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0日訊】「六四」十五週年紀念活動已經引起了世界性的關注。每年這個時候，恰恰是北京有關當局首先拉開了紀念帷幕——北京在這個「敏感時期」到來之際所有的戒備和管制措施對於這個善於遺忘的民族恰恰是一種提醒，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政治悖謬。關於極權主義的政治學研究似乎一再提醒人們：強制遺忘是戒嚴狀態之後當局主要的政策，但北京的「後極權主義」統治卻反其道而行之，它以否定的方式極其深刻地記憶著那場悲劇，並以否定的方式戰勝著民間社會的遺忘。
這種精神狀況是值得研究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文革」結束以及蘇聯陣營崩潰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統治徹底終結。改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一度成為一種具有整合力的新意識形態，但1989年的政治運動及其悲劇性的結局使中國的改革時代也隨之結束。換言之，「六四」悲劇使中國政治徹底喪失了意識形態自信，1989年之後，一個更保守的政權取代了一個相對開放的政權。那麼這個無意識形態的政權的心靈結構是怎樣的呢？
這是一個「政治」徹底戰勝「道德」的新時代，暴發戶的興奮和被清算的恐懼共同統治著政治生活。進一步說，內疚和恐懼成為政治文化的精神基礎。事實上北京非常清楚「六四」鎮壓是一種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罪錯，因此內疚成為1989年之後中國政治的首要原則。但由於中國文化缺乏懺悔傳統，同時由於災民政治的軍事特徵（主要是指權力交易的殘酷性和反規則性），或者因為恐懼，這一內疚導致的不是悔過而是變本加厲的頑固不化。知錯不改並且堅持到底，這是後1989年政治的總體特徵。與此相關，政治分肥積累了新的內疚和恐懼，這些新的「政績」把中國政治送上了不歸路。「政治問題的非政治化」，以及權力移交中的瞻前顧後，都揭示出內疚——恐懼型政治可憐的內心世界。我曾經開玩笑說，應該建議中國政府每年舉行紀念鎮壓「兩亂」的慶典，但顯然，官方不僅不會這樣做，它反而千方百計地在主流媒體上迴避「六四」問題。這一事實也深刻表明了那種政治內疚和政治恐懼。但問題是，迴避與頑固之間存在明顯的邏輯衝突，因此「新聞發言人」和「答記者問」不斷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政治的丑角特徵。
事實上內疚和恐懼同樣統治著民間社會。民間心理與官方心理正相反，它不是因內疚而恐懼，而是因恐懼而內疚。這可以理解中國「90年代精神狀況」中懺悔意識的出現，也可以理解自由派（及其內部的民主派和保守派）、左派之間關於道德勇氣的爭吵。恐懼導致的內疚是我們共同的心靈疾病。十五週年紀念活動在一定意義上內疚戰勝恐懼的活動。一方面，人們應該確認內疚感，這種內疚感由於利害紛爭已經被弄得面目全非，它需要在這個時刻被重新認識。從恐懼返回內疚，也就是從思想返回政治，從當下返回「六四」。中國心靈的顛覆需要重新顛覆過來。
也正在這種反省的基礎上，追訴中國當局的政治心靈才是可能的。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狂信支撐起來的政府，而是一個知錯不改、提心掉膽的政府。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人權抗爭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對中國當局進行「心理教育」也成為自由主義運動的「額外」負擔。(2004年5月2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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