、‘第三個不能請’不能用。”“3、我非名家，寫我要有分寸。我不能同董樂山、舒展、朱正、燕祥和牧惠比。他們是老作家，我是新手。我把自己定位在譯者上。”
2000年12月27日，藍英年先生審定二稿後又來信說：“是現實教會了我獨立思想，而不是什麼人。我絕非是說真話的好漢，因為說真話還要考慮後果，即社會影響。我只想盡量少說假話、空話，不說假話、空話。”對於藍英年先生的謙虛謹慎，我感佩不已，深受教育。但是在全部接受其關於事實的訂正後，我也覺得有必要保留一些我的個人觀點與敘述角度，畢竟本文是從我的眼光看“藍英年現象”。因此，本文雖經藍英年先生最後認可，但作者敘述仍只能由作者文責自負。）
朱建國 深圳龍華人民北路125#玉華花園玉永閣306# 郵編：518109
電話（傳真）：0755-7746908 電子信箱：zaojl@163.net
字數： 11097 2000年 12 月 17 日一稿，12月23日二稿，2001年1月2日三稿。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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