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4日讯】在中国，从古代型的文人到近代知识份子的转型实际上至今还没有完成。这个转型开始于戊戌变法以后，可以三个人为标志：张元济被革职，永不续用，只能南下另谋出路，于是他就走上了出版业，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个巨大的事业；第二个人是蔡元培，戊戌失败，觉得看不到希望，所以以他翰林的身份毅然辞去一切职务，南下办学，先是在绍兴，后来辗转到上海，开始他的近代办学事业，后来他能够在1917把北京大学发扬光大，是建立在世纪初办学的基础上的，他的教育观念也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第三个人是张謇，他在戊戌变法稍早的时候，就以状元的身份弃官南下了，到他的故乡南通创办近代工商业，戊戌变法之后，他更进一步得看清了依附朝廷、做官这条路不太走得通了，所以他决心走他自己的路。以这三个人为标志，近代知识份子的转型已经开始了。
到了五四运动，有更多读书人不在政治这条独木桥上挤了，不再以追求做官为目标，而是要做一个学术文化方面的人物，比如在大学教书、办刊办报办书局等，也正是在他们手里，这些近代的事业才稍具规模，但是这次转型很快就中断了，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些知识精英当时认为靠马列主义就可以救中国了，很快往左翼的方向转了，包括鲁迅，晚年也受左翼的影响。所以，这个主义话语给中华民族的影响可能是不止100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六七十年了。胡适他们坚持的这一条路，在当时被左的一翼遮掩得差不多了，所以中国的独立知识份子的传统，近代转型没有完成。
如果说张元济、蔡元培、张謇代表了第一代知识份子的转型，他们最初都没有受过外国教育，全部是传统型的知识份子、读书人。那么第二代是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出现了分化。有一部分人搞现实政治去了，像陈独秀，最后他境况很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反而是胡适为他的出狱活动。胡适坚持在当时左右激烈斗争的夹缝当中，他的声音在中国没能传达得太大、太久。以后的中国就是左的天下，依然是一个一元化的社会。
第二次的转型就出现在五四前后出生的这些人身上，就是顾准、许良英、李慎之、张思之、何家栋、吴祖光，他们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都属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知识青年，都受过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但是到了打成“右派”，经历“九死一生”之后，他们的晚年都有所反省。这个反省跟整个国际潮流也是结轨的，整个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乌托邦的破灭，中国搞市场经济也是在乌托邦破灭之后走的一条路。这个转型现在没有完成，但已经开始了。如果这次转型完成了，中国就有希望形成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知识份子传统。如果有了这样一个传统，那么即使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波折，一些大的社会动荡，社会就有了自己的主心骨。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精神支柱，而这些精神支柱不是一个虚无的、飘在空中的、摸不着的东西，而是靠若干个生命个体来呈现的。台湾今天已基本完成民主化的转型，这跟雷震、殷海光等人是非常有关的。因为在这些知识份子身上，就寄托了这种价值体系、价值观念，这种肉体生命上可以看到的东西，他们的傲岸人格，不向权势低头，不依附权势这种精神气质。有了殷海光以后，其他知识份子就有了可以效法的参照系，所以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风气，社会主要是一种风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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