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楊銀波:最危險的反歧視

——中國農民工調查

楊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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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4日訊】節目:2004年7月3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听眾朋友,這里是中央廣播電台——來自台灣的聲音,您現在收听的節目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我們繼續為听眾朋友們安排的是《中國農民工調查》這個系列,今天是第三集的播出。讓我們一起來听听“農民工之子”楊銀波先生今天要為我們帶來什么樣的內容。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据說這個城市有一千万人口,有的住花園別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頭;可是我們沒有一席之地,弟兄們,我們沒有一席之地。我們逃离飢餓,尋找幸福,交通部門要走我們的所有,讓我們擠在一起窒息,瘋狂,死去,認清自己——不如他們眼里的一條狗,弟兄們,我們不如一條狗……(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在進入我們今天的節目主題之前,首先要提供給听眾朋友們一則有關于農民工的最新消息。根据中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趙鐵錘6月18號表示:去年大陸死于工傷人員高達13万6千人,其中有80%是農民工。北京《中國青年報》報導,趙鐵錘在第一屆“全國外來工職業安全与健康權益研討會”上說,去年大陸工傷死者大部分是農民工,特別是在礦山開采、建筑施工以及危險化學品等3個農民工集中的行業。從這則簡短的新聞報導當中,听眾朋友們應該可以感受到,大陸的農民工多半都是從事一些非常危險,而且大多數人都不愿意從事的工作。事實上,除了工傷比例過高之外,大陸有許多社會案件也都是和農民工有關。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一個情況呢?在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當中,楊銀波先生從具體的事例當中為我們抽絲剝茧地揭開這些大陸農民工所面臨的艱困處境。

黃:我在想今天中國農民工會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發生了很多的社會事件,對不對?

楊:對,有很多社會事件。這种犯罪的也有,我采訪過一些。舉個例子啊,前些天我在《大紀元》發表過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底層民工紀實:葉飛的29年》。葉飛,這個人是葉飛,今年29歲,他是与我同市同鎮的老鄉。他以前在廈門市湖里區人民法院被判6年,后來減刑,在福建省福州市閩侯縣白沙鎮閩侯入監大隊坐了4年半的牢房。他向我回顧一個艱辛而复雜的過程,他是一個典型。他從21歲開始在廈門犯罪,主要是偷、搶,無所不干。為什么呢?過去受到的欺詐、盤剝、歧視太多。他從21歲也就是1996年的時候就開始犯罪。1996年,那個時候是最亂的,他們就屬于那個“亂”的群體,相當亂,什么都干。本身他也會點武術嘛,昏昏沉沉地亂搞一气。

不過從監獄出來之后,他懂了很多,穩重了很多,知道了很多,等于了解了在中國社會的一些“國情”吧——就是哪些人該去惹,哪些人不該去惹,哪些事該去做,哪些事不該去做。他出了監獄之后,又找了很多很多正當的工作,也遇到了很多不給他錢的事情,他干了一兩個月都不給分文。他當時對我說了句話:“要是按我過去的脾气,那不得了,我可以買兩個雷管,把這個厂給炸了!”但是他又說:“我還是忍了。能忍則忍,不忍也得忍!”他還有老婆,還有孩子,他在監獄的生活過夠了!真的是糟透了,中國監獄的黑暗。他這等于是一种畏懼、恐懼,也算是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干脆老老實實的,忍辱負重。也是因為這樣,他這几年也沒什么錢。

前些天他到我這里來作客,也在我面前唱起那個《流浪歌》和《离家的孩子》,唱著唱著就流淚了——一個29歲的大男人啊。況且這個人我跟你說,還是很有骨頭的,很堅強,風風雨雨都經歷過,但是一想到打工的艱難,就很脆弱、無助。這些年來民工越來越多嘛,尤其是年輕的人,有文憑的——初中的,高中的,乃至大學生,越來越多。我所接触的一些大學生也是這樣,干脆不去學校上課了,因為有些大學很自由嘛,考試的時候才去,沒考試的時候干什么呢?有可能一個大學生在湖南讀書,就從湖南跑到廣東來打工了,在公司里面或者其他地方干。干完之后,要考試了,又回去考一下試,乃至于叫人去代考,將來混個大學畢業證就完了。你知道這個情況嗎?

黃:哎呀,這樣讀書能讀出什么東西來啊?

楊:在很多人看來,包括他們自己也覺得,這是一种“早熟”。說“反正這個社會是個大染缸,遲早都要去染的,所以不如先去‘出社會’”。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他們确實也沒辦法,父母也拿不出錢供他們上學,所以就自己提前出去打工。有的就在學校附近打工,利用上學之外的剩余時間去賺錢,這是比較好學、叛逆性格不是太大的大學生。那么叛逆性格比較大的,同時知道的信息很多的,聯絡的、交往的渠道非常多的,敢拼敢闖、敢不惜一切代价的這些大學生,就沖出去了,這樣的學生過去現在一直都有。哪怕自己出來再辛苦,只要找到了錢,同班同學還是有挺羡慕的人,“哎呀,你太好了!”大家一談起來,都是談錢的問題,大家都沒几個錢嘛。

我過去接触過一幫學音樂的大學生朋友,有搞搖滾樂的,有搞流行音樂的,他們一天到晚吃三頓飯——三頓一塊錢一盤的蛋炒飯,就完了,窮啊。這就是“生活”。然后其他的時間差不多都去打工,到酒吧啦、夜總會啦,或者到其他地方搞演出,搞點外快。尤其是一些要求不是太嚴格的大學,真的是有點潰不成軍。現在的大學,是一個“類似于成人世界”的世界,是一個“接近于外面這個社會”的社會,越來越現實,越來越找不到上個世紀80年代大學生的理想主義,找不到那种真正為了追求知識,為了追求更大的社會擔當、更高的社會道義的青年精神。個人利益反倒想得特別多,所以說這几年中國社會的人心變化确實很多、确實很大。這些拼命地為了生存、為了上學、為了混個文憑而四處找錢的大學生,也應該算是一种民工吧,特殊的民工。

他們很多都是從農村考上大學,保留著農民的身份和痕跡,更是天生的反歧視。你看前段時間云南發生的那個大案子——馬家爵案,他是一個多好學的農村孩子啊。你要說他聰明呢,還是夠聰明的,可是這個農村大學生為什么成了一個殺人犯?而且還殺了四個。那就是一种很大的心理轉變,自己性格里面的一种扭曲狀態,被貧窮、被歧視長期壓抑所導致的突然的反常心理、反彈心理、報复心理,一种對社會整個的不公的仇視。所以宁愿殺人不見血——當然他殺人見了血,還殺了四個,逃之夭夭。最后他在法庭上當然也能夠認識到這些,他說“判死刑吧,給我判個死刑”,他很清楚自己干了什么事儿。但他确實是一個悲劇,馬加爵是整個中華民族巨大的悲劇,尤其是今天——中國人究竟到了一個什么樣的精神狀態?為什么如此反常?(陳星音樂:《流浪歌》)

黃:楊銀波從葉飛怎么樣由倍受欺凌變成又偷、又搶的罪犯,談到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因為付不起學費而提早加入了打工的行列。接下來,楊銀波為我們談到了一個大陸最小的刑事犯(只有18歲),他是怎么被判了死刑。

楊:我看過很多刑事案件。1999年12月10日上午,廖亦武曾經在重慶的一個看守所采訪過一個死刑犯,叫牟大路,當時牟大路才27歲。牟大路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跟他在牢房同舍的三個死刑犯,小的那個才剛滿18歲,是被判死刑的最小的刑事犯。這個孩子為什么犯死罪呢?在公共汽車上,一個孕婦叫這個孩子讓一下座,他不讓,孕婦就罵這個孩子——“傻農民!”后來這孩子气不過,拿著一把水果刀,就給那個孕婦刺過去了,腸子淌出一大捧,很慘。胎儿取出來之后,母子都沒气了。那個胎儿的小頭只有拳頭那么大,小頭也被刺進去了,慘不忍睹。但是,為什么這個18歲的農村孩子如此反常,成了一個殺兩條人命的殺人犯?反歧視。反對城市對我的歧視,成了一种報复心理,這是最危險的。要緩解這种矛盾,所以我呼吁全社會,尤其是城市人,應該善待農民和農民工;而我們的農民、農民工也應該有一定的自知之明,要學會對他們有一定的寬容和冷靜,不能表現為一种報复。當然也碰到一些錢上的問題,說來說去還是錢上的問題,貧窮的問題,工作的問題,工資的問題。

黃:對。我想我們在新聞當中看到蠻多的。就是這几年每次中國新年快到的時候,常常發生一些事件,就是農民工要不到工資,被拖欠工資,然后回不了家鄉,甚至憤而自殺這樣的案例。

楊:跳樓的也有,自焚的也有……

黃:非常的多。

楊:出現這類的案例,怎么說呢?本身很多厂有保護傘,是一种強勢地位,所以從一定層面上——我說的是“一定層面”,并不完全——,一些局部的公安、政府、勞動部門等等,有的時候閉耳不聞、閉眼不見,盡量地能拖則拖,是這樣的一种狀態。我參与的一些維權,民工還能討到部分的公道,并不完全,但是我不知道其它的情況會是怎樣。尤其是遇到一些更為不負責的勞動局、工會的時候,他們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這是個大問題,這是一個巨大的、全社會的、還沒有被大量開墾的社會學,一种真正的學問,一种“行動”的學問,而我們許許多多的人現在還在談“理論”上的學問,可是我們遇到的問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民工不需要我們講多么高深的道理,只需要我們告訴他“該怎么辦”——誰的電話是多少號?我要打過去。他們想知道這樣的信息,非常地直接,不喜歡羅嗦,很耿直。

置身于群體當中,尤其是當他們自己不能夠理性的時候,一些我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會發生,比如說暴動。剛才你講的是局部的,跳樓啦、自殺啦;而暴動,就是群體性質的。最近東莞這邊發生了一個事情,美國《中國勞工通訊》前些天一直在關注,就是民工沖進厂里把計算机都給砸爛了!像湖北隨州這些,有的甚至沖進市政府,沖擊國家机關!很憤怒,他們不受理性所控制。你要從道義上講,他們是對的;從法律上講,他們是不對的;但是當我們一旦回顧這個源頭,為什么會有這樣激烈的事情發生?政府、企業,那脫不了干系。所以說,要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那就要從良性開端開始,尤其從最初的執行上就要把它做好。《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有啊,《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也有啊,但是我去問了很多農民工:“你們知不知道這兩個法?”——“不知道,不清楚,不曉得。”9個字,他們是這樣回答的。可是他們到底知不知道?還是知道一點的。可是即便知道了又能怎么樣呢?

黃:到底實際上它實施的情況是怎么樣的呢?

楊:誰實施的情況?

黃:就是《勞動法》和《工會法》,它的實施的狀況是怎么樣的?

楊:這怎么說呢?有一定官方立場。在一些局部地方,搞得好一點;在一些它無法控制的地區,就搞得非常地复雜,非常地難看。

(大紀元首發)

附:《放眼大陸》節目播出時間首播:每周星期六:08時~09時(北京時間)重播:每周星期六:20時~21時(北京時間)网址:cbssp.cbs.org.tw/getip.aspx(進入點擊:繁體/簡體→网路廣播區· 新聞网· 播放器)(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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