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8日訊】在送舊迎新之際，人們不得不去注意在2004年充分暴露出來的目前中國社會所存在著的兩大互相矛盾的大趨勢。第一大趨勢可以領袖外交所取得的外交成果為標誌，中國已經在國際社會迅速崛起。第二大趨勢可以頻繁發生的社會抗議運動為標誌，中國社會矛盾已經到了一觸就要爆發的階段。
這兩大趨勢會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主導著中國的發展，如果這對矛盾處理得不好，社會政治的穩定就會成問題。
中國的國際地位迅速提高是很顯然的。多年來，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迅速把中國推向國際政治舞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僅加入了所有重要的國際組織，而且在近年開始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和平崛起之路，多邊主義、經濟外交和睦鄰政策等等構成了初生的和平崛起理論的主要內容。如果中國的內部發展是可持續的，中國的崛起只是一件指日可待的事情，這點是很少有人會懷疑的。
但問題就可能出在內部發展的可持續性。近年來，內部發展所呈現出來的大趨勢就是社會矛盾越來越激烈。不同社會群體之間、不同地區之間，貧富分化和收入分配差異已經到了一個相當危險的邊界。
外部改革有國際壓力
中國社會沒有能夠像很多人所期望的，成為一個多元社會，而是迅速向高度分化的方向發展。各社會階層之間沒有利益協調機制，互相缺少信任感。而政府調節社會矛盾的功能也在迅速下降。結果就是不同規模的社會抗議運動的興起。
為什麼這兩大趨勢能夠平衡發展？這就涉及到外部改革與內部改革之間的關係問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構成了中國過去二十多年來的發展主題。但是，總體上看，對外開放遠遠走在對內改革的前面。或者說，內部改革遠遠落後於外部開放。
這種情況與中國的改革模式有關。這個模式的特點就是先基本上不去觸動既得利益，而是努力在既得利益的外圍發展出新的利益。很顯然，內部改革要觸動巨大的既得利益，相比之下外部改革就比較容易。就是說，產生新利益比改革即得利益要容易。
外部改革進展迅速的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外部的壓力比內部壓力要大得多。外部壓力呈現為高度的組織化，可以說是外部眾多主權國家對一個主權國家（中國）的壓力。這有其表現在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方面。
所以，中國已經加入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的所有的重要國際組織。中國在投資、貿易體制的改革和開放方面遠遠走在發展中國家的前列。即使在法制改革方面，一般認為比較困難，因為它涉及到內部利益，但在與外部開放有關的法律改革方面，中國顯然也是走在前列的。外部改革的成功客觀上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動力，為國家創造了一個很好的條件來吸引外資，促進貿易。
相比之下，內部改革方面相當不盡人意。在法制方面，盡管有各種法律的出臺，但國家並沒有成為一個法治國家，黨政幹部的腐敗仍舊嚴重。政府在推進市場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政府本身的社會調節功能不足，不能控制社會的高度分化。
政治改革上更是沒有什麼大進步。執政黨調整了社會階級基礎，為新興階級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化，並修正憲法，從法律上保護私有財產。但在這樣做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把原來的工人農民階層異化在體制之外，因為這些階層並沒有任何有效的管道來參與政治。
內改的可持續性亟需重視
內部改革的不足本來就已經產生諸多消極的結果。外部改革的領先更是既存的問題雪上加霜。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無論在哪個國家，外部改革的好處往往流向很少一部分人。今天的全球化尤其如此，因為全球化的主動力乃是國際大公司和各國政府。
第二，全球化傾向於破壞原來存在的社會保護機制和網絡，對原來受這些網絡保護的社會成員構成了威脅。這是西方各國強大的反全球化的兩個主要原因。
在中國，這兩方面的情況更為嚴重。多數社會階層特別是社會底層在全球化和市場開放決策過程中沒有任何發言權。政府具有高度的決策自主權，和國際接軌。
但全球化的所有負面效應都是要整個社會來承擔的。例如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策過程中農民並沒有任何發言權，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農業的影響必須由農民來承擔和消化。
更為嚴重的是，很多社會成員本來就不受社會保障體系的保護，現在他們更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部的威脅下了。
人們本來希望外部改革產生新的利益，而這些新利益能夠繼續推動改革，克服傳統利益的改革阻力。但事情並非如此。新生利益馬上成為了既得利益，反而成了繼續改革的巨大阻力。
更為嚴重的是，這些新利益往往和各級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能夠通過各種管道來影響政府的決策。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簡直就是這些新利益的代理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內部發展的可持續性就令人懷疑了。外部開放已經沒有回頭的可能性。唯一的途徑就是加速內部改革，從而達到內外部改革的協調發展。如果內部改革持續滯後，外部開放只能為國家和社會帶來巨大的負面效應。如果內部發展不能持續，外部開放也立即會成為空中樓閣。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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