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5日訊】巴金的缺陷
不要說謊要說真話，是大多數人被要求也要求過別人的，說它是人類日常生活的慣例恐怕不是虛話。在過去的蘇聯、東歐，今日的朝鮮、古巴以及中東、非洲、南美等地區的專制半專制國家，日常生活的慣例被踐踏，日常生活被扭曲了，哈維爾的“生活在真實中”才成了一種重大的政治記憶。人類的話語世界就這樣，好像只有名人的話才是話，中國也是如此，是巴金的《隨想錄》才使“說真話”成了大中華的重大話題，這不是中華民族有正常生活的證明。蕭乾先生比巴金先生低調，他說的是“盡可能說真話不說假話”，意思是沒法說真話的時候沈默，不得已說兩句假話也情有可原——價值訴求與事實陳述和在一起了。
但是，人們對蕭乾先生的暮年幾乎沒有非議，而對這幾年已經不能說話，已經沒法接受或者拒絕黨的關懷的巴老，人們是有微詞的，有作者甚至說到了“壽則多辱”。
可以說《隨想錄》之後，巴金沒有說過什麽假話，但是真話說得怎樣呢？好像不夠。例如對於“**”，很難想象巴金這樣的老作家，竟然能夠一言不發——他就是譴責當局幾句，當局又能怎樣他呢？至多撤銷他“中國作協主席”的職位。而其實，如果巴老真有起碼的正義感，他至少應當在“**”之後，立即辭去“中國作協主席”的職位。那個時候，他不但能夠說話，還能夠寫字。再後來事情做不了，挂著空名，算啥呀。
這使我想到做人的底線絕不僅僅是“說真話”一條，還必須加上陶行知的“做真人”。
底線理當提高
在“說真話”的問題上，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錢理群與蕭乾先生的態度差不多。理群先生在《說話的底線》一文中，提出說話的三條底線：一、做人應說真話；二、想說真話而不能時應該保持沈默；三、如果外在環境之暴虐使沈默也難以做到時，我們不得不被迫說假話，至少應該不加害於人。這第三條讓熟悉中國的朋友想到，好像理群先生也有跟公安局、國安局打交道的經歷。理群先生的話一般人不會覺得有什麽不妥，但還是引起了跟公安局、國安局沒少打交道的、著名自由知識份子劉曉波先生的不滿。曉波在《向強權說真話》（香港《動向》2002年7月號）一開始就指出理群先生的三條底線是一步步退讓，讓到了底線以下了。小波認爲：“做人的底線只有說真話一條”，因爲一旦“被動說謊”就很容易滑到“主動說謊”去，何況人們還面對著“普遍傷害著人性”的“假話制度化”現實呢？
這是80年代與21世紀初的區別，也是體制內與體制外生活環境的區別，更是自由精神在實踐意志上的差別。理群先生有他的苦衷，但人們也沒有說曉波先生“不切實際”、“太高調”的方便，因爲細讀曉波全文，曉波還是非常實際的。曉波的文章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今天勇敢地說出真話來難道還像80年代那麽艱險嗎？這個問題，我相信對理群與曉波他們都有瞭解的朋友們，是不難得出答案來的。應當承認，“假話制度化”確實已經主要只涉及說真話的空間大小了。如果放在80年代或者鄧小平去世之前，蕭乾先生的低調應當說更可以理解一些，但是在今天，我覺得曉波的話應當得到同樣多（如果不是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兩個人的話或許不是非此即彼的對錯關係，但相對說來曉波的話應當得到更多的認同，這是因爲，不管出於何種原因，陰霾濃罩與陰轉多雲不是一種氣象了。
底線難受
話有輕重，日常生活中的話爲輕，公共生活中的話爲重。最輕不過閒聊，一本正經地閒聊反倒累人了，事實上也做不到。完全私生活中的話也重不到哪兒。這一點曉波在文章中沒有說清楚。政治人物與家裏人也端“偉光正”的架子，一定畸形殘酷極了。需要“向強權說真話”的時候在整個生活的比例上，其實很小，人的大多數時光還是在一地雞毛中過去的。我的看法至少在純私人生活中，完全可以說點假話。對老婆說“我有情人了”，是沒有嘗過炫耀的苦頭。
事有大小，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單身家庭，少有生活大事。人的很多日常生活是應當多一些隨意的，正因此，才見到極權政治將黑手伸到了日常生活的可惡。
在極權社會，一走出家門，事情就大起來。你在單位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意味著對領導的態度，從最小的領導到最大的領導。領導經常教導人們“從我做起、從身邊做起”，意思都是一個：聽話、苦幹。面對強權的自由主義，從我做起比較好說，例如沈默、不拍馬屁、不附和邪惡、不助紂爲虐。從身邊做起就難了。共產黨幹部是對上負責的，對下則能糊就糊，哪個單位不是問題成堆？你提意見吧、建議吧、向上舉報吧，沒用不說，時間一長，最終自然是招領導厭，評職稱、分房子、調工作、漲工資，夠你受的了，如今更有聘用（人事部剛宣佈三年內所有的事業單位都要建立健全聘用制）、下崗，可厲害了。
任何人，他最熟悉的還是他每天置身其間的環境，看到缺陷最多的也必然是所處的小環境，他對社會的許多不滿大都由對小環境的不滿延伸開來。很難想象，一個人自從進入一個單位，工作、報酬、同事、（特別是）領導都使他滿意，他還會有多少正義感，還會成爲異議人士。正義感不是與生俱來的，“持不同政見者”首先是權力者“培養”出來的。可是，包括我自己在內，對所在單位的批評還是做得很少。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自由知識份子實踐品質總體上的不如人意。從某種意義上說，你籠統批判當局可以，你批評單位就難上難；你從理論上批評專制可以，你從實踐上與醜惡抗爭就難上難。不像民主自由社會，連工資都可以跟資本家對話談判，資本家還不得隨意炒職工魷魚，即使炒了只要你有本領，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現在中國大陸的傳媒對醜惡的揭露確實多了起來，但是，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例如著名的《南方周末》對廣東的批評報道，相對說來比其他所有傳媒對當地的批評報道要多一些，但還是做得很不夠。
青年余傑就讀北大的時候，就發表文章批評北大；哲學家徐友漁在文章中批評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現在他仍然供職於此。他們是我必須表示尊敬的。許多“政治犯”早先就是單位的“邊緣人”、“另類”，也不由人不從心裏向他們致敬。
如果人們老是得不到公開說理制約權力的權利，那麽，今天的共產黨就只有與新革命黨、黑社會、恐怖群體較量了，人們的抗爭必然會向密謀、地下發展——想說點真話的自然靠邊,做真人怕只有做“活死人”一途；地面上做不了“真人”，只能先到地下去打拼了！
錢理群是優秀名人
錢理群先生剛剛退休。好像中國的教授們不管是不是領導恩賜、憑“人緣”濫竽充數的，60歲退休的少見。網上相關的消息不少，據說理群先生已經對北大的碩士、博士教育失望，想退下來去老家貴州的中學。這就對了，博導是可以工作到70歲退休的，理群先生因爲失望不想繼續呆北大了，這讓我有說不出來的苦澀。儘管有太多的無奈甚至被迫的成分，我還是想將理群先生的選擇看作一次重要的放棄，這件事應當能夠加深人們對北大真面目的認識，那些考取北大的碩士、博士，例如我過去的幾位元青年朋友，需要從中認真思考些嚴肅的東西，以爲考取北大有什麽特別的榮耀，境界小了、低了，至少與理群先生的感受離得太遠。理群先生在部分清華友人舉行的告別座談會上，說有些追循胡適的人是“戲子”，有些尊崇魯迅的人是“土匪”，我雖不知具體所指，還是先將驚詫留在心裏。我願意將錢教授的放棄看作一件不壞的的事情，新的失望在等著他，但他今日的放棄比起上次接受“長江《讀書》獎”來，更符合他一貫的人格，是在做人的底線上重重地踩了個大腳印。
據朋友介紹，錢理群先生在北大校園是出了名的“單位牛虻”，他公開的言論不是最突出的，例如比不上早已失去單位的劉曉波先生，但他在“小環境”中的人格，確是中國自由知識份子中最突出的一個。這一次他的放棄與他往日做的許多好事一樣，不能說無足輕重，他腳下的行爲底線比我腳下的要高一些，用五線譜作比，說不上是上加線，但肯定不是下加線。做人至少要做在中間的五根線上。包括江澤民在內，有多少人臨到退休不戀棧？即使提前退休了，錢先生也還可以在未名湖畔不問世事地悠遊啊，他沒有，他的行爲是有大意義的。
人格加實際行爲上的現代制度追求，才是今日中國知識份子的“公共生活底線”。無論是已經退休的還是沒有退休的，有單位的沒有單位的，都是難臻的境界。有才華的名人、有技術的專家，生存空間大一些，不像我的一些平民朋友，當局一整生存就難起來，幾乎是掙扎在死亡線上。我相信曉波先生的要求，既然針對的是錢理群先生的觀點，也就主要是面向名人、專家的，很有必要，因爲在中國，由於底層人們的格外困苦，既天然富有正義感，又天然缺乏說真話的機會，倒是許多專家、名人，成了何清漣女士批評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部分，他們僅僅代表著恥辱，十倍的恥辱。
怎樣才能前不負具有“原儒精神”（例如梁漱溟）的古人、後不負具有“自由精神”的來者呢？依然是擺在中國知識人面前的沈重話題。思想界討論說真話的問題，實質是針對強權暴政的；我添一條做真人，不是獨創，因爲在說真話的問題上意見不一的錢理群先生與劉曉波先生，在做人上都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希望我的上述意見只是有所擴充了兩位先生的主張。抄曉波先生的一段話作結：
容忍謊言就等於自動強化暴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謊言，後極權時代的暴政再無其他資本爲自身辯護。這樣的獨裁制度在要求人們自我作賤之時，甚至是體諒民意的，它不要求人們真誠地相信它，真心地讚美它，而只要求人們的犬儒態度：違心地承認它和歌頌它，足矣！所以，暴政——無論是極權的還是後極權的——永遠不會主動放棄對人性尊嚴的踐踏， 永遠要進行威逼利誘以便讓人們向自己的良心說謊。正是我們的馴順使暴政顯得穩定強大，顯得道貌岸然且有幾分仁慈。暴政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進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會被鎮壓，而整體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個新的暴政——而是每個人，首先是以公共發言爲職業的知識人，拒絕說謊、不參與說謊，不靠謊言生存！
2002年7月19日
－－轉自《學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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