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楊建利博士被中共關進監獄，已經兩年了，至今仍然看不到與家人團聚的任何希望。這期間，建利與家人完全隔絕，他的親人想來北京見他一面的要求都屬奢望。而且，據建利的妻子付湘說，建利在獄中受到虐待，被單獨監禁，還戴著手拷，不允許鍛煉和讀書，多次要求見律師皆被拒絕，建利被捕之初，中共提供的理由是涉嫌僞造證件和偷越國境，半年之後又說涉嫌間諜犯罪，並於2003年8月開庭，進行了三個小時的不公開審判，之後就再無音信。中共當局爲了顯示司法進步和人權改善，大肆宣傳清理超期羈押，中共司法機關自稱：自2003年開始清理超期羈押以來，已經清理了涉及兩萬五千人的超期羈押。然而，建利卻不在清理之列，儘管對他的羈押早已超期，但中共連一個像樣的解釋都沒有。
兩年來，美國和國際社會爲爭取楊建利的早日獲釋付出巨大的努力：布什政府對中共的人權惡化很不滿，美國國務院官員（新聞發言人、助理國務卿等）和駐北京使館（大使、人權官員等），也多次就楊建利案向中共提出交涉。今年4月20日，美國國務院人權事務官員Lorne Craner表示，楊建利的案子是美國優先考慮的人權案例，美國官員們將繼續就楊建利所受的待遇向中國政府表達抱怨。美國人權事務官員手頭上有一系列的案例經常向中國政府提及，這一做法在過去幾年也獲得幾次成功，一些活動家被釋放，但是楊建利被監禁兩年仍沒有被釋放。
美國的國會議員和州議員，也多次就楊建利案向布希政府和中共政權同時施壓，衆議院全票通過199號議案，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票通過S.Res184議案，要求釋放楊建利；麻州布魯克蘭市的全聖主教堂主教 M. Thomas Shaw、哈佛大學校長及四十三位教授、以及多個海外民運組織和知名人士，也持續爲楊建利獲釋而呼籲。在國際方面，大赦國際、人權觀察等主要非政府人權組織、南非大主教圖圖、聯合國的人權事務專員等，皆要求釋放楊建利。甚至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屬下的“任意拘留工作小組”，也罕見地向北京提出釋放楊建利的要求。
去年年底，有傳聞說：中共的人質外交會再次出牌，楊建利案將再次開庭，很可能被作爲溫家寶首次訪美的人權大禮，宣判後被以某種莫名其妙的理由送回美國。人質外交固然下流，但建利能獲自由，比什麽都重要，所以，關心建利的人都希望中共的人質外交再次出牌。
然而，中美高層互訪已經有了幾個來回，建利仍然在超期羈押之中。看來，中共在處理楊建利案上的做法，沒有按照以往處理此類個案的慣例，既沒有象對多次闖關的王炳章那樣處以重刑，威懾那些意欲闖關的海外民運人士；也沒有象對高瞻等人那樣，作爲外交人質在宣判後釋放，或象貝嶺那樣短暫關押後驅逐出境，而是毫無正當理由地長期羈押。
處於道義劣勢中的中共政權，已經頗精於政治上的成本和收益的計算，它之所以不顧國際社會的呼籲和譴責而執意超期羈押楊建利，顯然是經過反復利害權衡後的決定。楊建利是德才兼備的海外民運的重要人物，他的被捕也受到美國政府及國會的高度重視，正可以作爲中美交易的重要籌碼。所以，中共既不會輕易判處，也不會輕易釋放，非要等到中美關係的某個關鍵時刻才肯出牌，以達成中共政權利益的最大化。
中共熱衷於“人質外交”，源於獨裁政治敵視民間異見的本質，它總是把自發的民間異見當作敵人，不僅持續地製造出大量文字獄，還要把良心犯當作人質與國際社會討價還價。同時，國際政治本身在捍衛人權上的正義匱乏和實力欠缺，也爲“人質外交”提供了便利。
首先，在抗拒國際社會的人權壓力上，獨裁國家往往能結成堅定的同盟，而自由國家在推廣自由民主上，即便基本價值觀完全一致，但基於各自的利益計算，也無法結成足夠堅定的反獨裁同盟。某些自由國家的政客會囿于權宜利益而向獨裁者妥協、甚至討好，所以，很難在國際上形成對迫害人權的國家的有效壓力，比如，法國總統希拉克居然用法國最著名的象徵性建築來討好中共黨魁胡錦濤，從腳紅到頭的埃菲爾鐵塔，映襯著希拉克的諂媚笑容。
其次，由於聯合國的既定規則所限，這一世界上最具權威的國際組織卻無力捍衛自己的道義原則：《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和保障人權兩大國際公約。於是，極少數自由強國堅持普世道義的仗義之舉，也屢屢受制于正義匱乏和支援不力的國際現實。在某種意義上，現在的聯合國人權大會，在變成迫害人權國家的避難所的同時，也變成了維護人權的絆腳石。比如，美國敦促中共改善人權的道義壓力所取得的實際效果，大都是在兩國外交中完成的，而在由幾十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人權大會上，美國譴責中共人權記錄的提案，只能“屢敗屢戰”。
再次，即便象美國這樣強大的自由國家，在國際間捍衛人權和踐踏人權的鬥爭上，也表現出某種力所不逮的無奈，不得不接受“人質外交”的敲詐。這種如同綁架人質的敲詐，從道義上講是再明顯不過的綁匪行爲，但冷酷的現實造就了國際關係的潛規則，它是對抗《世界人權宣言》的普世道義的外交利器，使自由強國不得不遷就現實而加入這種下流遊戲。比如，在某些情況下釋放一兩個著名良心犯，已經變成了中共向美國表達善意與緩和中美關係的的外交慣例。
對於中國這樣的迫害人權的大國，國際壓力固然可貴可用，也確實能産生某種正面作用，但這種作用只能是輔助性的。在根本上，中共不尊重起碼的人權標準的行爲，首先是國人自己在犬儒化的生存中默認了，用出賣道義換取既得利益。當國內的民間壓力不足以迫使中共政權改善人權時，國際壓力也就不可能那麽純粹和有效。正是我們自己的沈默和懦弱，才是國際的道義壓力難以取得實效的主要原因。
所以，逐步改善中國惡劣人權狀態的最有效途徑，是大陸的民間先要挺直自己的道義脊梁，要主動爭取和捍衛自己的人權，敢於對每天發生在身邊的人權災難說“不”，才能對獨裁者構成實質性壓力，也才能爭取到足夠的國際支援，使國際壓力轉化爲國內動力。也就是說，國人的道義脊梁挺直了，國際道義力量在對獨裁政權施加壓力時，才會更加理直氣壯且更有實效。
楊建利一向堅持非暴力反抗，爲此不惜漂洋過海、以身試惡法，由自由大地走向獨裁黑牢。對於所有心向自由的國人來說，在楊建利被捕兩周年之際，向楊建利的勇氣表達敬意的最樸實的方式，就是力所能及地關注發生身邊的人權迫害案件。
2004年4月24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議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