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0日訊】我相信，100年後，或許更近一些年，歷史留給鄧小平的稱謂也就是他的名字，“鄧小平”這三個字。而眼下，成千上萬家中國國內媒體對鄧小平的評價，到時候也都將簡化爲這麽三個字：鄧小平。
且讓我看看鄧小平的名頭吧：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産主義戰士，中囯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即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江澤民在鄧小平追悼大會上的悼詞）
這些名頭，都將回歸與無，我們可以設想，今天的我們對以往歷史上的能夠記住名字的人物，有怎麽樣的評價？不外乎說那個是劉邦，那個叫項羽，那個叫秦始皇，誰還會想到他是偉大的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稱呼他們是當時中國卓越的領導人之一呢？這當然就成爲笑話了。
歷史就是真實歷史，任何美化的歷史都是值得懷疑的歷史，是不真實的歷史。誰敢說一個歷史人物，他無過，他只有功勞？沒有人可以這樣說。歷史只有回歸於本來面目，歷史人物只有把最真實的一面毫無保留地呈現出來，他才能在今後的歷史上留下名字，否則，歷史將會遺忘他，像過眼雲煙一樣。
所以，我敢說，鄧小平是一個有功也有過的人，假設他在世時對於未來國家命運有更多準備的話，有更多用心的話，我們的今天肯定比現實的今天還要更好一些。
眼下的中國現狀，被學者們稱爲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腿長腿短”的節骨眼，城鄉和區域發展差距拉大，群體之間貧富懸殊；經濟指標雖大攀升但社會民衆的收穫感、安全感和認同感卻在弱化，改革初期普通大衆所得到的實惠逐漸銷蝕；因改革發展的“欠統籌、不均衡”所帶來、所伴生的負面因素正積累爲社會的“不確定性”，弱化著繼續推進改革的民意基礎。同時，自然生態污染，資源瓶頸，教育水平差距、就業再就業困局和分配失衡所形成的社會矛盾，國際地緣戰略的重大變化，各國發展競爭加劇等等，都從發展外環境的角度弱化著中國加快發展的自然基礎、社會基礎、國際基礎和時間基礎。所以這一切，均有形無形地增大著發展的不確定性，加大著改革攻堅的難度（學者魯甯語，見8月6日《東方早報》）。
舉個簡單的例子，1989年之前，不出現重大天災人禍的情況下，浙江、四川、安徽、河南等沿海內地普通農村家庭可以養3-4個小孩，甚至5個，都可以養大，並能夠上學讀書，起碼小學畢業，那個時代農村的高中畢業生遠遠高於今天的數位。當時農村人外出打工比較少，主要收入靠土地，就是靠種地。而如今，農村人靠土地已經無法養活家庭了，只得外出打工，如果每家養兩個孩子，只能有一個孩子可以讀完初中，上高中的並不多，靠地吃飯不中用了，外出打工也是勉強糊口，努力能夠步入小康實在艱難，更別說養3-4個孩子了（這裏並不是說鼓勵多生，即使鼓勵他們生，他們也不敢生，生不起）。按照這一事實可以判斷，現在農村人是收入高了，生活質量提高了，還是退步了，落後了？
鄧小平是提倡“貓論”的領導人，鼓勵爲了眼前利益，“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可以採取各種手段，因爲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而不管它到底是怎麽去抓的。所以，鄧小平提倡對待中國制度姓社姓資採取不爭論的態度，而對於香港澳門回歸則採取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允許他們走他們的資本主義道路，而對內地的制度只是強調要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既然社會主義體制有不完善的地方，市場經濟制度比較完善，爲什麽不能一步到位，徹底完善好呢？“一個中國，兩種制度”就是鄧小平的創造，也是“貓論”實踐的“偉大構想”。鄧小平提出“不爭論”，認爲“下一代”更加有智慧，“下一代”能夠更好地解決香港、澳門和臺灣問題，能夠更好地解決南沙以及釣魚島的爭議，這當然也是他的一廂情願。我也相信下一代終將解決這些問題，可是我們偉大、傑出的鄧小平爲什麽要在有生之年放棄這種努力呢？如果假設下一代沒有更好的智慧，又該怎麽辦呢？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鄧小平爲什麽不“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呢？爲什麽不以更長遠的眼光看到中國未來命運的問題並努力解決呢？我想，這是我們在鄧小平百年冥壽之際需要研究的問題之一。
我本人對鄧小平去世的記憶是這樣的，那是1997年2月19日，陰曆正月十三，晚上，北京的夜色很寂靜，也很晴朗，似乎還刮著常年這個時候都刮著的風，我一個人騎著單車從永定路出發，經過五棵松，當路過北京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時，並沒有刻意去留意什麽，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麽。第二天，當我去上班的時候，我外地的朋友很反常地給我打來長途電話，問我北京情況怎麽樣。我有點莫名其妙，因爲北京太正常了，甚至一點異樣的動靜也沒有了。不過，我還是覺察到她的話裏含的意思，因爲鄧小平死了，全國人民都知道了，而我剛剛知道。雖然我剛剛知道，但就是昨天他離開人世的晚上，我正巧騎著單車經過他最後停留的地點–五棵松301醫院附近，我在路上，他在病房。當晚二十一時零八分，醫生宣告鄧小平生命進入終點，終年93歲。已屬高壽，善終。第二天我目擊到，北京街頭刊登鄧小平去世消息的《人民日報》有很好的購買量。
鄧小平去世後，留下了很多問題值得研究，值得思考。比如1981年6月30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央軍委主席，把黨的一把手和軍委的一把手分開了，至今還沒有黨章和憲法上解決這一問題。當時鄧還是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主席爲胡耀邦。這次全會日程從6月27日起到29日結束的，會上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請求，選舉胡耀邦爲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爲中央軍委主席。這一職務的變化，出現了黨主席與軍委主席這種“黨務與軍務分開”的體制。這是在毛澤東和華國鋒兩代主席的時代未曾有過先例的情況。1981年7月3日新華社《參考消息》刊載外電時事社的電訊說，“這一措施使面臨謀求年輕化等難題的解放軍，置於黨內最大的實力者鄧小平副主席的領導之下。但是，此間觀察家多數人認爲，這是一種暫時性措施。”而事實上，不是暫時的，鄧任軍委主席近9年。
1904年出生的鄧小平，從1987年11月的中共十三大，退出政治局常委，只擔任軍委主席，到1989年11月，他才完全退出了軍委主席的位置，並把這一重要職務交給1926年出生的江澤民。雖然鄧小平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雖然不是中央委員，只是普通黨員身份–因爲共產黨黨章上沒有特殊黨員之說，卻仍舊被推舉爲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這樣以來，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形成的中共黨章中關於軍委主席産生于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這一條就要在1987年十三大上予以修正，修正後的條款不再提及軍委主席産生于政治局常委成員，這個條款被保留至今。1982年黨章第二十一條是這樣規定的：“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産生。”當年12月全國人大又修改了憲法，稱之爲1982年憲法，取消了1954年憲法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一款和1975年和1978年憲法規定的中共中央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一款，第九十三條這樣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 ”“中央軍事委員會實行主席負責制。”自1982年中共十二大，中共中央不再設中央主席一職，只設中央總書記一職。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鄧小平不再出任政治局常委，他擔任軍委主席就不符合黨章，黨章就需要修改了。經修改，把黨章第二十一條第五段“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産生。”改爲“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
本來，鄧小平在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擔任黨政一把手。但他卻把比他年輕的人推上臺。人民網刊載的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顯示（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這份通報）：“中央政治局在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12月5日連續開了九次會，除劉伯承、聶榮臻二同志因病未參加（聶榮臻同志來信表示同意會議內容）和陳永貴、賽福鼎二同志未通知到會外，實到政治局委員二十一人，候補委員一人。中央書記處書記七人列席。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中央政治局準備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到會的二十九人都講了話。在8月18日到23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參加這一會議的不少同志向中央領導同志提出，華國鋒同志不適宜於繼續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中央政治局認爲華國鋒同志繼續擔任現職是不適當的。許多同志曾提議鄧小平同志擔任中央主席兼軍委主席，因爲這是衆望所歸。鄧小平同志認爲，由他擔任中央主席不相宜。從三中全會以來，中央一直致力於讓比較年富力強而能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的同志擔負領導工作。他認爲在六十多歲的同志中，胡耀邦同志擔任中央主席比較適當。至於軍委主席，暫時沒有其他適當的人選，他可以擔任一段時間，以便培養新的比較年輕的同志將來接替。當然，只有六中全會才能對這些問題作出決定。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鄧小平同志的意見。”
到了1989年6月16日，準備辭去軍委主席職務之前的鄧小平對當時十三屆六中全會新組成的政治局常委們這樣說。“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産生以後再宣佈我起了什麽樣的作用。爲什麽這樣？這不是因爲我謙虛或別的什麽。現在看來，我的分量太重，對國家和黨不利。有一天就會很危險。美國對華政策現在下注就下在我是否病倒了或者死了上面，國際上好多國家都把對華政策下注下在我的生命上。我多年來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就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領導一建立，要一切負起責任。錯了也好，對了也好，功勞也好，都是你們的事。”1989年11月9日，在辭去中共中央領導職務兩年以後，鄧小平又辭去了他擔任的最後一個職務–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時年86歲，有媒體這樣寫道：“鄧小平以身作則，在1989年他86歲的時候主動提出退休，提倡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爲全黨樹立了楷模。”（見《南風窗》雜誌，楊繼繩文）
從此開始，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又先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中央軍委其實是中共中央軍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兩塊牌子，一個機構。自1982年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至此，形式上存在這麽兩個中央軍事委員會。但是這兩個委員會的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均爲相同的人選。除鄧小平是實行此制度後的第一任軍委主席，現在，1926年出生的江澤民是這兩委員會的第二任主席，現任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爲這兩個委員會的第一副主席。從1949年以來的歷史上看，除毛澤東外，江澤民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最長，現在已經15年。
應該說，從1949年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的歷史看，中央軍委主席這一職務應該歸於國家最高領導人擔任，毛澤東去世前沒有辭去這一職務險些使中國遭受更大的搗亂。而1989年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選擇退休，應該說是是國家之福。不過，當他把這一職務叫給當時的中共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之後，不知他有沒有想到黨章和憲法應該對此修改。否則，國家執政體制又將面臨著國家武裝力量由誰統率的問題：是由任何一個當選的普通黨員，還是由中共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統率呢？
鄧小平沒有解決這一問題，這一問題偏偏是一個大問題。今後，由誰來解決呢？誰能夠解決呢？
－－轉載自《議報》15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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