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0日讯】“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每年这个时候，恰恰是北京有关当局首先拉开了纪念帷幕——北京在这个“敏感时期”到来之际所有的戒备和管制措施对于这个善于遗忘的民族恰恰是一种提醒，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政治悖谬。关于极权主义的政治学研究似乎一再提醒人们：强制遗忘是戒严状态之后当局主要的政策，但北京的“后极权主义”统治却反其道而行之，它以否定的方式极其深刻地记忆着那场悲剧，并以否定的方式战胜着民间社会的遗忘。
这种精神状况是值得研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文革”结束以及苏联阵营崩溃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统治彻底终结。改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一种具有整合力的新意识形态，但1989年的政治运动及其悲剧性的结局使中国的改革时代也随之结束。换言之，“六四”悲剧使中国政治彻底丧失了意识形态自信，1989年之后，一个更保守的政权取代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权。那么这个无意识形态的政权的心灵结构是怎样的呢？
这是一个“政治”彻底战胜“道德”的新时代，暴发户的兴奋和被清算的恐惧共同统治着政治生活。进一步说，内疚和恐惧成为政治文化的精神基础。事实上北京非常清楚“六四”镇压是一种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罪错，因此内疚成为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的首要原则。但由于中国文化缺乏忏悔传统，同时由于灾民政治的军事特征（主要是指权力交易的残酷性和反规则性），或者因为恐惧，这一内疚导致的不是悔过而是变本加厉的顽固不化。知错不改并且坚持到底，这是后1989年政治的总体特征。与此相关，政治分肥积累了新的内疚和恐惧，这些新的“政绩”把中国政治送上了不归路。“政治问题的非政治化”，以及权力移交中的瞻前顾后，都揭示出内疚——恐惧型政治可怜的内心世界。我曾经开玩笑说，应该建议中国政府每年举行纪念镇压“两乱”的庆典，但显然，官方不仅不会这样做，它反而千方百计地在主流媒体上回避“六四”问题。这一事实也深刻表明了那种政治内疚和政治恐惧。但问题是，回避与顽固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冲突，因此“新闻发言人”和“答记者问”不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治的丑角特征。
事实上内疚和恐惧同样统治着民间社会。民间心理与官方心理正相反，它不是因内疚而恐惧，而是因恐惧而内疚。这可以理解中国“90年代精神状况”中忏悔意识的出现，也可以理解自由派（及其内部的民主派和保守派）、左派之间关于道德勇气的争吵。恐惧导致的内疚是我们共同的心灵疾病。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内疚战胜恐惧的活动。一方面，人们应该确认内疚感，这种内疚感由于利害纷争已经被弄得面目全非，它需要在这个时刻被重新认识。从恐惧返回内疚，也就是从思想返回政治，从当下返回“六四”。中国心灵的颠覆需要重新颠覆过来。
也正在这种反省的基础上，追诉中国当局的政治心灵才是可能的。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狂信支撑起来的政府，而是一个知错不改、提心掉胆的政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人权抗争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对中国当局进行“心理教育”也成为自由主义运动的“额外”负担。(2004年5月2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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