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8日讯】梁京先生认阿涛此言没什么错误，只是很空洞。怕不敢这么说吧，语句对错不是简单到一目能够了然，不是匆匆一瞄就可下断语。因为社会不只人众组成，而是有了理性的人才能组成。从简单的直观到深邃的思维都是理性，都要用概念来实现，一字不识的人也不是没有理性，不是不思维，只是思维较为粗糙、直接、表层。对日常言谈不采用思维原则来对待，只要明白了说的是什么也就结了，这种明白往往需要理解者的自动修补。因为日常言谈只在交流者间有效，也只从当下交流出发，离开交流内容，就不再有意义。一旦说某词某句是错，是以必要性为条件的：这类话是公众有效性，由于言者的身份、地位，其言能持久地规范公众，影响社会，就不只是即时即事，只反映临界事物，不只是具体有效；有的甚至为公众学舌、摸仿，被强力推广。在时间与实践的交叉作用下，往往造成社会游离解构，扰乱思维，瓦解伦理，基于此：理性批判的必要性才不是盲炮空弹。
一、批判“科学的发展观”之必要性
阿涛这句在构成有三个起码元素（简单概念），凡简单概念，内涵都是早有的、既定的，言者把众多基本语言单元连到一起，以给出一个完整的思想。其实也就是依据简单概念所储的那些涵义，通过连接，组织出言者要表达的思想。连接不同概念以据的是什么原则呢？—-所有概念都已涵意义，连接就是通过已含的意义与意义的搭配，通过它们互相修饰、限制、包含呈载出完整思想。用某一意义来限制别一意义，是因不同意义间具有关系，这些关系是：相同、相等、相容、相交、相斥、相反、并列、包含、半包含……因此语句的思想是由不同概念所涵意义的关系经搭配而获。概念得被严密、恰当地联结，才能使思维不含矛盾。联结的严密不严密就决定了思想的准确不准确。
文盲也思维，也交流，我们也能够把握他们的话，但人类的社会实践极为复杂，满足的要求各异，目的的有效性悬殊：既有鸟雀也有鸿鸪，有只看蝇头小利者又有呼风唤雨扭转时局者；有只求腹饱体安，有的却总用行为价值覆被四周，所以不能用一个标准来对待言谈。
但是，一个社会的旺盛发达，生气，发展，就得不断有活水滋润养育，要使社会活水源源不绝，这个社会就得有一群从事以学问而学问的人，他们宁守出力不讨好，耐起寂寞，只从治学发现里享受生命，体验价值，把静思当成最高享乐。只以学问为学问—-并不对着具体对象，不求功利，往往看不到实际价值，也就是一批能关起门来谈兵，又谈得手舞足蹈兴致淋漓的人。为学问而学问虽不能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却能为社会提供一个知识麇集、发酵的辐射场，维持一个自由批判的背景，使各种知识在这里“无为”地中和、膨胀，繁殖，为社会各实际领域输送能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历史负荷悠久，破坏得特别深重彻底，烂到极处的大国，为学问而学问的这种“空泛”事业就特别迫切。
比如：整个社会都把现实制度的“共产主义”当做灾难的来源，他们致力于追究制度的弊端，可是人若还不能思考，又怎么可以设计出制度来？先思考出制度而后才有实践上的运用，那么就是字面上的“共产主义”在其前，字面的“共产主义”做为学问成不成立，含不含矛盾，才是实践上的共产主义灾难的真正根源。
这“共产”只是个理念，不是存在，不能面对，只能信仰，可一进入实践呢，信仰的虚无空洞就必转换成不空洞的形态，形态原本来自存在，实际上没有自身存在的形态要成为可能就得依靠外力的造就，这种造就所导致的就是事功逐利。这样一种迫使人心外逐的价值体系的持久作用，从表层深入到内脏，从日常深入到伦理，己经从文化上动摇了塑造人心的土壤。眼下中国秩序和道德荒废的程度还不足以证明这一判断吗？！
社会大众可以自由活动在自已的立足点上，照自己的意愿说话行事，无须顾及。那处在宝塔之颠的人就没有这份自由，其言不能满足于似是而非，蹬上宝塔之颠有了俯瞰整个社会的方便，但同时也把自己置于众目可暌，众指可指之中，宝塔之颠传出的声音对社会各界各层各事各业都发生作用，这些作用往往并不能被一一关照着发生，错误的言谈就会以不确定方式像播种一样辐射、渗透进社会的一般观念，发育出莠苗劣籽，腐蚀我们的心灵，成为社会负值。据于此，我们才认为有必要对阿涛的“科学的发展观”作出批到。
二、科学的价值并不都是积极的、正面的
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满足明摆在那里，我们不会不承认，可科学也有大量的效用是负面的—-居里夫人的发现就被用于冷战，穷昏了脑瓜的金二世不就晃着它讹诈世界？
在上世纪后半叶人们已提出了《系统学》、《科学学》概念，把不同的科学综合成思想体系，纳入形而上，尽可能地预防科学的直接利用所暗伏的负价值。
不能忽视这一关系：阿涛哥哥说的不是事关真假的科学，而是对科学的—-利用。科学只对认识的真值负责，并不对价值的使用负责，而发展需要的就是科学的价值利用。所以说：用科学来作发展观的定语就不科学。社会发展的纲领所应追求的是全面、完满—-让科学成果在各方面表现出对人类存在的满足，而不是破坏性。
因为科学是关于对象的，是心外可验世界的。做为原理它只与它反映的对象世界相符合，科学既出自对象，反映的又是对像世界，就因对象的独立性、具体性，使科学总是具体、狭窄、有限的，依附在科学观上的心理态度就必从内部孤立出来而去追逐做为对象的外物，这个“观”就必是专门的，范畴的有效性。把存在、把宇宙整体分割成不同的系统，局部，它的范畴性就超越了整体与普遍；范畴的间性联系被淡化，破坏。人们倾力于可直观的正面值，却不问对背景是何种的影响，当今天能看到芝麻，决不问是否会损及明天的西瓜。纯粹科学立场观是建立在有限性、相对性上的，实践发展所需要的却是整体有效性，这是一对矛盾。戴晴介绍的黄万里老从一九五六年到世纪终了围绕治理两河所呕心血，最能证明这一关系。亚里土多德说得好：“在个别方面受过教育的人能在这个方面做判断，只有在一切方面都受教育的人才能够在一般意义上做判断。”科学知识能对本范畴体系负责，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建设发展却是对所有领域，既对脚下又对已往和不能预见的将来负责。发展不是一个或数个范畴体系的发展，而是关涉全局，事关所有范畴。因此“科学的发展观”并不必然有效于发展。
请记住：邓小平一上台不就把科学挂嘴上，写脸上吗？哪一决策不说是科学的？在具体决策中，很可能也真正采用过科学论证。哪一领域哪一学科的初始成果在直观面前不是积极的？但各个领域直接呈现积极价值的学科之和却总是破坏！还不应引起我们的反省吗？我们立足的这个自然背景是有限的啊！我们的文化是既成的呀！
邓小平那么科学，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观造成的却是让大多数国民穷下去！他的英明与正确就是选择了一个雄性泼妇来做民族统帅。
科学发展观不能保证建设的普遍科学化。以上是对“科学发展观”概念在范畴性、学科性、领域性（有限性）必然包含破坏性上的请理。
三、“科学发展观”概念的致命处—-是一个实际的“为”啊！
本节要缕清任何具体之“为”都具有对整体、对全局、对普遍的割裂，扰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为”就是人的意志、目的、满足要求。曾记否，那赖皮狗掖下夹上两刀火纸就觉自已是读书人了，他把“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喊的天响，可他知道什么是“为”，什么是“不为”，二者又是以什么为背景才能成立起来的吗？根本没有的事。他意为吹拉弹唱，招摇过市就比李聃还高明，比孔丘还伟大。他根本就不知什么是“为”，“不为、无为”意指的又是什么。
其实，“为”就是还没有具体事项的意志，可以叫它“目的一般”：“我要钱”、“我一定要让‘三峡电站上马’”、“我们坚持要求政府为‘六四’屠城道谦！”，……而我孙丰，我要通过对我们言语的批判、洗涤，来证明共产主义从做为一个纯概念上就是一个理性荒唐。实践中，只可请除，不可言妥胁，不可言和解！只有在人类理性内有了“共产到底是个什么？”的确切回答，才能必然建立起对它的正确态度……以上这些来自各个人的向往就是实际的“为”。只看单个人的“为”就处在不间断的实现、新生、再实现……的链条中：只要不死，就得去“为”，每一单个生命的具体之“为”都数也数不清，更何况十几亿人众了。—-满足总是指的具体对象的，目的总是要以实际内容为条件的，任何实际目标都不能满足所有人所有事，无论它多么宏大高远。因而说：任何实际之“为”都有排他性，限制性；“科学的发展观”虽不能直接归为实际之“为”，但因科学总是具体的、有限的，也就使这个“观”含上了实际性、具体性、有限性，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分裂整体，扰乱普遍的能量，很可能成为发展的破坏力。我们的老老山东老乡能喊出“无为”，倡“无为以致治”就证明他老人家的立场是反思的，他理喻到：每一个实际的人既已实际的在了，其“为”就与他的生命实在同步而来，任何人的“能为”都是由他的“所是”所发动，存在在其“所是”之中，不是从外部加给的。任何人的“能为”都超越不出自已的“所是”。“能为”在生命里，“能为”就是生命的一定构成，挥之不动，除之不去。“为”的必须性是造物所赋予，是个存在问题，生命的构成问题；但我们实际的“为”只有对着具体物事才成立，只有某项具有的满足要求悄悄袭来，这个“为”才能被经验到。一旦从社会角度上倡导一种“为”，就必定引起“所为”与相联系的变化，这些改变有的可以预见，有的不能预见，而人类处在永不间断的进化中，证明总有不能预见的事情。“为”是生命物质的构成要素，造物主已把“为”塑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内，从社会的宝塔之颠提出一个“为”—-无论是“共产主义”道路，还是“科学的发展观”都必定是指事指物—-心外的。就必对存在造成游漓，当它被从全局或整体里孤立出来，自觉不自觉实际上都分裂了整体，紊乱了普遍。
请不要忘记，阿涛在这里说的是个“观”，观就不是那个人关于那件事的，就不是由呼而至，不是由备而有，“观”是主观世界的，但不是应着要求说建就能建的，“观”是主观要求所奠其上的那个“基”，它先于要求，先于“为”；要求、“为”成立在它之上，由它赋予标准加以规范得以发生，“观”是由环境对人的作用、规定所铸成，不是自觉而有。邓小平说了一句“要改变观念”，那观念能像衣服，说穿就穿，不愿穿就脱？。观念是具有变化性，但它是由人的阅历、学识引发的变化，不是种自由的选择。胡锦涛造一句“科学的发展观”，就把“观”看成为可选可造的了，其实，他这里强调的不是个“观”，他是提出一个要求：建设发展要符合科学。当代流行着的一个词：“政绩工程”，就最能揭示中国建设的真正面貌，
社会的最高有效性是“无为”，“无为”不是不管不问，“无为”是用社会力量通过对关系的调整来维持一个让个体授之造物的性质由本己自由地去“为”。“无为”无非是看到了人的社会存在事实上是自然存在的主观化、理性化，社会的规范原则就应是生命的性质，社会不应对人有其强加。是制度、立法来符合人的自然性质，人又不是社会造物，而是自然之一品，人服从什么当然由自然而不是由社会来决定，社会只有让自己的原则与其相符的义务，不是强扭人性。人性的自然流露就是社会在秩序上的大治。所有成员人性的自然流露就是普遍满足—-至善。胡锦涛的“科学的发展观”实际是建立了一个具体的“为”。
鄙人承认从伽里略以来科学立场成熟的本质是—-经验的，实验的，有限的；也看到古人在开劈心智道路上走的弯路—-首先建立无所不包的体系，确定最高范畴，把一切都拿于其下，求其一个原则内的自圆。在这方面一位叫樊百华的先生有所批评，一方面感激她读出了在下议论是严格地贯穿在一个原则之下的这种洞悉，但我要说：我的自由主义思想不是来自开明马主义，坦白地说我是一种最素朴的，并没受其他学说影响的，自然自发流淌出来的自由主义要求，我没受什么教育，不是读书人，没有知识，除了对社会实际质量的反馈，我的要求没有其他来源。反观奠定我自由主义立场的是七九—-八一年那些很不成熟的议论：《论人》、《论党》、《论权》，那些思想完全是自然人性的流露，或者说喷涌，没有任何雕饰。但我那些乱七八糟的率直议论是不自觉地被贯穿在一个原则下，我想这是生活的直接教导，后来十年大牢才给了哲学训练的机会，我是从康德、冯友兰那里贩来了理论条理性，论述的深刻性，有效性；理解了普遍的重要，自由主义要求却与此无关。而立之前的影响来自法国人雨果，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不惑前的影响是《大学》、《中庸》；今天的思想来源是在监狱里奠定的，主要是《纯理批判》、《尼哥马科伦理学》，肯定没有受马主义影响，我是地地道道的土包子，庄户孙，在我离开监狱后才知道大家背后都是这么喊我。
请注意，时代在变化，在时代里起主流作用的方法论也会因在一个时代里的作用而需要调整，在智慧初开之时，不可能离开无所不包的思维方法而形成经验科学，同样，唯物主义立场的膨胀不是也导致了机械论吗？正是二十世纪科学的伟大成果才造成普世浮躁，做学问快要被快餐所代替，“片面”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顽症，这才有必要重新回到整体，让普遍统帅特殊，克服片面。现时下既不是处在无所不包的哲学小视科学的时代，也不是机械唯物主义不可一世的时代，二十世纪是科学爆炸不能抑止的时代，我们在享受科学成果给予的方便也同时吞下它酿造的苦果。时代的物质性在变，时代心智的有效性当然应适应这种变化，生态环境的恶化，绿色和平组织的出现，关心公平正义的郑义却投入了生态保护，年轻的共产党思想家潘岳把他的合法性原则移花接木到环境保护上去……“系统学”、“科学学”概念的提出，都是时代从客观上的呼唤：把科学纳入系统，对科学以规范。宇宙本来就是个联系，世界事物就处在联系里：从联系的眼光出发只能用棋盘的动势考察每个棋子，就绝得不出“帅一、士二、像三、马四……”阿涛说“科学的发展观”主观上是要强调发展的合理性，他却不管科学的领域性、范畴性、对像性、具体性，科学都还是总体之中的，与世界事物都处在可见的，不可见的联系中，科学的超越使用就引发相联系领域或部门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引起与自已相联系事物的变化……。在任何时侯我们都不能穷尽地了解世界，因而就是积极地去负责，也有负而不起。所以说“科学的发展观”不能为发展保驾护航。科学的上述性质无一不在发展中占有地位，发生作用……影响世界……上述这些性质与联系若从综合立场止看不就是系统吗？不能将任何一个局部，一种影响从总体中孤立出来，抽出任何一局却，一子系统都引起相关部分的重组。
我们对科学的利用已到了在必须在系统原则统领之下，我们不能满足对一事一物判断的正确，而要追求它在背景里的和谐。所以说不能用“科学的发展观”，而应倡导合理，倡导普遍有效性。
科学是关于物的道理，科学得唯物，它是由认识行为所获得。世界有形，人也有形，人心呢？人心是内在的无形的，关于人心的原则呢？只可交流不可触及。心的形成和过程可以是科学的对象，可心理内容呢？并不是科学能奏效的，还有情绪。可见用科学获得的成果并不能保证建设、发展总是正值，就算主观上总是建设性的利用，对可以预见的明天有绝对的把握，不一定不通过后天大后天而累成灾难—-你看那“三门峡”水电站，它是发了电，照了明，带动过机器，可在这些可把握的贡献背后它没有向任何机关报告，就淘干了母亲河的奶！缺水已经成了半个中国的困颈，缺水有可能上升成为中国的政治问题。因此说科学不足以永恒地满足发展，科学立场也不足以有效地保证一个国家的建设、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只能追求合理，追求完满，从全局出发统御各部分。
建设发展的诸项（从内容上讲）并不全都隶属科学，许多领域隶属于纯粹理性的健全，属于思维的严密。所以发展战略的定语要比科学更宽广，更具包含性—-即合理。从全局，从整体出发来设计发展路线。也不能把发展说成“观”。发展是人的一种设计行为，“观”不是要求而获，是潜在地形成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