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5日讯】巴金的缺陷
不要说谎要说真话，是大多数人被要求也要求过别人的，说它是人类日常生活的惯例恐怕不是虚话。在过去的苏联、东欧，今日的朝鲜、古巴以及中东、非洲、南美等地区的专制半专制国家，日常生活的惯例被践踏，日常生活被扭曲了，哈维尔的“生活在真实中”才成了一种重大的政治记忆。人类的话语世界就这样，好像只有名人的话才是话，中国也是如此，是巴金的《随想录》才使“说真话”成了大中华的重大话题，这不是中华民族有正常生活的证明。萧乾先生比巴金先生低调，他说的是“尽可能说真话不说假话”，意思是没法说真话的时候沉默，不得已说两句假话也情有可原——价值诉求与事实陈述和在一起了。
但是，人们对萧乾先生的暮年几乎没有非议，而对这几年已经不能说话，已经没法接受或者拒绝党的关怀的巴老，人们是有微词的，有作者甚至说到了“寿则多辱”。
可以说《随想录》之后，巴金没有说过什么假话，但是真话说得怎样呢？好像不够。例如对于“**”，很难想象巴金这样的老作家，竟然能够一言不发——他就是谴责当局几句，当局又能怎样他呢？至多撤销他“中国作协主席”的职位。而其实，如果巴老真有起码的正义感，他至少应当在“**”之后，立即辞去“中国作协主席”的职位。那个时候，他不但能够说话，还能够写字。再后来事情做不了，挂着空名，算啥呀。
这使我想到做人的底线绝不仅仅是“说真话”一条，还必须加上陶行知的“做真人”。
底线理当提高
在“说真话”的问题上，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与萧乾先生的态度差不多。理群先生在《说话的底线》一文中，提出说话的三条底线：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这第三条让熟悉中国的朋友想到，好像理群先生也有跟公安局、国安局打交道的经历。理群先生的话一般人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还是引起了跟公安局、国安局没少打交道的、著名自由知识份子刘晓波先生的不满。晓波在《向强权说真话》（香港《动向》2002年7月号）一开始就指出理群先生的三条底线是一步步退让，让到了底线以下了。小波认为：“做人的底线只有说真话一条”，因为一旦“被动说谎”就很容易滑到“主动说谎”去，何况人们还面对着“普遍伤害着人性”的“假话制度化”现实呢？
这是80年代与21世纪初的区别，也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生活环境的区别，更是自由精神在实践意志上的差别。理群先生有他的苦衷，但人们也没有说晓波先生“不切实际”、“太高调”的方便，因为细读晓波全文，晓波还是非常实际的。晓波的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勇敢地说出真话来难道还像80年代那麽艰险吗？这个问题，我相信对理群与晓波他们都有了解的朋友们，是不难得出答案来的。应当承认，“假话制度化”确实已经主要只涉及说真话的空间大小了。如果放在80年代或者邓小平去世之前，萧乾先生的低调应当说更可以理解一些，但是在今天，我觉得晓波的话应当得到同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两个人的话或许不是非此即彼的对错关系，但相对说来晓波的话应当得到更多的认同，这是因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阴霾浓罩与阴转多云不是一种气象了。
底线难受
话有轻重，日常生活中的话为轻，公共生活中的话为重。最轻不过闲聊，一本正经地闲聊反倒累人了，事实上也做不到。完全私生活中的话也重不到哪儿。这一点晓波在文章中没有说清楚。政治人物与家里人也端“伟光正”的架子，一定畸形残酷极了。需要“向强权说真话”的时候在整个生活的比例上，其实很小，人的大多数时光还是在一地鸡毛中过去的。我的看法至少在纯私人生活中，完全可以说点假话。对老婆说“我有情人了”，是没有尝过炫耀的苦头。
事有大小，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家庭，少有生活大事。人的很多日常生活是应当多一些随意的，正因此，才见到极权政治将黑手伸到了日常生活的可恶。
在极权社会，一走出家门，事情就大起来。你在单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意味着对领导的态度，从最小的领导到最大的领导。领导经常教导人们“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意思都是一个：听话、苦干。面对强权的自由主义，从我做起比较好说，例如沉默、不拍马屁、不附和邪恶、不助纣为虐。从身边做起就难了。共产党干部是对上负责的，对下则能糊就糊，哪个单位不是问题成堆？你提意见吧、建议吧、向上举报吧，没用不说，时间一长，最终自然是招领导厌，评职称、分房子、调工作、涨工资，够你受的了，如今更有聘用（人事部刚宣布三年内所有的事业单位都要建立健全聘用制）、下岗，可厉害了。
任何人，他最熟悉的还是他每天置身其间的环境，看到缺陷最多的也必然是所处的小环境，他对社会的许多不满大都由对小环境的不满延伸开来。很难想象，一个人自从进入一个单位，工作、报酬、同事、（特别是）领导都使他满意，他还会有多少正义感，还会成为异议人士。正义感不是与生俱来的，“持不同政见者”首先是权力者“培养”出来的。可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所在单位的批评还是做得很少。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自由知识份子实践品质总体上的不如人意。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笼统批判当局可以，你批评单位就难上难；你从理论上批评专制可以，你从实践上与丑恶抗争就难上难。不像民主自由社会，连工资都可以跟资本家对话谈判，资本家还不得随意炒职工鱿鱼，即使炒了只要你有本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现在中国大陆的传媒对丑恶的揭露确实多了起来，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例如著名的《南方周末》对广东的批评报道，相对说来比其他所有传媒对当地的批评报道要多一些，但还是做得很不够。
青年余杰就读北大的时候，就发表文章批评北大；哲学家徐友渔在文章中批评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他仍然供职于此。他们是我必须表示尊敬的。许多“政治犯”早先就是单位的“边缘人”、“另类”，也不由人不从心里向他们致敬。
如果人们老是得不到公开说理制约权力的权利，那麽，今天的共产党就只有与新革命党、黑社会、恐怖群体较量了，人们的抗争必然会向密谋、地下发展——想说点真话的自然靠边,做真人怕只有做“活死人”一途；地面上做不了“真人”，只能先到地下去打拼了！
钱理群是优秀名人
钱理群先生刚刚退休。好像中国的教授们不管是不是领导恩赐、凭“人缘”滥竽充数的，60岁退休的少见。网上相关的消息不少，据说理群先生已经对北大的硕士、博士教育失望，想退下来去老家贵州的中学。这就对了，博导是可以工作到70岁退休的，理群先生因为失望不想继续呆北大了，这让我有说不出来的苦涩。尽管有太多的无奈甚至被迫的成分，我还是想将理群先生的选择看作一次重要的放弃，这件事应当能够加深人们对北大真面目的认识，那些考取北大的硕士、博士，例如我过去的几位元青年朋友，需要从中认真思考些严肃的东西，以为考取北大有什么特别的荣耀，境界小了、低了，至少与理群先生的感受离得太远。理群先生在部分清华友人举行的告别座谈会上，说有些追循胡适的人是“戏子”，有些尊崇鲁迅的人是“土匪”，我虽不知具体所指，还是先将惊诧留在心里。我愿意将钱教授的放弃看作一件不坏的的事情，新的失望在等着他，但他今日的放弃比起上次接受“长江《读书》奖”来，更符合他一贯的人格，是在做人的底线上重重地踩了个大脚印。
据朋友介绍，钱理群先生在北大校园是出了名的“单位牛虻”，他公开的言论不是最突出的，例如比不上早已失去单位的刘晓波先生，但他在“小环境”中的人格，确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中最突出的一个。这一次他的放弃与他往日做的许多好事一样，不能说无足轻重，他脚下的行为底线比我脚下的要高一些，用五线谱作比，说不上是上加线，但肯定不是下加线。做人至少要做在中间的五根线上。包括江泽民在内，有多少人临到退休不恋栈？即使提前退休了，钱先生也还可以在未名湖畔不问世事地悠游啊，他没有，他的行为是有大意义的。
人格加实际行为上的现代制度追求，才是今日中国知识份子的“公共生活底线”。无论是已经退休的还是没有退休的，有单位的没有单位的，都是难臻的境界。有才华的名人、有技术的专家，生存空间大一些，不像我的一些平民朋友，当局一整生存就难起来，几乎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我相信晓波先生的要求，既然针对的是钱理群先生的观点，也就主要是面向名人、专家的，很有必要，因为在中国，由于底层人们的格外困苦，既天然富有正义感，又天然缺乏说真话的机会，倒是许多专家、名人，成了何清涟女士批评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仅仅代表着耻辱，十倍的耻辱。
怎样才能前不负具有“原儒精神”（例如梁漱溟）的古人、后不负具有“自由精神”的来者呢？依然是摆在中国知识人面前的沉重话题。思想界讨论说真话的问题，实质是针对强权暴政的；我添一条做真人，不是独创，因为在说真话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的钱理群先生与刘晓波先生，在做人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希望我的上述意见只是有所扩充了两位先生的主张。抄晓波先生的一段话作结：
容忍谎言就等于自动强化暴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谎言，后极权时代的暴政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这样的独裁制度在要求人们自我作贱之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它不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真心地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足矣！所以，暴政——无论是极权的还是后极权的——永远不会主动放弃对人性尊严的践踏， 永远要进行威逼利诱以便让人们向自己的良心说谎。正是我们的驯顺使暴政显得稳定强大，显得道貌岸然且有几分仁慈。暴政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进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会被镇压，而整体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个新的暴政——而是每个人，首先是以公共发言为职业的知识人，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
2002年7月19日
－－转自《学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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