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0日讯】政党是具有共同信念并力求予以实现的政治团体。就其性质与宗旨而言，无论于台上或台下，都必然要干预政事。这是因为，政治是一种治国安民的理念与权职，具有引导、操控、并影响国计民生的作用。不同的政党，对引导社会治理国家，有着不尽相同的理念和方针策略。古代封建王朝，实施的是寡人政治（或曰王党专政）。一言堂上，君临天下，舍得一身剐者，方敢直言进谏。威严固然是威严了，但王朝少则三五十年，多则数百年，也就沈屙不起，一命呜呼了。之所以如此，只因闭目塞听而一意孤行也。
随着时代的演变，社会于动乱中曲折延伸。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但世事既相关也相悖：利与弊共生，得与失相容，比较而言，在政治体制及其结构的革新上，则显得犹豫迟缓。而这，与执政党、参政党可说都不无关系。对此，我仅就参政党的政党意识与诤友精神，来作一点小小议论。
“政党意识”是每个党派应有的自我确认――就像一个人的强调自我，用以区别于他人。譬如“民主促进会”，便正如其名称所宣示：乃一心于民主政治之促进也。为此，须得一要有诤言精神，二要有实干不懈。政党有着拥戴它的阶层和群体，并代表其利益。政党成员应明确认识本党派不同于其他党派的理念与特性（宗旨纲领与组织方式）。回顾上世纪四十年代，各界人士秉承“五四”传统，高举“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内战”大旗，从政界、知识界、工商界纷纷涌出，组织了代表不同阶层的政党，不畏迫害，不怕牺牲，为打倒腐败专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民主党派在彼时的情状，可说是生龙活虎，各具特色。譬如马叙伦、王绍鏊、雷洁琼等人，出于爱国忧民，在文化教育界组织“民主促进会”，喊出了口号：“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那曾是何等的壮举，何等的激奋人心！1946年6月23日，马叙伦先生率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前往南京与政府交涉，虽年逾花甲而义无反顾。此去如何？明知举步即蹈李公朴、闻一多之后，但先生抱必死之志，惟求唤起民众，惟求促进民主！车抵下关，果遭特务袭击，头破，血流如注。先生不顾伤痛，凛然作声，痛斥反动派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众怒难犯，小丑丧胆，流血现场竟成揭露控诉大会。各报以头条新闻报导，是反内战争民主的有力号召。可见，彼时民主党派之“政党意识”，并非只写在纸上，挂在嘴边，说说而已。有宗旨有目标，它植根于党派成员思想之中，并见诸于悲烈壮行。从此一事例，亦不难看出，“民进”前辈们的信念、热血与意志――为未来民主中国之大业，不惜流血牺牲，只求奋力促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一段同舟共济的精诚合作，为未来民主政治的诞生，战斗于同一条堑壕，是“战友”的关系。为了团结对敌，对民主党派，共产党还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但，之后由于极左路线泛滥，全国政治运动不断，乱象频仍，民主党派与知识份子更屡遭冲击，被当作“反动分子”、“牛鬼蛇神”批斗而一蹶不振。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决策，社会方才由乱而治，开始复苏并纳入了发展的轨道。
历史的教训是沈痛深刻的。教训之一：根据权力腐败的规律，权力必须要有约束与制衡。而民主党派的存在，便理应起到这样的作用。为此，周恩来曾说过：民主党派要成为共产党的诤友――也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诤者，直言忠告而无所忌讳也。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与那些阿谀奉承者相比，虽不悦耳，却是铮铮有声，一如晨钟暮鼓，使执政者有所警觉省悟。古代的且不说了，试看近代以来，刚正不阿，敢于诤言者，皆是卓立不凡，令人叹服的。譬如章太炎，以大勋章为扇坠，笑谑斥责袁大总统；譬如梁漱溟，为农民请命，敢于当众与毛泽东抗辩；譬如马寅初，虽屡遭批斗仍坚持一已之“新人口论“；譬如吕荧，当众口嚣嚣――以郭沫若为首的学者大师们口诛笔伐胡风之时，惟独他挺身而出，为之申辩，最终冤死于狱中。此等人士，于彼时历尽磨难，受尽侮弄却终不改悔；于今日则雾散日出，显见其独立之傲骨与真知卓识。可见，是屈膝于权势而背弃良知，还是坚持信念以抗争强暴，此便是或骂名遗世，或千古流芳之有别也。
教训之二：既是政党，理应参与政事，便不可无“政党意识”与“诤言精神”。时至今日，“井绳效应”仍在起作用。一些党派成员在历史阴影下依旧心有余悸，不敢畅言，更不敢有诤言。看起来是“接受教训”了，其实不然。我们说的“教训”，指的是“错误地接受教训”，因而心怀忐忑，畏首畏尾。时代在变，形势在变――全球一体化的格局，民主与人权的觉醒与诉求已渐成气候，决非哪个大人物所能逆转的，而这便是国际与国内的形势背景。经济市场化进程的结果，使社会必然更趋于开放、透明和民主。但，会有不同的阶段和艰难的过渡，会有种种曲折反复与障碍。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同心合力，特别需要参与政事的各党派的积极介入。各党派多以“民主”二字为冠名，这便理当名符其实，发扬民主精神，敢想敢说敢为，对目前政治领域中存在的诸多严峻问题，（如以党代政、渎职失职、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权力滥用、监督不力，等等。）利用人大、政协提案与讲坛，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场合机会，责无旁贷地进行督察、揭露、建言和批评。倘若不是这样，倘若对此见怪不怪，明哲以自保，为既得之眼前小利而一味地附和与赞颂，那末，“民主党派”在今日，实在是只有让人质疑：是否还有存在下去之必要。
在中国，党派可说是政治稀缺资源。这是因为，一方面它相对说来数量甚少。（八个党派才几十万人，比起执政党的数千万之众，可说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党派若能励精图治有所革新，则可能发挥的效用及其潜在能量必不容低估――这既是形势和改革的需要，也是政党使命之必然。在中国，政经体制的深层次改革，取决于三种因素，一是执党政内部有此种自觉的要求，并以此作为动力，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民主政治进程；二是执政党之外的因素（其他各党派理应是主要力量）的推动与促进；三是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与作用。只是问题在于，当前各党派还没有能够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它们更多地陷没于机关事务和社会服务的冗琐之中，而将干预政事，政治监督的大事要务――将一个真正的政党所应该具有的“政党意识”与“诤言精神”，有意无意地舍弃了。
6/27/2004 5:30 AM
转载自《议报》1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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