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0日訊】我是共產黨的直接受害人。我叫齊家貞，寫了一本書叫《自由神的眼淚》。這本書是獻給專制集團統治下的犧牲品——我的父親和母親——兩個平凡的偉人；獻給我的同犯們；獻給我的弟弟們——興國、安邦、治平、大同——四個還活著的祭品。我看了《九評共產黨》，覺得我心裏想講的話講都出來了。
長期以來我都想找一點詞來形容一下共產黨。我用了我們通常的詞兒：｢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罪惡滔天，罄竹難書｣、還有我們四川人的一些俚語——｢一屁股坐在煙囪上，五臟六腑都熏黑了｣……想了很多的詞兒，但是我覺得還是沒有份量，沒有把我想講的話講出來。看了《九評共產黨》之後，我才明白了爲什麽幾句話講不出來：因爲它們的罪行太大了，它們統治中國的時間太長了，它們的狡猾和殘酷太慘絕人寰了，幾句話是沒有辦法概括的，沒有辦法說的清楚，所以我感謝《九評共產黨》，也感謝《九評共產黨》給了我勇氣站在這裏講出我想講的話。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是一個狗熊，不是英雄。
在四川省第二監獄裏面，我是‘改造好’的典型。我們女犯中隊有好些英雄，就連一些小刑事犯，她們也比我勇敢；在男犯中隊，我的父親就是英雄，他認爲他的一生，貧賤不可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三關，前兩關他以前就已經闖過了，第三關威武不可屈他要在四川省第二監獄裏面渡過。這一關他渡過了，在四川省第二監獄裏面，他是反改造、不認罪的反改造分子。
我們父親和女兒在省二堅都很出名，我是改造的好出名，他是改造的不好，不認罪而出名。
自從來到了澳洲，我們都說，這是一塊自由美麗的土地，我們可以真正的做一個人了。實際上不是的。起碼我齊家貞並沒有。直到昨天，直到今天早上，我還在猶豫，我是來還是不來。直到今天早上，我還在想，我是要發言還是不發言，因爲我仍然生活在恐懼之中，仍然生活在恐懼之中……
我誠實的告訴大家，我並不是個英雄，我是個狗熊，爲什麽？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其實，中國人民從此跪下來了，我齊家貞8歲就在跪下來的情況下長大了。
我一貫膽小怕事，只敢在家裏面和我媽媽爭嘴，和我媽媽抗拒，在外面，我從來都是一個好孩子。我一直說，｢我是毛澤東的好孩子，是共產黨的好學生｣。我積極的爭取加入少年兒童隊，我想入隊，想入團，也想入黨，可是他們說我走的是白專道路，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不夠資格入隊、入團、入黨。高中畢業之後，我想出國念書，他們就說我叛國投敵，把我抓起來判了13年刑，把我的父親也抓起來，判了16年刑，因爲他們說我的反動思想是我父親灌輸的結果，他是教唆犯，儘管他對我的所作所爲一無所知。最後他們給我提前釋放了，因爲我改造的很好，我真的洗了腦。
我出來後兩年內講的話全部是人民日報社論和紅旗雜誌社論的語言。他們說我講的話比省委書記還進步。我的弟弟們非常非常的失望，他們哭起來了，他們說沒想到等了10年，等出來的姐姐居然跟他們作對。我那時真的是很聽話的順服工具，坐牢出來后我洗腦洗的很乾淨，可是一旦我從新親自接觸了社會，看到社會的黑暗與不公，我的思想又慢慢的變了回來。
我給這個家庭造成的災難是無法彌補的。我的4個弟弟他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他們的一生也葬送了。這就是爲什麽我仍然生活在恐懼之中：我還是怕我今天的講話會影響我在國內的弟弟的命運。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不敢打電話告訴他們天安門的真象，因爲我害怕這個電話給竊聽。從我87年8月底出國來到澳大利亞，我總覺得有眼睛在盯著我，我找不出來那眼睛在哪里，但是我感覺到它在盯著我和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在洛杉磯，他比我早出來3年。我們的家信3年內丟了將近50封，包括挂號信，包括寄的英文書，包括裏面的照片。6張照片它給你取掉一張，它把信封撕開了，給你補回去，並且它讓你知道這個信封是撕開的：‘我們撕開的，我們給你補回去。’所以我害怕，非常的害怕。
90年天安門屠殺一周年，我悄悄的請了假，跑到市政廰去聽吾爾開希做報告，晚上我回到家裏，住在一起分租房子的那個學生說，嗨，你出現在9號電視台的新聞裏面！把我嚇得要死。但是後來我稍微放心了一下，因爲那個人是新加坡來的學生，不是我們大陸來的。我覺得還好，還好；第二天去工廠裏上班，一個工人說，嗨，我看見你在9台的新聞電視上，我又嚇了一跳，後來一想他是個澳洲工人，我又放心了。還好還好，不是中國人。
91年我的父親從美國給我來信，他說他想到美國國會去作證：中國出口勞改産品！我馬上打電話給他，我說，｢你瘋啦！你要跑到美國國會去作證，你難道還覺得把幾個在中國的弟弟還整得不夠慘哪！｣所以我父親只好放棄，因爲我們害怕。
92年美國勞改基金會的會長到墨爾本來做報告，他一開始講話就沉痛的問每一個人，在所有來賓當中，你們本人或你們的親戚有沒有被勞改過？我坐在那裏動都不敢動。我想，我不要叫人家知道我過去有這段歷史，我也害怕共產黨派來的spy把我發現了。我沒有舉手，可是我12歲的女兒把手舉了起來，所以我只好也把手舉了起來。我生活在恐懼之中。
以後，我得了兩次中風，我的記憶力越來越差。我覺得我一定要把《自由神的眼淚》寫出來，這個心願在我心裏放了40年。我一定要完成，完成了之後再去面對死神。我把它寫出來了。2000年這本書在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我看在座的絕大多數人是不知道這本書的存在的，因爲我藏在洞裏面：我一隻手把書寫了出來，另一隻手想，最好最好不要讓人知道我寫了這本反共產黨的書。我還是感到恐懼。
這麽多年來，我一直在恐懼，因爲我幾個弟弟給我葬送了。從家庭的角度來說，他們都是聰明可愛的孩子，都是有理想抱負的，但是他們的夢都被扼殺在搖籃裏面。是我的手把它們扼殺的。假如我現在再繼續做一些反共產黨的事，他們就更慘了，這是我的恐懼。所以當有人打電話來問我來不來參加會的時候，我找了一個非常好的，非常完美的藉口說，我不來。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來。我的父親逝世了，98年他就逝世了，他沒有講他想講的話，沒有做他想做的事，還沒有來得及做他想做得事他就走了，他今天要是有機會來到這個會場上，他就會痛駡共產黨，共產黨全是一批流氓土匪頭子！
《九評共產黨》給了我膽子，因爲這九評深入了中國人的人心，讓人們認識了共產黨的本質後，人們覺悟起來了，人們認識到他們不能再這樣當共產黨的奴隸，跪著生活了。像我這樣跪著生活了大半輩子後來到自由的土地上還在跪著做人，要是全國人民都認識了這一點，全世界的華人都認識了這一點，我們就有救了，我們就有希望了。所以從今天開始，我要做一個勇敢一點的人，我只希望共產黨手下留情，不要再整我幾個弟弟了，他們的一生已經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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