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日訊】一入中南海，身價大漲
自從進中南海給高踞金字塔頂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上了一堂歷史課之後，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錢乘旦成了內地媒體追逐的對象，一向僻處冷門的歷史學彷彿也一夜間身價百倍，放射出光華來了。在一個以權力為中心的古老社會裡，權力者關注的焦點無疑就是全社會的焦點，一切圍繞著權力的軸心轉。一個板凳坐冷的學者一旦受到權力的青睞，是保持清醒的頭腦，秉著良知，向權力頂端的人說真話，還是向權力獻媚，迎合權力的需要，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然而又十分艱難的選擇。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個普通的冬日，對錢乘旦和首都師大歷史系教授齊世榮來說，卻因為他們登上中南海的講壇而具有了特別的意義。能夠「在中南海開講大國歷史興衰」，兩位搞世界史研究的學者能不受寵若驚嗎？雖然「十五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歷史考察」這個題目是上面定的，而且「本來（領導）就給了一個很粗略的提綱」，但他們還是在此基礎上作了三個月的精心準備。他們在九十分鐘裡到底講了什麼內容，大概已經成為「國家秘密」，我們還無從知道。根據官方媒體的披露，講課涉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前蘇聯、美國等九個國家興衰的經驗和教訓。
是講課，還是獻媚？
最值得注意的是錢乘旦回答《瞭望東方》記者提問時透露的一番話，這是他們考察了十五世紀以來九個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歷史後得出的結論：
「其一，一個國家要想強盛，統一的民族國家是前提。做不到這一點，不要說強盛，連生存都有問題。
其二，以國家的力量推動重商主義，是富強的一個重要方式。
其三，現代化的道路有多種模式。」
這三條結論加上他對「制度創新」的解釋，「我們非常強調制度的創新。」他說，重商主義是制度創新，蘇聯搞計劃經濟是一種制度創新，民族國家提倡中央集權也是制度創新。
他這番話恰好印證了中國當局當前的「國策」，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以國家力量推動重商主義、面對主流文明大講現代化的多種模式，這不正好與當政集團的基本思路不謀而合嗎？如果真是這樣，他們的這一課不僅毫無新意，而且有唯上的嫌疑，沒有擔負起一個學者應負的責任。有機會進中南海給掌握權力資源的人上一課，那是一個何等重要的機會，作為學者，應該抓住這一機會，將自己獨立的見解拿出來，給掌權者開開眼界，讓他們真正瞭解一點世界歷史興衰的規律，而不是按上面定的那個「提綱」進行填充。
另類學者的風範
我記得一九八○年七月胡耀邦主政中共中央書記處時，曾邀請科學家到中南海講科學技術知識，其中第一講《科學技術發展的簡況》由周培源主講，講稿由自然科學史家許良英等執筆，正是在那篇講稿中他提出了「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這一論點，在當時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對此，錢乘旦們或許會不服氣，自然科學畢竟不同，歷史是受意識形態影響，說不好恐怕會惹權勢者不高興。但歷史學是一門科學，是不能按「長官意志」研究的，尤其不能揣摩上意進行違心的總結。就在兩教授講學中南海春風得意之後不久，我讀到了另一位歷史學教授袁偉時的《大國盛衰的歷史經驗》（見《燕園評論》），真有撥開雲霧見青天之感，眼前豁然開朗。
袁偉時教授在對十七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歷史進行考察之後指出，一個強盛的世界大國必須具備四個條件：「一、具有強大自我更新功能的社會制度。二、按當時經濟發展水平，已經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三、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當時世界一流的。四、對世界事務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四個條件互相關聯，缺一不可。從十七世紀以來四百年間世界大國的的歷史來看，決定其興替盛衰的主要因素是：
國家盛衰取決於人的自由度
國家盛衰的關鍵首先取決於人的自由度大小。十七世紀最重要歷史事件是三個大帝國的興起：大不列顛帝國、大清帝國和俄羅斯帝國。曾經疆域遼闊的大清帝國和沙俄最後都沒有發展成世界性的現代大國，並在二十世紀初滅亡，最大原因就是沒有自由。從疆域來說，英國本土不過是一個小國，但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它都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大國。所以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大國，疆域大小不是最主要的指標，首先還是看制度和綜合國力。英國成為領一代風騷的世界大國就是最好的證據。在十七世紀光榮革命中確立了穩定的君主立憲制度以後，英國逐步形成了一個以保障公民自由為核心，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實行法治、民主、憲政的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這是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產生的制度基礎；也創造了體現人類現代文明的新的社會模式。
能否適應經濟、文化、學術的全球化是國家興衰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制度性的文化更是關係國家的興亡。從經濟、政治到法律、教育、傳媒等制度性文化都有著不可抗拒的普世性的現代價值。「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念。說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觀念與宗法專制的等級觀念沒有高低之分，無非是說某些國家的公民永遠不能享有國際公認的現代公民權利。如此誘導人們低眉順眼當順民，可謂欺人太甚！」
權力在不同集團之間轉移，並不一定意味著國家制度的現代化。要把虛幻的人民權利轉化為現實，必須致力於公民自由及相關的保障制度的建設。
稍微懂一點世界史常識的人都可以看出，袁偉時的觀點更符合歷史的真實面目。那些稱得上世界大國的國家幾乎都不是什麼集權制國家，其繁榮發達靠的也不是國家重商主義，而僅僅是國家保護所有公民發揮他的創造性，所謂不同的現代化模式之間也有著基本共性，那就是都有一個尊重並保障人的權利、尊嚴和自由的制度。而以犧牲千百萬人的生命、幸福、自由為代價的斯大林模式和希特勒模式早已灰飛煙滅。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錢乘旦們的結論不是從嚴肅的歷史研究中總結出來的，而是現實的政治需要，是典型的學術為王者所用，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當年的周一良、馮有蘭們。
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
同樣是歷史學者，袁偉時之所以得出了和錢乘旦們截然不同的結論，就在於他有著一個學者的誠實，有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一個學者能否能保持獨立研究、作出獨立判斷的前提。學術是天下的公器，從事歷史研究尤其不能媚上、媚俗。其實中國古代的史家傳統中就有垂範後世的原則，那就是秉筆直書，不為尊者諱，不作違心論，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不嘩眾取寵，不顛倒黑白，必須做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文天祥《正氣歌》所歌頌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永遠是史家典範。
錢乘旦他們的講稿還沒有面世，或許有人可能會說現在下結論有點早了，但有他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說的那些話在，就足矣。無須多少高深莫測的歷史知識，只要一些簡單的常識即可看破他們所謂的大國興衰規律是些什麼貨色。他們與袁偉時這樣的學者正好是兩種不同的類型，前者的學術研究是依附於政治的，是為權力的需要而存在的，是工具性的，後者的學術研究才是自主的、自由的，不看權力的眼色，全憑個人獨立的選擇。我為這個時代還有袁偉時這樣的學者而感到安慰，在媒體大肆追捧錢乘旦式的學者時，畢竟我們還可以讀到袁偉時的《大國盛衰的歷史經驗》，不亦樂乎？
二○○四年一月十二日
(爭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