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8日訊】中國人同不合理制度抗爭，同社會不公抗爭一直是個沉重的話題，維護個人權益路慢慢。為了一口氣，為了一個公理，他們有的挺身而出，有的用正義的聲音、有的用法律的武器、有的用筆桿子、有的用斑斑血淚譜寫了一曲曲時代的頌歌，在這個作孽的制度裡，大多數人的吶喊慘痛的失敗了，但是，抗爭還在繼續……
責任重於泰山
（寫在楊建利回國入獄兩週年的日子裡）
兩年來，我一直想：楊建利博士在美國生活工作的好好的，又有事業又有忙不完的工作，妻兒都在身邊，為甚麼要冒險回國？在普通中國人看來，他是「吃了撐的。」「自討苦吃，活該。」
後來我讀了他的一系列文章：《民主與憲政》、《非暴力原則》、《人權運動》等等，又讀了他的一系列演講，我終於弄明白了，他要回國是一種使命，是一種責任感，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曾三次演講論述了「非暴力原則和非暴力運動」，他曾精闢地將中共政權總結為三條腿的桌子：一條腿是用提供貪污腐敗腐化、不公平市場競爭的機會換取的大小官員、某些商人、某些知識份子的效忠，一條腿是謊言，一條腿就是國家恐怖主義；他曾深入虎穴：前往瀋陽、遼陽、撫順、大慶、哈爾濱等地，調查東北當地工人示威抗議工潮，瞭解工人運動情況；他曾支持國內的「和平憲章運動」，並擔任該運動的海外協調人；他曾參與起草的「中華聯邦憲法草案」出版；他曾推動魏京生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協助魏京生訪問白宮；他曾組織示威反對李鵬訪美；他曾代表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參加非政府組織發起的在巴西聖保羅舉行的「第二屆世界民主運動大會」；他曾起草了〈中華聯邦憲法〉；他還創建了電子週刊「議報」，旨在向大陸和海外讀者宣揚中國民主與憲政。這樣的人在中共獨裁者看來是太可怕了，是眼中釘肉中刺，早已把他恨入骨髓，怎麼能容忍他回國？
楊建利回國是甚麼目的？無非是下面三個方面，第一，他要看一看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在專制獨裁下是如何在生存，他要給他的同胞以精神上的慰藉；第二，他要掌握獨裁專制者更多侵犯人權的證據，回到美國後向世界呼籲和吶喊；第三，他要向中國民眾傳播民主自由的火種，這些都是專制獨裁者不能容忍的，要是把民眾煸動起來了，一呼百應，獨裁政權還能穩固嗎？這樣的人讓他自由出入中國，不雅於一顆核氫彈，獨裁政客們哪能不怕？
楊建利先生回國，自然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做出的決定，他感到自己責任重於泰山，他懷著對曾經是自己祖國深重的愛，對自己的同胞深厚的情宜才勇敢地闖關回國。從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對人民的愛之切，對專制獨裁者的責之苛，他的憂國憂民的情懷、他的可貴精神，將鼓勵和鞭策海內外的中國人在爭民主、爭人權的事業上堅定的、一往無前地走下去；同時我們相信，在胡溫真正主政後，在海內外知識份子、社會精英的齊心努力下，楊建利博士一定能盡早地獲得自由。
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寫道：「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甚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我們這樣讚楊建利道：一個加入了美國國籍的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甚麼精神？這是憂國憂民的精神，每一個海內外的知識份子、社會精英都要向他學習。
2004年4月12日
源自《議報》
打假維權英雄讚
世界上有許許多多的英雄，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英雄，特殊的環境和歷史造就了一個時代的英雄。中國也是產生英雄的好地方，毛澤東的時代產生了雷鋒、黃繼光、王傑等等死亡魅力的英雄，於是，被扭曲的一代熱血青年每時每刻都希望走在路上出現一片火海，或是一片洪水，義無反顧地衝上去救人救物也成為英雄，在這種「死亡美學」的煸動下，造成幾代畸形觀念的青年（包括筆者當時在內）。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又出了個英雄──打假英雄王海──最具中國特色的英雄，在他的帶動下，各地的打假人士和公司更雨後春筍般的冒了出來，從而吹響了中國人維權之路的最大亮點。
特色的社會產生特色的英雄
中國有句古言，叫做世無英雄，促使豎子成名。王海，本是一名極普通的公民，但是，隨著他的一種針對「假冒偽劣」的「特殊的消費行為」出現於社會，他很快成為一名整個社會關注的人物。在第一次對隆福大廈的不順利的索賠後，王海開始了在北京各商場的購假索賠，50天左右的時間，獲賠償金將近8000元。近十年來。他成功的打假勝拆了假耳機、假電池、假電器及假酒假紙等上百個品種，1996年12月，王海註冊北京大海商務顧問有限責任公司，從事維權調查和維權顧問，開起了「打假」公司，打起了「大假」，僅2003年，王海在北京幫助工商部門調查、取締了當年最大的假酒案、最大的假紙案，抓了三個責任人。王海還進軍房地產行業，幫西安60多家受欺詐的業主退房成功；代理北京水清木華園的業主反敗為勝打贏了業主延期支付物業管理費交納違約金的案子，將「霸王合同」約定的日百分之一的違約金降到日萬分之二。
不難否認，王海等人的打假維權起到了敲山鎮虎的作用，民眾的維權意識得到提高，之後的幾年是「王海」們最為興盛的一段時光。職業打假者不斷湧現：張磊、臧家平、葉光、茜平、喻輝、程百家、劉殿林、楊連弟、周春江、童宗安、李成吉、劉政軍、李玉清、吳盛……他們都在向假冒偽劣產品發起猛烈的衝擊。這時的王海也不斷帶給人們新的「驚喜」：揭露莆田性病游醫；對劣質津成線纜的揭發更成為轟動業界的一件大事。其所到之處，商家為之膽寒。王海本人作為特約嘉賓頻頻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一些經濟欄目。他一度成了偶像。
這些年來，由於他們的出現，一些大型商場裡的假冒偽劣商品少了；由於他們的出現，「消法」第49條深入人心；由於他們的出現，消費者的自我保護意識明顯提高。
挑戰的不是假貨市場，挑戰的是這個制度
在神州大地，假冒偽劣產品無處不在，肆意橫行，毒火腿、注水肉、毛髮醬油、吊白塊腐竹、酒精構兌的劣酒、假電器、劣質農藥、假化肥、假種子充斥市場，中毒受害的民眾苦不堪言，輿論的不自由和制度的不透明是假貨氾濫的主要動因，普通民眾沒有精力，也沒有那麼多時間耗在打假維權上，打假維權就好比到九天攬月、到五洋捉鱉一樣困難。
王海們雖然取得了一些勝利，但當他在挑戰假貨市場時，這個制度購成的挑戰遠遠比打假困難一百倍，沒有多少部門能保護他們，沒有多少執法人員能公正地支援他們，地方保護主義勢力就像虎窩狼洞般猙獰，王海多次被咬的遍體鱗傷。
王海感受他的第一次打假時說：「我的打假經歷很坎坷，第一次打假耳機，跑了很多部門，花了很多金錢，最後1200元的索賠經歷了8個月的等待。對普通消費者來說，你買到一瓶假醬油一塊假香皂，會花時間去打假嗎？」1998年9月17日，當天津市第一中人級民法院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時，基本上是一直勝訴的王海，在天津無繩電話打假一案中以敗訴結束。原因便是只有消費者才能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對欺詐地提供商品或服務的行為，要求雙倍賠償，而王海在這個案件中被認為不是消費者。
1998年3月，王海先後在唐山、天津、秦皇島、哈爾濱等地藥店購買由希臘晉強大藥廠生產的廣普抗菌藥「淋必治」，隨即以此藥為假冒藥品為由，將各銷售商推上法庭。唐山市路北區人民法院認為，該「淋必治」實系「諾氟沙星」，系以他種藥品冒充此種藥品，因而以此為由認定其為假藥，判決王海一審勝訴。判決下達後，唐山康樂醫藥器械公司表示不服判決，上訴至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由希臘晉強大藥廠生產的「淋必治」藥片，說明書上註明化學成份是No rlloxacin Hydrocbloride，應直譯為諾氟沙星；唐山康樂醫藥器械公司所售進口藥品「淋必治」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一次性進口藥品批件和廣州口岸藥品檢驗所進口藥品檢驗報告書，符合我國《進口藥品管理辦法》，法院認為，王海「不具備商標侵權訴訟主體資格，故不屬本案審理範圍」。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唐山市路北區人民法院關於王海訴「康樂」銷售假冒「淋必治」一案的原一審判決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故對原判決予以撤銷，駁回王海的訴訟請求。在這個法律遊戲裡，王海只能說是演了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小丑。
王海對打假生涯這樣描述說。「黑夜有多黑，我就有多黑。」這番話表達他的以黑治黑的同時，也表達了他的無可奈何。在王海們的打假生涯中，處處危機四伏，有的甚至被判鋃鐺入獄。職業打假人臧家平在買假索賠時因涉嫌敲詐，近日被法院認定犯了敲詐勒索罪；以從事打假調查聞名的廣州「笑面狼」諮詢顧問有限公司在開展業務中，一名調查員對一處懷疑為假藥窩點的民宅進行打探時被發現，結果被人打斷了一條腿和一根手指；有一個叫鄭良的職業打假人，在桂林查假時入了制假老闆的圈套，在地方黑惡勢力和衛生局、工商、公安等職能部門聯合製造的陷阱裡差點把性命丟在桂林。
王海和他的同行們在打假中處處受挫，甚至是四面楚歌，這不單純的是打假久打不絕的問題，是這個制度本身「滲水」造成的，制度本身黑暗，執法人員和官僚隊伍本身是一方黑惡勢力的代表，如何能夠保證沒有制假售假？正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假貨與腐化墮落的制度是孿生兄弟
也許有人會問，中國不是有工商部門和質量監督部門嗎？為甚麼制假售假還如此的嚴重？是的，中國有著龐大的公務員體制，最繁華的鬧市區，到處都能看到執法部門金碧輝煌的高樓下掛著白底黑字的大牌子；大街上到處都能看到頭懸國徽、身穿制服的執法人員，最龐大的工商人員、質量監督人員自然也在其中，但是，當消費者買了一瓶假酒、或是買了一包假化肥找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會像踢皮球一樣的踢來踢去。走投無路的消費者最後不得不半途而廢。
每個執法部門，每個執法人員都有收取管理費、收取罰款的任務，其一、完成任務與工資、獎金「掛勾」，工商部門和質監部門最為忙碌的是完成收費任務和罰款任務，對制假售假的窩點他們早已心知肚明，兩者之間是相符相存的魚水關係，制假售假的的老闆除給管理人員交納「管理費」外，還要請吃請喝，最後忘不了要塞給「紅包」。在利益的驅動下，執法部門的執法人員對制假售假也就是睜隻眼閉隻眼了；其二、最為普遍的現象是一面打一面放，或者前門抓進去，後面交了罰款放出來，管理部門內部戲稱這種方式叫「放水養魚」，要是將制假售假的老闆都打絕了，他們到哪裏收管理費？到哪裏收取罰款？所發，現在社會民眾普遍的稱這些掛著3、15打假牌子的工商、質量監督部門為「假打」，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會真打假。其三，地方執法部門是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內外勾結，欺騙外地消費者。一些假農藥、假化肥、假食品的生產廠家在A地生產賣到C地的商家銷售，C地打假部門到A地查處制假廠家得不到A地工商、法院等部門的支援，一層一層的保護網像銅牆鐵壁的堡壘一樣堅固。所有地方的打假都流行於形式上，民眾的利益無時無刻不在受到侵犯。可想而知，在這樣一個制度的經濟環境下，即使是全國出一萬個王海，十萬個王海，打擊制假售假的現象也就只是表層的了。對王海來說，他只能算是一個失敗的英雄，一個畸形社會制度下的畸形英雄。
2004年4月11日
源自《議報》
苦呵，在沿海打工的兄弟姐妹
妻的女同學在深圳打工，經常給她打電話，昨天，她又她打來電話，在電話裡聊了一個小時，當說起在沿海打工的情況，她竟然哭了起來，後來當妻對我轉訴時，我驚訝地聽著，我的心震顫了，我的心裏在滴血：天啦，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工廠嗎？
妻的同學是湖北內地農村的，名字叫秀兒，三十多歲，秀兒和她丈夫在人多田少的農村裡種著兩三畝田，一家人的溫飽都不能解決，去年春天，秀兒的丈夫隨著打工潮來到深圳特區一個生產三夾板的私營工廠打工，今年新年後又打電話叫秀兒也去打工。秀兒就答應去了。
據秀兒在電話裡介紹，深圳市那家生產三夾板的工廠有一千多人，對新工人有三個月的試工期，三個月後為「合同工」，也就是說，搞三個月後才簽合同。但很多人搞不到三個月就「跳巢」了，原因是太苦了，雖然有人跳巢，然而，前腳有人跳巢，後腳有人又進來了，走投無路的打工仔打工妹又到哪裏去覓生路呢？
上班實行兩班倒，除規定的十二個小時的上班外，幾乎每天都要加班二個小時，大多數情況下，每天要上十二至十四個小時的班，中間只有半個小時的吃飯時間。特別是上夜班，從晚上七點鐘上到第二天早晨九點半鐘，老闆還要下令加班兩個小時，等到下班時，頭暈目眩，雙腿像灌滿了鉛，人就像散了架一樣的難受。
上班全是站立操作，主要是運送半成品、裁剪木料、拼帖上膠，捻壓加固，雙手像活塞一樣飛快地、機械的操作，一張紙板接著一張紙板，一道程序接著一道程序，假如手腳慢了，續接的材料遞上來跟不上操作，輕則受到工頭粗暴地喝罵，重則扣發一天的工資。
三個月試工期間，每月只有三百八十元人民幣的工資（折合約五十美元），三個月後長到每月五百元左右（折合約六十二美元），獎懲制度卻是十分認真，獎勵幾乎可能性很小，每加工一個小時僅補發加班工資一點五元人民幣，但處罰卻是嚴格的，製作的一張三夾板不合格，就要扣工資一元人民幣。在這個廠長期打工一年以上的工人，每月的工資也只有七百多元人民幣。每個工人每月只有兩天的休息時間。
深圳地區氣候炎熱，工人們大多睡在簡易工房內，床舖疊床架屋的一張緊挨一張，每個人只有兩平方米的僅供睡覺的天地，在這裡，沒有歡笑，沒有別的娛樂活動，看電視、看報紙是一種奢望，除了上班就是倒頭睡覺，辛苦了一天還在熟睡之中，就被工頭牽豬趕羊似的吆喝起來吃飯上工。
吃飯都是「大鍋飯」，飄浮著蟲子的米飯和沒有油星子的蘿蔔白菜每天一成不變，只是到了發工資的時候或是節氣才「改善」一下火食——蘿蔔白菜裡增加一些大白肉。
繁重的體力勞動也罷，生活艱苦也罷，但環境對身體的摧殘卻是最可怕的，粘帖三夾板的粘膠是一種氣味很濃的化學原料，廠房裡到處飄浮著刺鼻的氣味，對皮膚和人體都有違害，據秀兒介紹，很多工人都患上了職業病：有的身體發腫、發虛，有的食慾大減，頭暈、嘔吐，對這些患有職業病的工人，廠主像是對待擠完了的牙膏一樣，將其一腳踢出工廠，沒有任何賠償和補助。
「為甚麼不換個環境好一些的廠家打工？」妻在電話裡問秀。秀說：「我們這些沒有技術的內地人，來到沿海城市打工都是這種狀況，都是干重體力活，工資給的都不高，到哪都一樣，關鍵的問題是打工的人多了，而打工的工廠少了。」妻又問：「既然干不來，還不如回來種田。」秀解釋說：「這裡雖然苦一些，一年多少還能掙兩千元錢，回到老家農村，兩三畝田怎麼過活呢？更加沒有出路。」
深圳是中國經濟的榜樣，深圳有林立的高樓，有腰纏萬貫的紅色富翁，但是，在這表面的繁榮背後，是多少打工仔、打工妹的辛酸淚？是多少農民工的青春和生命的「結晶」？筆者在《腐敗制度的見證（三）》——「生產富豪的溫床」一文中，曾將紅色富翁的誕生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是對工人殘酷的、敲筋吸髓的剝削，第二，想方設法偷逃稅收，第三、制度假冒偽劣產品。秀兒的敘述更加證實了這些說法。
2004年4月25日
源自《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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