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8日訊】梁京先生認阿濤此言沒什麼錯誤，只是很空洞。怕不敢這麼說吧，語句對錯不是簡單到一目能夠瞭然，不是匆匆一瞄就可下斷語。因為社會不只人眾組成，而是有了理性的人才能組成。從簡單的直觀到深邃的思維都是理性，都要用概念來實現，一字不識的人也不是沒有理性，不是不思維，只是思維較為粗糙、直接、表層。對日常言談不採用思維原則來對待，只要明白了說的是什麼也就結了，這種明白往往需要理解者的自動修補。因為日常言談只在交流者間有效，也只從當下交流出發，離開交流內容，就不再有意義。一旦說某詞某句是錯，是以必要性為條件的：這類話是公眾有效性，由於言者的身份、地位，其言能持久地規範公眾，影響社會，就不只是即時即事，只反映臨界事物，不只是具體有效；有的甚至為公眾學舌、摸仿，被強力推廣。在時間與實踐的交叉作用下，往往造成社會游離解構，擾亂思維，瓦解倫理，基於此：理性批判的必要性才不是盲炮空彈。
一、批判「科學的發展觀」之必要性
阿濤這句在構成有三個起碼元素（簡單概念），凡簡單概念，內涵都是早有的、既定的，言者把眾多基本語言單元連到一起，以給出一個完整的思想。其實也就是依據簡單概念所儲的那些涵義，通過連接，組織出言者要表達的思想。連接不同概念以據的是什麼原則呢？—-所有概念都已涵意義，連接就是通過已含的意義與意義的搭配，通過它們互相修飾、限制、包含呈載出完整思想。用某一意義來限制別一意義，是因不同意義間具有關係，這些關係是：相同、相等、相容、相交、相斥、相反、並列、包含、半包含……因此語句的思想是由不同概念所涵意義的關係經搭配而獲。概念得被嚴密、恰當地聯結，才能使思維不含矛盾。聯結的嚴密不嚴密就決定了思想的準確不準確。
文盲也思維，也交流，我們也能夠把握他們的話，但人類的社會實踐極為複雜，滿足的要求各異，目的的有效性懸殊：既有鳥雀也有鴻鴣，有只看蠅頭小利者又有呼風喚雨扭轉時局者；有只求腹飽體安，有的卻總用行為價值覆被四周，所以不能用一個標準來對待言談。
但是，一個社會的旺盛發達，生氣，發展，就得不斷有活水滋潤養育，要使社會活水源源不絕，這個社會就得有一群從事以學問而學問的人，他們寧守出力不討好，耐起寂寞，只從治學發現裡享受生命，體驗價值，把靜思當成最高享樂。只以學問為學問—-並不對著具體對象，不求功利，往往看不到實際價值，也就是一批能關起門來談兵，又談得手舞足蹈興致淋漓的人。為學問而學問雖不能直接地創造社會財富，卻能為社會提供一個知識麇集、發酵的輻射場，維持一個自由批判的背景，使各種知識在這裡「無為」地中和、膨脹，繁殖，為社會各實際領域輸送能量。特別是像我們這樣一個歷史負荷悠久，破壞得特別深重徹底，爛到極處的大國，為學問而學問的這種「空泛」事業就特別迫切。
比如：整個社會都把現實制度的「共產主義」當做災難的來源，他們致力於追究制度的弊端，可是人若還不能思考，又怎麼可以設計出制度來？先思考出制度而後才有實踐上的運用，那麼就是字面上的「共產主義」在其前，字面的「共產主義」做為學問成不成立，含不含矛盾，才是實踐上的共產主義災難的真正根源。
這「共產」只是個理念，不是存在，不能面對，只能信仰，可一進入實踐呢，信仰的虛無空洞就必轉換成不空洞的形態，形態原本來自存在，實際上沒有自身存在的形態要成為可能就得依靠外力的造就，這種造就所導致的就是事功逐利。這樣一種迫使人心外逐的價值體系的持久作用，從表層深入到內臟，從日常深入到倫理，己經從文化上動搖了塑造人心的土壤。眼下中國秩序和道德荒廢的程度還不足以證明這一判斷嗎？！
社會大眾可以自由活動在自已的立足點上，照自己的意願說話行事，無須顧及。那處在寶塔之顛的人就沒有這份自由，其言不能滿足於似是而非，蹬上寶塔之顛有了俯瞰整個社會的方便，但同時也把自己置於眾目可暌，眾指可指之中，寶塔之顛傳出的聲音對社會各界各層各事各業都發生作用，這些作用往往並不能被一一關照著發生，錯誤的言談就會以不確定方式像播種一樣輻射、滲透進社會的一般觀念，發育出莠苗劣籽，腐蝕我們的心靈，成為社會負值。據於此，我們才認為有必要對阿濤的「科學的發展觀」作出批到。
二、科學的價值並不都是積極的、正面的
科學給人類帶來的滿足明擺在那裡，我們不會不承認，可科學也有大量的效用是負面的—-居里夫人的發現就被用於冷戰，窮昏了腦瓜的金二世不就晃著它訛詐世界？
在上世紀後半葉人們已提出了《系統學》、《科學學》概念，把不同的科學綜合成思想體系，納入形而上，盡可能地預防科學的直接利用所暗伏的負價值。
不能忽視這一關係：阿濤哥哥說的不是事關真假的科學，而是對科學的—-利用。科學只對認識的真值負責，並不對價值的使用負責，而發展需要的就是科學的價值利用。所以說：用科學來作發展觀的定語就不科學。社會發展的綱領所應追求的是全面、完滿—-讓科學成果在各方面表現出對人類存在的滿足，而不是破壞性。
因為科學是關於對象的，是心外可驗世界的。做為原理它只與它反映的對象世界相符合，科學既出自對象，反映的又是對像世界，就因對象的獨立性、具體性，使科學總是具體、狹窄、有限的，依附在科學觀上的心理態度就必從內部孤立出來而去追逐做為對象的外物，這個「觀」就必是專門的，範疇的有效性。把存在、把宇宙整體分割成不同的系統，局部，它的範疇性就超越了整體與普遍；範疇的間性聯繫被淡化，破壞。人們傾力於可直觀的正面值，卻不問對背景是何種的影響，當今天能看到芝麻，決不問是否會損及明天的西瓜。純粹科學立場觀是建立在有限性、相對性上的，實踐發展所需要的卻是整體有效性，這是一對矛盾。戴晴介紹的黃萬里老從一九五六年到世紀終了圍繞治理兩河所嘔心血，最能證明這一關係。亞里土多德說得好：「在個別方面受過教育的人能在這個方面做判斷，只有在一切方面都受教育的人才能夠在一般意義上做判斷。」科學知識能對本範疇體系負責，但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建設發展卻是對所有領域，既對腳下又對已往和不能預見的將來負責。發展不是一個或數個範疇體系的發展，而是關涉全局，事關所有範疇。因此「科學的發展觀」並不必然有效於發展。
請記住：鄧小平一上台不就把科學掛嘴上，寫臉上嗎？哪一決策不說是科學的？在具體決策中，很可能也真正採用過科學論證。哪一領域哪一學科的初始成果在直觀面前不是積極的？但各個領域直接呈現積極價值的學科之和卻總是破壞！還不應引起我們的反省嗎？我們立足的這個自然背景是有限的啊！我們的文化是既成的呀！
鄧小平那麼科學，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發展觀造成的卻是讓大多數國民窮下去！他的英明與正確就是選擇了一個雄性潑婦來做民族統帥。
科學發展觀不能保證建設的普遍科學化。以上是對「科學發展觀」概念在範疇性、學科性、領域性（有限性）必然包含破壞性上的請理。
三、「科學發展觀」概念的致命處—-是一個實際的「為」啊！
本節要縷清任何具體之「為」都具有對整體、對全局、對普遍的割裂，擾亂。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為」就是人的意志、目的、滿足要求。曾記否，那賴皮狗掖下夾上兩刀火紙就覺自已是讀書人了，他把「要有『所為』，又要有所『不為』」喊的天響，可他知道什麼是「為」，什麼是「不為」，二者又是以什麼為背景才能成立起來的嗎？根本沒有的事。他意為吹拉彈唱，招搖過市就比李聃還高明，比孔丘還偉大。他根本就不知什麼是「為」，「不為、無為」意指的又是什麼。
其實，「為」就是還沒有具體事項的意志，可以叫它「目的一般」：「我要錢」、「我一定要讓『三峽電站上馬』」、「我們堅持要求政府為『六四』屠城道謙！」，……而我孫豐，我要通過對我們言語的批判、洗滌，來證明共產主義從做為一個純概念上就是一個理性荒唐。實踐中，只可請除，不可言妥脅，不可言和解！只有在人類理性內有了「共產到底是個什麼？」的確切回答，才能必然建立起對它的正確態度……以上這些來自各個人的嚮往就是實際的「為」。只看單個人的「為」就處在不間斷的實現、新生、再實現……的鏈條中：只要不死，就得去「為」，每一單個生命的具體之「為」都數也數不清，更何況十幾億人眾了。—-滿足總是指的具體對象的，目的總是要以實際內容為條件的，任何實際目標都不能滿足所有人所有事，無論它多麼宏大高遠。因而說：任何實際之「為」都有排他性，限制性；「科學的發展觀」雖不能直接歸為實際之「為」，但因科學總是具體的、有限的，也就使這個「觀」含上了實際性、具體性、有限性，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分裂整體，擾亂普遍的能量，很可能成為發展的破壞力。我們的老老山東老鄉能喊出「無為」，倡「無為以致治」就證明他老人家的立場是反思的，他理喻到：每一個實際的人既已實際的在了，其「為」就與他的生命實在同步而來，任何人的「能為」都是由他的「所是」所發動，存在在其「所是」之中，不是從外部加給的。任何人的「能為」都超越不出自已的「所是」。「能為」在生命裡，「能為」就是生命的一定構成，揮之不動，除之不去。「為」的必須性是造物所賦予，是個存在問題，生命的構成問題；但我們實際的「為」只有對著具體物事才成立，只有某項具有的滿足要求悄悄襲來，這個「為」才能被經驗到。一旦從社會角度上倡導一種「為」，就必定引起「所為」與相聯繫的變化，這些改變有的可以預見，有的不能預見，而人類處在永不間斷的進化中，證明總有不能預見的事情。「為」是生命物質的構成要素，造物主已把「為」塑在每一個人的生命內，從社會的寶塔之顛提出一個「為」—-無論是「共產主義」道路，還是「科學的發展觀」都必定是指事指物—-心外的。就必對存在造成游漓，當它被從全局或整體裡孤立出來，自覺不自覺實際上都分裂了整體，紊亂了普遍。
請不要忘記，阿濤在這裡說的是個「觀」，觀就不是那個人關於那件事的，就不是由呼而至，不是由備而有，「觀」是主觀世界的，但不是應著要求說建就能建的，「觀」是主觀要求所奠其上的那個「基」，它先於要求，先於「為」；要求、「為」成立在它之上，由它賦予標準加以規範得以發生，「觀」是由環境對人的作用、規定所鑄成，不是自覺而有。鄧小平說了一句「要改變觀念」，那觀念能像衣服，說穿就穿，不願穿就脫？。觀念是具有變化性，但它是由人的閱歷、學識引發的變化，不是種自由的選擇。胡錦濤造一句「科學的發展觀」，就把「觀」看成為可選可造的了，其實，他這裡強調的不是個「觀」，他是提出一個要求：建設發展要符合科學。當代流行著的一個詞：「政績工程」，就最能揭示中國建設的真正面貌，
社會的最高有效性是「無為」，「無為」不是不管不問，「無為」是用社會力量通過對關係的調整來維持一個讓個體授之造物的性質由本己自由地去「為」。「無為」無非是看到了人的社會存在事實上是自然存在的主觀化、理性化，社會的規範原則就應是生命的性質，社會不應對人有其強加。是制度、立法來符合人的自然性質，人又不是社會造物，而是自然之一品，人服從什麼當然由自然而不是由社會來決定，社會只有讓自己的原則與其相符的義務，不是強扭人性。人性的自然流露就是社會在秩序上的大治。所有成員人性的自然流露就是普遍滿足—-至善。胡錦濤的「科學的發展觀」實際是建立了一個具體的「為」。
鄙人承認從伽裡略以來科學立場成熟的本質是—-經驗的，實驗的，有限的；也看到古人在開劈心智道路上走的彎路—-首先建立無所不包的體系，確定最高範疇，把一切都拿於其下，求其一個原則內的自圓。在這方面一位叫樊百華的先生有所批評，一方面感激她讀出了在下議論是嚴格地貫穿在一個原則之下的這種洞悉，但我要說：我的自由主義思想不是來自開明馬主義，坦白地說我是一種最素樸的，並沒受其他學說影響的，自然自發流淌出來的自由主義要求，我沒受什麼教育，不是讀書人，沒有知識，除了對社會實際質量的反饋，我的要求沒有其他來源。反觀奠定我自由主義立場的是七九—-八一年那些很不成熟的議論：《論人》、《論黨》、《論權》，那些思想完全是自然人性的流露，或者說噴湧，沒有任何雕飾。但我那些亂七八糟的率直議論是不自覺地被貫穿在一個原則下，我想這是生活的直接教導，後來十年大牢才給了哲學訓練的機會，我是從康德、馮友蘭那裡販來了理論條理性，論述的深刻性，有效性；理解了普遍的重要，自由主義要求卻與此無關。而立之前的影響來自法國人雨果，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不惑前的影響是《大學》、《中庸》；今天的思想來源是在監獄裡奠定的，主要是《純理批判》、《尼哥馬科倫理學》，肯定沒有受馬主義影響，我是地地道道的土包子，莊戶孫，在我離開監獄後才知道大家背後都是這麼喊我。
請注意，時代在變化，在時代裡起主流作用的方法論也會因在一個時代裡的作用而需要調整，在智慧初開之時，不可能離開無所不包的思維方法而形成經驗科學，同樣，唯物主義立場的膨脹不是也導致了機械論嗎？正是二十世紀科學的偉大成果才造成普世浮躁，做學問快要被快餐所代替，「片面」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大頑症，這才有必要重新回到整體，讓普遍統帥特殊，克服片面。現時下既不是處在無所不包的哲學小視科學的時代，也不是機械唯物主義不可一世的時代，二十世紀是科學爆炸不能抑止的時代，我們在享受科學成果給予的方便也同時吞下它釀造的苦果。時代的物質性在變，時代心智的有效性當然應適應這種變化，生態環境的惡化，綠色和平組織的出現，關心公平正義的鄭義卻投入了生態保護，年輕的共產黨思想家潘岳把他的合法性原則移花接木到環境保護上去……「系統學」、「科學學」概念的提出，都是時代從客觀上的呼喚：把科學納入系統，對科學以規範。宇宙本來就是個聯繫，世界事物就處在聯繫裡：從聯繫的眼光出發只能用棋盤的動勢考察每個棋子，就絕得不出「帥一、士二、像三、馬四……」阿濤說「科學的發展觀」主觀上是要強調發展的合理性，他卻不管科學的領域性、範疇性、對像性、具體性，科學都還是總體之中的，與世界事物都處在可見的，不可見的聯繫中，科學的超越使用就引發相聯繫領域或部門的變化，這些變化又引起與自已相聯繫事物的變化……。在任何時侯我們都不能窮盡地瞭解世界，因而就是積極地去負責，也有負而不起。所以說「科學的發展觀」不能為發展保駕護航。科學的上述性質無一不在發展中佔有地位，發生作用……影響世界……上述這些性質與聯繫若從綜合立場止看不就是系統嗎？不能將任何一個局部，一種影響從總體中孤立出來，抽出任何一局卻，一子系統都引起相關部分的重組。
我們對科學的利用已到了在必須在系統原則統領之下，我們不能滿足對一事一物判斷的正確，而要追求它在背景裡的和諧。所以說不能用「科學的發展觀」，而應倡導合理，倡導普遍有效性。
科學是關於物的道理，科學得唯物，它是由認識行為所獲得。世界有形，人也有形，人心呢？人心是內在的無形的，關於人心的原則呢？只可交流不可觸及。心的形成和過程可以是科學的對象，可心理內容呢？並不是科學能奏效的，還有情緒。可見用科學獲得的成果並不能保證建設、發展總是正值，就算主觀上總是建設性的利用，對可以預見的明天有絕對的把握，不一定不通過後天大後天而累成災難—-你看那「三門峽」水電站，它是發了電，照了明，帶動過機器，可在這些可把握的貢獻背後它沒有向任何機關報告，就淘干了母親河的奶！缺水已經成了半個中國的困頸，缺水有可能上升成為中國的政治問題。因此說科學不足以永恆地滿足發展，科學立場也不足以有效地保證一個國家的建設、發展。一個國家的發展戰略只能追求合理，追求完滿，從全局出發統御各部分。
建設發展的諸項（從內容上講）並不全都隸屬科學，許多領域隸屬於純粹理性的健全，屬於思維的嚴密。所以發展戰略的定語要比科學更寬廣，更具包含性—-即合理。從全局，從整體出發來設計發展路線。也不能把發展說成「觀」。發展是人的一種設計行為，「觀」不是要求而獲，是潛在地形成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