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曉敏:關於「說」和「做」的文化

黃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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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6日訊】十幾年前,有一個非常心細的外國學者,經過十餘年的觀察分析和國家地理文化調研總結,得出在”說”和”做”之間,由於性格、族群習慣、文化背景,甚至包括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差異,對待”說”和”做”這兩個看似簡單,講起來也很容易的兩個單詞,在世界重要的幾個國家中,如何面對卻有天壤之差別。

他發現,美國人是邊說邊做,是一個熱情平等、爽朗活力、風趣幽默、真摯簡單、務實高效的”說”和”做”文化。隨後是德國,他認為德國人是做了再說,是嚴於律己、思維嚴謹、精細苛求、單調程序、內斂穩重的”說”和”做”文化。其次是日本人,他感覺日本人是做了也不說,是小心謹慎、更加務實、陰冷保守、狡詐難琢、涵蓄沉重的”說”和”做”文化。最後就是中國,他總結得出是不說不做的墨守陳規、好思內斂、心境內明、妄想忍耐、懶惰平庸的”說”和”做”文化。

關於”說”和”做”的文化現象,其實沒有什麼好和不好地說法,只要揚長避短合理應用,也包括合理引導;還有,只要是自己民族的優良傳統進行融和揚棄,本應無可厚非;況且這個說辭也不是一個民族一成不變的永恆現象和永久習慣,所以沒起引起大家的關注。

其實經過這十幾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影響、滲透和改造”,國人的”說”和”做”文化,我認為已經不是那位外國學者的”不說不做”的過去現象了,而是非常古怪的”說了的不做”和”做了的不說”雙重並重的人格扭曲、心態頹廢、虛偽貪婪,患有嚴重的分裂症的荒誕怪延的行為習慣現象了。

你看我們的黨國首腦說了多少的”兩手抓”、”兩個文明”、”全面防腐”、”關注百姓”、”三講學習”、”三個代表”和”與時俱進”等等好聽的說詞,結果怎麼樣? 不是變成了誇張造勢、漂亮糊人的形容詞,就是道貌岸然、一肚子壞水的賣國求榮、傷害國家、欺壓百姓的偽君子。他們結黨營私做了不說;他們出賣國土做了不說;他們侵犯人權做了不說;他們貪贓枉法做了不說;他們瀆職給國家帶來巨額損失做了不說。在他們那說的是東西就是為了做秀,就是準備給人們看的,就是不能當真去聽、去信。當然你還是可以去傳播。否則,如果你抗拒他們,他們沒曾說過的災難就會降臨給你,讓你感受到做的存在。這種說一套做一套成了他們治理國家的方策和謀略,應用的得心應手,使自己的權利寶座一次次的經歷險境又一次次的穩穩當當,從來不曾考慮是否應該紅紅自己的老臉,讓自己再年輕一次。

你再看,我們的各級公僕,在大庭廣眾之前說了無數的「社會主義」「全心全意」「廉潔自律」「強化監督」「群眾利益」「百姓安危」「人民福祉」等等,結果你看見得是什麼?他們做得又是什麼?轉移資產;吃喝嫖賭;弄虛作假;讒害愚民;讒害忠良;溜須拍馬;陰奉陽唯;欺詐訛詐;權勢勾結;結黑擾民;欺世盜名;公款私分;利慾熏心;欺上瞞下;他們所做的惡劣行徑喪盡天良罄竹難書,和他們公開所說所言背道而馳,根本就不就是一回事。如果你相信他們的話並為此還吃了虧上了當,要認真詢問他們核實他的話語,他還振振有詞的反問你「誰叫你去相信的呢?!」還有就是他們做了這麼多的壞事醜事,沒有一個人敢說、敢承認,就是到了雙規的時刻他們很多的人還都是帶著僥幸心理,採取能混就混,能賴就賴,都不願說自己就是做了。更可笑的就是那些已經鐵證如山夠槍斃數次的”人民公僕”,在審判台前都不會說自己做了,還狡辯說自己委屈替自己開脫罪過。這種”說” 和”做”的觀念、習慣已經成了他們的真理而成為人生的哲理,沒有什麼羞恥和可恥可言了。

再看看我們廣大被代表、被壓迫、被弱勢、被邊緣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小知識分子,感受到明顯的不公,感受到明顯的壓搾,感受到明顯的侵犯,也說了很多的氣話,也發了很多的牢騷,也洩了很多的私怨,可又有多少人為自己的感受,持續不斷始終不渝的用法律、用抗議、用新聞、用上訪,為自己不達目地決不放棄的奔走呼籲、奮勇抗爭、竭盡吶喊來這呢?就是抗爭了一次,稍有喝斥結果就像做了虧心事的敗雞,主動退卻不再言語了。

不說不做作為一種品質還可以讚譽為是言行一致,但”說了不做,做了不說”不論從品質還是社會醜惡都是讓人費解和氣憤的現象,這比腐朽的制度、反動的體制、墮落的人性更會讓我們承受更大的災難。難道我們還要發起一場”讓我們的國民和國家言行一致吧”這種孩兒時代就懂的做人道理和做事原則嗎?

2004.2.18
(網路文摘)(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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