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7日訊】在此次虐囚案中，美國展現給世界的是雙重形象：一面是美國軍人成爲迫害人權的罪犯，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等政要成爲美國輿論和世界輿論的衆矢之的。另一面是美國的普通士兵和新聞媒體再次成爲出色的人權衛士，同時也成爲人類良心的防線。也就是說，士兵喬•達比對醜聞的揭露，美國媒體對虐囚案的爆光和抨擊，國會和司法等機構迅速啓動的制度救濟，再次向全世界、特別是向那些正處在艱難轉型期的國家作出了偉大的示範：人性之惡、人權保護與制度健全之間的密切關係。
一方面，虐囚案讓全世界看到了制度失靈的教訓：人性之惡的難以根除，制度約束對遏制人性邪惡具有關鍵作用。一旦制度約束出現漏洞，人性之惡就將乘虛而入，特別是那些得到權力支撐的惡行，就會製造出人權災難。自由美國尚且出現這樣的人權醜聞，逞論其他威權國家和獨裁國家。
另一方面，虐囚案又讓全世界看到了制度救濟的有效：醜聞爆光後，美國的制度架構中的救濟機制迅速啓動，其中，媒體、國會和司法三大系統，負有監督政府和保障人權的主要責任。虐囚案來自人性之惡、政府管理的失職和軍隊的權力濫用等因素的綜合作用，對這一惡行的制度救濟，先是媒體爆光和輿論譴責，接著是國會議案和司法懲戒，全部針對政府及其政要和有關責任者。
虐囚案提請全世界注意：自由和人權的彌足珍貴，恰好與其的脆弱相當，特別是因人性之惡得不到及時有效的約束，就隨時可能因制度的縱容或漏洞而遭到踐踏。因爲，人類無法徹底根除人性之惡，也無法通過全盤革命來再造新人，更無法創造完美的制度，而只能寄希望於制度的不斷完善，即寄希望於事前預防和事後救濟的不斷完善，來保障人權和約束人性之惡。特別是對權力之惡的制度化約束尤爲重要。
更進一步講，保護人權也要寄希望于道德自律水平的不斷提高，不僅是個人道德，更是國家的爲政之德。在世界性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人類只有不斷地校正歷史發展的道德方向，才能不斷縮小人類中的邪惡力量作惡的頻率和範圍。無論科技多麽發達、財富多麽豐富、生活多麽優裕，失去道德方向的人類都將鑄成災難。技術和政治是否能夠改善人類的生存質量，關鍵在於人類在道德上的抉擇是否能夠爲其提供正確方向。因爲歷史的教訓已經重復過多次：失去了正確道德方向的人類，既可以利用最先進的技術爲惡，也可以鑽政治制度的漏洞爲惡，或借助於制度來大規模地作惡，最可怕的人權大災難，大都是邪惡制度和先進技術合謀製造的。所以，只有建基於人權至上的道德及其真理，才能爲技術和政治提供爲善的正當性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從根本上講，在當今世界，現代意義上的貧困，絕非單純的資源匱乏、産出萎縮和供給不足，而更多的是制度貧困導致的自由匱乏和人權貧困；最大的分配不公，也決非經濟收入的懸殊，而是權利分配的嚴重不平等。儘管世界性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大潮已經不可阻擋，但是，仍然有大量人口生活在獨裁或半獨裁之下，自由國家的人權保護制度也還有諸多不盡人意之處，所以，如何通過制度的變革和改良來促進權利平等的最大化，無疑是人類必須面對的最大挑戰。
沒有完美的人性，也不可能有完美的制度，而只能寄希望於制度的不斷完善和道德的不斷進步。對於人權保障來說：
憲政民主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憲政民主卻是萬萬不能的。
走向自由的歷史不是直線的，但失去自由引導的歷史必定誤入歧途。
2004年5月25日於北京家中
(5/26/2004)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