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訊】日前有消息說，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的中共近代史講座，吸引了一百四十多位部級幹部參與。此舉說明在中國的最高統治層，仍然存在著許多傳統的中共統治文化，學習班、講座、大會小會等仍然在中共官僚體系的運作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政治表現仍然是衡量官員為官的準則之一。
這是一種悲哀，是一種高呼「與時俱進」的反動。然而，中共已是八十餘歲暮氣沉沉的政黨，其統治歷史亦已超過半個世紀，傳統的慣性強而有力，要想改變也不容易。所以相信這種學習班和講座的形式，仍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所以筆者建議，與其集中高官學習中國近代史，在紛繁複雜的政權更迭中尋找中國的出路，不如反省中共統治歷史，從中國逾半世紀來的教訓和經驗（如果有值得肯定的經驗）中，找出中國持續發展的方向。
筆者相信，即使中國近代史能提供某種思路，令高官們得到某種啟發，但中國近代史所能給中共高官的教益決不會比中共高官反省中共逾半世紀的統治史來得更為有用。也就是說，中共高官對了解自身統治歷史較了解中國近代史具有迫切性。
而另一層原因是中共在完成中國大陸的統一後，以階級鬥爭作為主要的統治方式，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當然也沒有學術自由，所以中共數十年來的統治都被埋在「秘密」的故紙堆裏，不為外人所知，全國上下均被蒙在鼓裡。即使如今的中共高官，多數均與「新中國」差不多同齡，但卻對中共統治史亦是一知半解，難以窺全豹。這是一種特別危險的現象，就象一個巨人不了解自身結構如何能力大小，誰知道它將來會做出什麼樣的事來？
改革開放以來二十多年，經過對治國方式的撥亂反正，中國的確已經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相當的進步，包括整體經驗的不斷改善，國力也得到長足的發展。同時，執政當局也已調整心態，從執政初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和階級鬥爭的泥淖中抽身，以實用主義的態度發展經驗，拋棄公有制擁抱私有制，並急切地希望與國際社會接軌。
然而，從鄧小平到胡錦濤，中國的發展卻總是被其自身的歷史包袱所對沖。鄧小平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一方面進行撥亂反正，另一方面又制造了西單民主牆事件；八十年代中又有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到八九年，震驚中外的六四運動也是在中共推行體制改革過程中發生；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當中國正逐步從六四傷口中復原時，江澤民統治集團又一手制造了法輪功事件。現在已是二十一世紀，但中共卻仍然未能勇敢地療傷，反而，人們在擔心，統治者可能為了掩飾醜陋的歷史傷口，卻再制造新的傷口。
我們看到，即使像胡錦濤，人們說從他身上看到了中國領袖的責任，但是在出國訪問過程中，雖然口袋裏帶著大筆的訂單，但卻無論走到哪裏，都能聽見抗議聲一片。這是胡錦濤的錯嗎？不是，而是他承擔了中共的歷史原罪。
在這種歷史的原罪下，中國所有的努力都很難被國際社會接受，即使被國際社會勉強接受，也只能說是事倍功半。事實是，中共越是放不下歷史包袱，便越是感覺沉重，就越是無法從這種重負中向前進。
整理研究中共統治的歷史真相，已經是中共當政者面臨的重大任務。而且這不應僅僅是高官們的必修課，也是全中國人民從歷史重擔中解放出來的途徑之一。
2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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