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6日訊】不少名家為人作序，在我讀過的眾多“序言”中，出自余英時先生手筆的文字給我最多的享受。他為陳奎德的《煮酒論思潮》、鄭義的《自由鳥》、金鐘的《共產中國五十年》、金春峰的《朱熹哲學思想》、阮銘的《民主在台灣》等書所寫的序言均是一種上乘的“再創作”。
評論別人的文章甚為少見，我之所以想說說《“人生識字憂患始 ”——中國知識人的現代宿命（代序）》的讀後感，實在是這篇文章字字珠磯，意味無窮，值得我們反復咀嚼。
讀這篇文章我馬上想到的是這樣一首詩：“人皆養子盼聰明，我被聰明誤終身，但願生子愚且魯，無憂無慮到公卿。”我以為這詩句與康正果的《自述》一樣，是蘸著血淚寫就的，是肉體和心靈被摧殘得奄奄一息只剩下點滴氣力所發出的歎息。這樣的生命境況在兩千多年的專制制度下幾乎遍野皆是。
如果說專制只控制到縣一級的古代尚有少許心靈棲居之所的話，當代極權治下國人的精神世界則幾乎完全被黨國意識形態“漂白”。
比任何朝代都有過而無不及的黨國權力的擴張直達到社會和人心的任何角落，幾乎摧毀了整個當代中華民族的心智。無數原本學富五車的文人蛻變為折斷了自己的脊骨再也直不起身來的“殘廢人”，只不過是整個社會狀況的一個縮影罷了。
細想看，除了龍沐勳與毛澤東同宴時酒醉飯飽後當筵吐出的“喜得傍太陽，身心全暖”，除了郭沫若與毛澤東同機時寫下“高水平”的“機內機外兩個太陽”這一類趴在極權者腳下的文字之外，上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文化還剩有多少驕人的積蓄？
李慎之先生直言專制的頂峰在1949年之後，余時先生的此文令人信服地詮釋、佐證了這一鐵的事實。這是歷盡滄桑者具有的“大智能”對中國社會的入裡洞察。
令人惋惜的是這種睿智之於國人少之又少。更令人痛惜的是不少康曉光一類“傍太陽，身心全暖”的“才子”仍正努力為這種極權體制辯護，冥頑不化地繼續阻撓“子民”向“公民”的轉化進程，阻撓國民對文明制度、對真正的“人民政府”的自由選擇。
極權主義在後極權中國社會仍是忌詞，大多國人仍未能以此視角燭照社會反觀自身。在一些樓影燈霓的迷惑下，不少人對極權的本質特征更是不甚了了。余先生借助一本普通人的《自述》把極權如何契入國民生活摧殘國民身心解剖得如此細致，如此清晰，如此精彩。
我一直留意和喜愛余先生的文字，剛好在編集完自己即將由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意識形態與生命形態》文集時喜讀到此文。惜無緣得余先生寫序之際，特將此文收錄於文集後，除相信有助於讀者理解我集子裡一些文章的觀點和情感外，是想讓更多讀者與我分享此文。
2004-5-14
原載《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