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2日訊】我與師濤其實沒有見過面。大約兩年前的一個夜晚，我接到一個從山西打來的電話。他說自己叫師濤，在山西《生活晨報》工作，和我的幾個山西朋友都很熟悉，讀過我的一些文章，得知我不久前去過一趟山西，以未能見上面為憾。
不久後，他寄來了他的詩集《天堂的邊疆》，我才知道他是一個詩人，在這個沒有詩歌的年代裡依然熱愛詩歌，繼續堅持以詩的方式表達他對世界的感受。他是1990年從華東師範大學政教系畢業的。當時是《生活晨報》的常務副總編。以後我們只通過、次電話、幾次電子郵件，談的也都是文章方面的事。記得他曾對我說起喝酒，說他在報社負責發稿，有什麼「出格」的文章發表，上司叫他去，他只要說「昨晚有點喝多了」也就混過去了。好像是去年春天吧，他在網上看到我的一篇小文《「處女嫖娼案」與憲法教育》，就在他自己的報紙和當地另一家報紙上發表了。他為此專門來過一個電話，隨後還寄來了一摞樣報。他也偶爾發來一些自己的文章，主要是一些短小的隨筆。
因為各自忙於生計，又處在這樣一個「悲涼之霧，遍披華林」的時代，連平常至交的朋友，交往都變得很奢侈。在此後的1年多時間裡，我們幾乎沒有什麼聯繫。我只是在網上陸續讀到他的一些評論和詩歌，不禁暗暗為他捏了一把汗，畢竟他在官辦的新聞媒體謀生，這麼敏感的部門豈能容下一個異議的詩人。當然，我總是往好處想，師濤在新聞界從業多年，僅僅寫幾篇文章、幾首詩，批評一下時政，即便犯了禁，得罪了當局，充其量報社將他解僱了事。沒有想到他會突然被以「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加以拘捕。
通過所有這些非常有限的通訊交往，我對師濤的認識也是不多的。一位與他非常熟悉的出版家朋友說，師濤是個好人，是個善良的人，對朋友很好，但他身上詩人的激情不泯，而且有著始終揮之不去的「6．4」情結。每次要發表犯禁的文字，有朋友勸他用個化名吧，他總是堅持要用真名。這位朋友說，師濤不過是一個普通記者，又有什麼「國家機密」好洩露？無非是說過一些真話罷了。說真話難，記者高勤榮曾因為說了真話而鋃鐺入獄；醫生蔣彥永因為說真話而遭到不公正的對待；還有許許多多默默無聞的普通公民因為說真話而付出了旁人難以想像的代價。
我由此想起了前兩天《人民日報》的一篇報導，中紀委、中組部巡視組長直言，他們巡視了全國2/3的省（市、區），發現官員對他們不講真話的現象很普遍，已成了一個「帶共性的問題」。官員為什麼要欺上瞞下、不對巡視組說真話，他認為主要原因有四個，其中之一就是「區域政治環境不寬鬆，沒有形成一種良好的氛圍。講真話除了需要個人的修養膽識外，還需要一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有兩個因素對此影響較大：其一是民主化程度，缺乏民主的地方講真話的就少；其二是用人導向，……也有個別地方，存在著作風霸道、壓制民主的問題，說大話、說假話的人得到重用，沒有形成講真話的政治氛圍。」其實，不寬鬆的又豈止是「區域政治環境」，「作風霸道、壓制民主」，也絕不是「個別地方」的問題，但這番話說出了一個基本事實：講真話是與民主化程度密切相關的。連官員對巡視組說真話的環境都沒形成，普通公民對社會說真話的空間就更加狹小了。言論有禁，偶語得咎也就成了常事。也只有像師濤那樣有著胡適所說的那種「書生的天真」，才會直言無忌地說真話，才會不忌憚在一個「缺乏民主的地方講真話」所帶來的風險。
山西有我很多的朋友。那裡曾經是我的「第二故鄉」。我曾經想下一次如果有機會去山西就可以和師濤見面聊聊。上個月有親人自山西來，我本來打算給山西的朋友們帶幾本書，其中一本就是給師濤的，還夾了一張紙條：
「師濤兄：你好！
「久不聯繫，託智兄轉給你小書一本，收到請告。祝秋安！
「傅國湧 2004年11月」
沒料到書還沒送出，就傳來了師濤被捕的消息。我知道師濤此刻已不可能聽到我的話，但我還是要對他說，我會留著這本書，等他回來，或許我們喝上一杯，雖然我從不喝酒。（2004年12月7日）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