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7日訊】 一
1940年，在牛津大學學習已達6年的楊憲益，接到吳宓和沈從文的來信。他們邀他回國教希臘文學和拉丁文學，並附寄了西南聯大的聘書。楊憲益欣然啓程。正值二戰緊張時刻，他繞道加拿大、美國，經香港終於抵達重慶。1934年漂洋過海時他是獨自一人，此次回國，卻帶回來一位女朋友——英國姑娘戴乃叠。幾個月後，他們在重慶舉辦了婚禮。爲他們做證婚人的是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
從此，他們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
一對堪稱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後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楊憲益、戴乃叠連袂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從先秦散文到《儒林外史》、《紅樓夢》，達百餘種。雖然沒有加入中國籍，戴乃叠卻一直把婆家的國家當成了自己的國家。戴乃叠學會了中文，會寫一筆正楷小字，還能仿《唐人說薈》，用文言寫小故事，文字娟秀。戴乃叠在努力把自己融進中國。
二
1938年的英國。
母親驚住了：剛剛20歲的女兒，竟然愛上了一個中國留學生。
對於身爲傳教士的母親來說，女兒戴乃叠的選擇，實在有點兒出乎意料。
“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會自殺的。”母親這樣嚴肅地警告說。
母親有她的憂慮。她和丈夫一同到中國傳教，在那裏生兒育女，那裏的一切她都不陌生，甚至非常熟悉。對她這位傳統的英國女人來說，向中國人傳教，和把女兒嫁給中國人，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她太清楚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存在著的巨大差異，她更瞭解彼此之間在婚姻觀念、家庭倫理方面的強烈反差。這就難怪她會難以接受女兒的這一決定，她爲女兒的未來而擔憂。
“母親的預言有的變成了悲慘現實。但我從不後悔嫁給了一個中國人，也不後悔在中國度過一生。”半個多世紀後戴乃叠這樣說。此時，她已經在中國有過諸般經歷：戰亂、革命、破壞、建設、風風雨雨、大起大落，悲歡離合。“文革”期間蒙受牢獄之災，雙雙在北京半步橋監獄苦熬4年。他們在獄中互不知道對方下落，出獄後，惟一的兒子也因頻受打擊而精神失常，終於在1979年死於自己點燃的烈火中。這樣一些意想不到的磨難，令她在回憶母親當年的警告時，心底難免會掠過一陣苦澀。
然而，她鎮靜，她無悔，她還是充滿自信與堅毅。
因爲，她愛中國古代文化，她愛所有的中國朋友，她愛她選擇的終生伴侶——楊憲益，是他在漫長日子裏帶給她快樂與溫馨。對於她來說，情感與精神上的滿足，遠遠超過一切。爲楊憲益，她願意也能夠承受一切。
三
作爲一個傳教士的後代，戴乃叠仿佛注定要將自己的一生與中國緊緊聯繫在一起。
在20世紀與中國有關的外國人中，傳教士的後代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他們隨父母在中國長大，後來有的離開了，有的留下了。無論走了的，還是留下的，他們未來的發展和命運注定要與中國有關。於是，在歷史場景中，我們不難發現一些活躍的身影。僅以美國人爲例，便可列出一串人們熟知的名字：司徒雷登，燕京大學校長、美國駐華大使；約翰•戴維斯，盟軍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羅斯，《時代》、《生活》周刊的創始人；賽珍珠，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如果細細搜集，幾乎在中國的所有領域，特別是政治、教育、文化、工業、商業等方面，都不難找到傳教士們的後代，那一定會是一長串耀眼的名字。不管他們的政治傾向如何，也不管他們各自的成就和口碑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當我們在審視20世紀中國的歷史舞臺時，他們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對於戴乃叠，她並不習慣於做抛頭露面、風光十足的公衆人物，只願意平靜地與丈夫呆在一起，專心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在精神的滿足中愉快走著。因爲，最終把她和中國聯繫起來的，是對楊憲益的愛，是對童年的北京生活美好而甜蜜的記憶。
戴乃叠於1919年在北京出生。中國留給童年戴乃叠許多美好記憶。她親身感受到的快樂，親眼目睹的豐富色彩，使她從感情上與中國緊緊聯繫在一起。
四
說實話，在牛津大學第一次見到楊憲益時，戴乃叠只是好奇地注意到，面前這個年輕中國學生，眼睛細細的，臉色蒼白，舉止文縐縐，人顯得頗有些拘泥。不過，戴乃叠說，楊憲益對祖國的愛給她留下深刻印象。當她到楊憲益房間去的時候，看到牆上挂著楊憲益自己畫的一張中國不同朝代區域劃分的地圖。
戴乃叠結識的這個中國留學生，的確與衆不同。他懶散、貪玩、調皮，似乎諸事漫不經心；但他卻又絕頂聰明，興趣廣泛，學識淵博。他天性樂於順其自然，無拘無束，在中國傳統文人中，竹林七賢恐怕是他最爲傾慕的先賢。在戴乃叠接觸到的中國留學生中，大概只有他身上最具備中國傳統文化的味道。他喜歡收藏字畫，喜歡吟詩，喜歡在酒中陶醉。這就難怪戴乃叠愛上了他。戴乃叠晚年曾在朋友面前開玩笑說，她愛的不是楊憲益，而是中國傳統文化。雖是玩笑話，但也說明在戴乃叠眼裏，兩者之間有一個完美的結合。在他們結婚之後的漫長日子裏，楊憲益身上的這一特點愈加突出，戴乃叠可以爲自己的直覺和選擇而滿足。
值得留戀的日日夜夜。因爲，正是在這段時間裏，楊憲益結識了戴乃叠，並且很快愛上了她。
說浪漫也很浪漫。愛玩、愛惡作劇的楊憲益，恐怕連自己也沒有料到，在愛上了戴乃叠之後，人漸漸變得本分了許多。曾經尚未確定生活目標和學業方向的他，終於因爲戴乃叠的出現，變得專注了許多。
回到文章的開頭。
戴乃叠和楊憲益愛情關係一旦確定，阻力首先來自戴乃叠的母親。
“母親見到過不少不幸的婚姻，因此她堅決反對我嫁給楊憲益，儘管我父親認爲，如果我們精神和諧，我們的婚姻就可能美滿。”戴乃叠回憶說。
母親的反對無法動搖戴乃叠的決心。只是在年滿21歲——可以獨立自主的年齡之前，她還不能做出決斷。她等待著那一天。
楊憲益也有他的顧慮。在他的眼裏，美麗的戴乃叠本來生活在一個舒適的家庭，而戰火中的中國，卻十分艱苦，如果戴乃叠和他結婚並一同回到中國，根本不可能保證起碼的生活水準。他在戴乃叠面前，提到一首自己喜愛的搖籃曲，說戴乃叠這樣的姑娘，本應過著歌曲中描述的生活：坐在墊子上做針線，吃草莓，吃糖，喝牛奶。
所有的顧慮、遲疑、反對都沒有改變戴乃叠重返中國的決心。她的心中，不僅僅有記憶中的快樂與多彩，不僅僅有令她神往的悠久文化，更有讓她迷戀的楊憲益。像她這樣出生于傳教士家庭的姑娘，一旦確立了志向，她將終生不渝。不管人生旅途前面會發生什麽，只要兩個人心心相印，他們會一直走下去。
1940年，盼望回國已久的楊憲益，帶著同樣熱切盼望重返出生地的戴乃叠，登上前往東方的海輪。
五
一個刻骨銘心的夜晚。
“文革”開始已有兩年，楊憲益和戴乃叠沒有想到，在1968年的4月他們會遭遇牢獄之災。
在最初的風暴中，楊憲益雖被作爲“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受到批判，但除了一般性揪鬥之外，並沒有經受太劇烈的衝擊。戴乃叠是英國人，向來不過問政治，一些外國專家們所熱衷的組織戰鬥隊之類的造反行動，她一直敬而遠之，獨善其身。這樣，儘管周圍的一切都在發生變化，人們之間的往來因這場革命蒙上了濃重陰影，但對於他們這對夫婦來說，還是可以暫時躲進自己的小屋裏歎息。
第二天就該是“五一”。這個夜晚，他們如同以往一樣，在家裏打開一瓶白酒對飲。他們希望平靜，但近期發生的局勢變化，卻不能不讓他們感到憂慮。楊憲益回憶說，那年春天以來，不斷聽到有關江青一次講話的傳聞，說江青在講話中聲稱有不少在中國的外國人可能是特務，有的甚至早在三四十年代便派遣到中國。此時“文革”正處在所謂“清理階級隊伍”的階段，江青的這一講話迅速被付諸行動。外文局的一個外國專家先行被捕，如今，厄運在這個夜晚降臨到他們頭頂。
一瓶酒喝了一小半，戴乃叠先去睡覺，留下楊憲益自斟自飲。夜深人靜。正在此時，有人敲門，原來是來逮捕他們的。
在楊憲益被帶走之後不到半個小時，又有人來把戴乃叠帶走。
戴乃叠4年的囚禁生活從此開始，而單人囚禁帶來的更是讓人難以忍受的孤獨和寂寞。
據楊憲益回憶，他們的入獄，主要起因在於早在40年代，他們和一位英國駐華使館的武官是好朋友，來往密切，曾經常一起在江南旅行。20年過去，這段經歷居然造成了一夜之間的鋃鐺入獄——他們被懷疑是“帝國主義特務”。但是否真的是因爲這件事，最終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動亂的年代，一切都處在混亂和無序狀態，這一點在他們的遭遇上同樣表現得十分突出。
楊憲益與戴乃叠被關押在同一監獄，但兩人卻無緣相見。
楊憲益惦記著戴乃叠，說到一生中的懊悔，他說最後悔的是對老伴照顧不夠。在獄中時，他尤其放心不下她。當經過一段時間的審問之後，獄方問他有什麽要求，他說：“不知道老婆怎麽樣。這兩年我挨鬥，她情緒不好，我怕她出什麽事，會不會自殺。”回答是：“沒有自殺。”這下子，他才知道戴乃叠也遭遇與自己同樣的命運。他問及孩子，回答說是孩子們也沒事，有人照顧。這樣一來他才略爲安心。
這對夫妻，就這樣在同一片天空下苦苦熬著。他們都在牽挂著孩子們。而孩子們因他們備受磨難。他們有三個孩子，一個兒子，兩個女兒。“文革”開始時，長子已經大學畢業，分配到湖北鄂城的一個工廠。兩個女兒分別下放到農村。雖然牽挂，但他們不曾料到，長子會在他們坐牢期間因經受不住周圍的壓力而變得精神分裂。等他們出獄時，在面前出現的是一個令他們無法接受的殘酷事實。
六
獄中的等待終於結束。
林彪事件之後，隨著中美關係的解凍，關押在監獄的這些政治犯的命運也隨之解凍。在度過整整4年的監獄生涯之後，1972年4月，楊憲益被釋放回家。一個星期後，戴乃叠終於回家了。
釋放回家，首要的事情就是把孩子們調回北京。不到三個月，兒子先調了回來，其次就把在東北勞動的小女兒調回來，大女兒稍晚幾個月也從滄州正式調回來了。一家終於團圓。但兒子的病情卻讓他們爲之苦惱。最終，兒子在英國自焚而死。
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生中最大的打擊。朋友們感覺到，從那時起他們仿佛有一種萬念俱灰的感覺。酒喝得更多了，更頻繁了，但他們兩人感情也更加深厚，更加不可分離。自那之後，許許多多的身外之物他們看得更淡，人從此也過得更爲灑脫。名利於他們，真正是塵土一般。收藏的諸多明清字畫，全都無償捐獻給故宮等處，書架上已經幾乎找不到他們翻譯出版的書，幾十年間出版的百十種著作，他們自己手頭也沒有幾種，更別說湊上半套一套。
看淡身外之物，絕非把人世間做人的原則、正義的評價淡忘。相反，從“文革”磨難中走出之後，楊憲益和戴乃叠對人間是非有了更加明確的態度。1976年剛粉碎“四人幫”時，楊憲益寫下了一首《狂言》：
興來縱酒發狂言，曆盡風霜鍔未殘。
大躍進中易翹尾，桃花源裏可耕田?
老夫不怕重回獄，諸子何憂再變天。
好乘東風策群力，匪幫餘孽要全殲。
從那時起，他和戴乃叠就以一種“不怕重回獄”的生活姿態生存著。
相濡以沫將近60年，熟悉他們的人說，很少見過他們這樣恩愛不渝的夫妻。儘管兒子的結局被她的母親不幸言中，戴乃叠卻從不後悔嫁給楊憲益，自始至終她都爲能與楊憲益一同走過這一生而感到幸福。他們生活得融洽、充實，從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們兩人便作爲一個整體面對人世間的一切。
1999年底，戴乃叠因病去世。從她重病住院到去世的幾年間，楊憲益仿佛失去了生活的熱情。對他來說，沒有戴乃叠在身邊，酒和煙也都失去了過去的滋味和意義。這幾年裏，他哪里也不願意去，更別說離開北京半步。他不會忘記，當年戴乃叠執意要嫁給他時所下的決心和做出的努力；更不會忘記，在漫長歲月裏他們如何一同攙扶著走過。他難以想像，他的生活中怎能沒有她?他有許多懊悔。他說他後悔對戴乃叠照顧得太少，他後悔自己帶給戴乃叠那麽多的苦難。他真不知道該怎樣在戴乃叠面前表達自己這樣的感受。
永遠不再有這樣表達的機會……
原載《我有兩個祖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