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0日訊】偉大的作品中總有某種永不過時的東西，吸引著人們一遍遍重讀，從中不斷汲取教益，獲得價值不菲的啓迪，體驗一種難得的美的感受和心靈震撼。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便是這樣一部永不過時之作。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是奧地利著名小說家、傳記作家，出身於富裕的猶太家庭。他在小說、人物傳記、短論和詩歌方面均有傑出的成就，如《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象棋的故事》、《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三大師傳》、《異端的權利》、《人類群星閃耀時》等。他的小說和傳記的特點是，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深刻細緻，洞燭探幽，因此他有“心理現實主義大師”、“靈魂的獵手”之稱。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積極反戰。1934年他受到納粹的迫害，流亡國外，1942年在孤寂與理想破滅中與妻子在巴西雙雙自殺身亡。《昨日的世界》就是他的回憶錄。這本書寫於1939至1940年間，其時二戰正酣，經歷過一戰人類互相廝殺的茨威格目睹人類再次、而且規模更大手段也更殘酷的自相殘殺，內心充滿痛苦與絕望。所以這是他生前最後系統發表的對世界、對社會、對人類的回憶、感受與思考。在他的回憶中，世界大歷史的風雲變幻與個人在時代大動蕩中的悲歡離合渾然一體，因此其中的種種感受更細膩、更親切，更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種種思考更深刻也更引人深思。
一
對歐洲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昨天”和“今天”的分水嶺。對大多數歐洲平民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突如其來、毫無準備的。這樣重大的事件事先似乎全無預兆，以至連對時局一向關心、對戰爭抱有相當警惕的茨威格在大戰爆發前夜還與往常一樣，優哉遊哉地前往風光如畫、遊人如織的比利時海濱度假，並自信地與人打賭說肯定不會打仗，否則“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燈杆子上”。但言猶在耳，戰爭卻如晴天霹靂般突然爆發，茨威格只得中斷度假，匆匆乘火車離開比利時回國，於第二天早上回到維也納。
但出乎意料的是，這天早晨他發現維也納的街頭此時竟充滿了一種節日的氣氛。到處是彩帶、旗幟、音樂，全城的人此時都開始頭腦發昏，處於亢奮狀態，對戰爭的最初恐懼馬上就變成了滿腔熱情。他寫道：“說實在話，我今天不得不承認，在群衆最初爆發出來的情緒中確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難以擺脫的誘人之處……成千上萬的人儘管在戰前的和平時期相處得比較好，但是從來沒有像戰爭剛開始時的那種感情：覺得他們屬於一個整體。”正是這種整體感，使他們“覺得每個人都得到召喚，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熱的群衆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種私心。地位、語言、階級、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別都被那短暫的團結一致的狂熱感情所淹沒……每個人都經歷著一個提高‘自我’的過程；他不再是一個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衆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員；人民中平時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視。”的確，在和平年代，“日常生活”機械刻板地日復一日，生活本身似乎就是目的，人們爲活著而活著，“普通人”似乎永遠都是“普通人”。而戰爭這類巨大的歷史事件使不少人感到枯燥的日常生活突然中斷，建功立業不僅“可望”而且“可即”，“普通人”開始成批成打地成爲“英雄”，一大批原來不知名的“小人物”突然成爲衆人矚目的叱吒風雲之輩，人們感到了一種超越生活、遠在生活之上的更爲崇高的目的和意義，生活因此而充滿激情與浪漫……但茨威格意識到，這種“熱烈的陶醉混雜著各種東西：犧牲精神和酒精；冒險的樂趣和純粹的信仰；投筆從戎和愛國主義言詞的古老魅力。那種可怕的、幾乎難以用言詞形容的、使千百萬人忘乎所以的情緒，霎時間爲我們那個時代的最大犯罪行爲起了推波助瀾、如虎添翼的作用”。
使茨威格更感震驚的是，當時的大多數作家也以狂熱的言詞宣揚對敵國的仇恨和戰爭：“他們完全沒有想到，他們這樣幹，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類一切人性的維護者和保衛者。”面對這種狀況，他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向利用當時群衆的熱情這種背叛理性的行爲作鬥爭，爲反對戰爭而鬥爭。“我知道我要反對的敵人——那種把他人置於痛苦與死亡的錯誤的英雄主義；那種喪失良知的預言家們的廉價的樂觀主義。”但這種鬥爭異常困難，因爲誰反對戰爭“誰就會被打成叛徒。時代幾經變遷，但總是這一幫子人，他們把謹慎的人稱爲膽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稱爲軟弱的人；而在他們輕率地招惹來的災難降臨的時刻，他們自己也手足無措了”。這種貌似“崇高”的“道德優勢”不僅爲群體的狂熱火上澆油，而且使反對者居於“道德劣勢”而難以啓齒，非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而不敢爲。但茨威格明知不可爲卻勇而爲之，積極著文反戰，還用戲劇的形式描寫、肯定在狂熱的時刻被認爲是軟弱的膽小鬼而遭人蔑視的“失敗主義者”。不過茨威格馬上發現自己被所有的朋友所孤立，以致於他也常常懷疑究竟是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抑或確是別人聰明自己發瘋。
但是，畢竟還有一個偉大的心靈與他一同跳動。羅曼‧羅蘭在大戰爆發前就不斷向人們呼籲：“現在是一個需要保持警惕的時代，而且愈來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們卑劣的本性，要比善於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於侵略性，在他們背後還隱藏著物質利益。”戰爭爆發後，羅曼‧羅蘭更是積極、勇敢地公開反戰。他與茨威格，這兩個交戰國的偉人走向一起，聯合反戰，在知識界産生了巨大的影響。茨威格寫道，正是在羅曼‧羅蘭身上，自己“看到了另一種英雄主義，即那種有思想的英雄主義、有道德的英雄主義”。
一戰爆發後，絕大多數作家都以狂熱的文字鼓吹“爲祖國而戰”，“他們以爲鼓動群衆的熱情和用富有詩意的號召或者科學的意識形態來爲美化戰爭打基礎，這就是他們所能做的最好的貢獻”。在茨威格的周圍，幾乎所有的作家都認爲自己的責任就是像古老的日爾曼時代那樣，用詩歌和文字來激勵士氣，鼓舞衝殺。詩人和劇作家恩斯特‧利騷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利騷是茨威格的熟人，出身於一個富有的德國猶太人家庭，是茨威格所認識的最普魯士化或者說是被普魯士同化得最徹底的猶太人。對利騷來說，德國文化無與倫比，德國利益至高無上，總之，德國就是一切，他似乎比那些“真正的”德國人更加熱愛、信賴德國。
戰火乍起，德、英宣戰，利騷慷慨激昂地發表了一首名爲《憎恨英國》的詩歌，以簡單、乾脆而富感染力的文字在民衆中煽起對英國的強烈仇恨。這首詩就像一枚炸彈扔進了彈藥庫，激起巨大反響，德國從來沒有一首詩像這首詩如此迅速地傳遍全國。“各家報紙都轉載了那首詩。教師們在學校裏把它念給孩子們聽。軍官們走到前線，把它朗誦給士兵們聽，直至每一個士兵都能把那仇恨經背得滾瓜爛熟。但是這還不夠。那首小詩被配上樂曲和改編成大合唱，在劇場演出。不久，在七千萬德國人中再也沒有一個人不從頭至尾知道《憎恨英國》那首詩的。”以致德國皇帝都爲這首詩中的愛國激情深深感動，授予他一枚紅色的雄鷹勳章，以資鼓勵。總之，“一夜之間，恩斯特‧利騷紅得發紫，享受到一名詩人在那次戰爭中的最高榮譽”。
但現實其實非常勢利，常常會把人狠狠捉弄一番。“戰爭剛一過去，商人們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們真誠地爲促進互相諒解而努力，人們想盡一切辦法要抛棄那首要求和英國永遠爲敵的詩。爲了推卸自己的責任，大家把可憐的‘仇恨的利騷’斥之爲當時鼓吹瘋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惟一罪人。”那些在1914年熱情讚美他的人到了1919年卻對他避之惟恐不及，“報紙不再發表他的詩作。當他在同伴中間露面的時候，立刻出現難堪的沈默。後來，這位孤獨者被希特勒趕出他全心全意爲之獻身的德國，並且默默無聞地死去。他是那首詩的悲慘的犧牲品，那首詩曾把他捧得很高，爲的是以後把他摔得粉碎”。
在“走出歐洲”這一章中，茨威格回憶一戰前他的印度之行與德國軍官、“生存空間”理論的創立者卡爾‧豪斯霍費爾的相識更發人深省。
遊船上的人物形形色色，其中一個是正前往日本出任德國駐日武官的卡爾‧豪斯霍費爾。這位軍官出身書香門第，博學多識，教養殊佳，用功甚勤，連在遊船上也整天忙個不停，用望遠鏡細緻觀察每一處地方，還不停地寫日記、寫報告、查辭典，“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非凡的素質和身爲德國總參謀部軍官的內在修養”。爲了出使日本，他做了非常充分的準備，學習日語和有關日本、東方的各種知識，以致茨威格還從他那裏得到了許多有關東方的知識，與他在旅行中成了朋友，回到歐洲後還時有往來。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豪斯霍費爾創辦了《地理政治學雜誌》，茨威格以爲地理政治學只不過是要對各民族的個性進行更細緻的研究，認爲豪斯霍費爾首先提出的“生存空間”概念也僅是一個中立的學術詞語。“我以爲這種地理政治學的研究完全有助於各民族互相接近的趨勢。說不定豪斯霍費爾的原始意圖也確實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但我今天不能這樣說了。我當時總是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他的著作（再說，他在自己的書籍中還引用過我的話呢），而且從未産生過懷疑……沒有人指責他，說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爲泛德意志的舊要求提出論據，說他的思想是爲一種新的強權政治和侵略政策服務。”所以在十餘年後希特勒已經掌權的一天，茨威格偶然聽說豪氏成爲希特勒的密友後震驚萬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爲他實在看不出“一個非常有文化教養、思想淵博的學者和一個以自己最狹隘、最野蠻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瘋狂煽動家之間會有什麽思想上的直接聯繫”。但“生存空間”理論事實上確成爲納粹的意識形態的主要支柱之一。茨威格寫道：“‘生存空間’這一概念終於爲國家社會主義的露骨的侵略意圖提供了一件哲學上的僞裝外衣。‘生存空間’這個詞，由於它的定義的模糊性，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一個無害的口號，但其産生的後果之一是，它能夠爲任何一種兼併——即便是那種最最霸道的兼併進行辯解，把它說成是合乎道德和在人種學上是必要的。”所以，“這一事例清楚說明：一種簡潔而又內容豐富的表述由於言詞的內在力量可轉化爲行動和災難……不管自覺不自覺，他的理論把國家社會主義的侵略政策從狹隘的國家範圍推廣到全球範圍。在這一點上，他比希特勒的十分粗暴的顧問們的影響更大”。或許，豪氏開始是“不自覺”的，但在“生存空間”理論得到希特勒的賞識後卻是非常“自覺”的。所以在法西斯垮臺後，他於1946年自殺身亡。當然，這是茨威格當時所不知道的。
二
現實往往複雜無比，能真正洞察其實質，實乃不易。
1928年夏，茨威格收到要他作爲奧地利作家代表團的成員到莫斯科參加列夫‧托爾斯泰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的邀請信。生性謹慎的他這次卻沒有絲毫猶疑，立即決定接受邀請，前往早已想去但又一直感到不便去的俄羅斯。
之所以感到不便，是因爲茨威格對政治一向厭惡，而到經過十月革命的蘇俄訪問，本身就會被政治所“利用”。他坦承：“由於布爾什維克的實驗，俄國對一切有知識的人來說，成了戰後最富有魅力的國家。有的人熱情讚美它，有的人瘋狂地與它爲敵，但都沒有確切的瞭解……但是人們知道，那裏正在進行一些全新的嘗試，不管那些嘗試是善是惡，它們很可能決定我們這個世界的未來形式。”因此，十月革命後許多歐洲作家都曾抱此心態訪俄，想一窺虛實，但他們回來時有的熱情滿懷，有的失望沮喪，使人真僞難辨。茨威格當然也想前往考察，親睹這個“可能決定我們這個世界的未來形式”的國家，對其作出自己的結論。而且，他的不少作品早已被譯爲俄文，有許多俄國讀者，所以他更想訪俄。不過，之所以一直猶疑不決、久未成行，是因爲“在當時到俄國去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經意味著一種表態”，而他是個“對教條主義和政治性的事情最爲深惡痛絕的人”，決不想輕易作政治性表態，“所以，儘管我有熱烈的好奇心，卻下不了決心到蘇維埃俄國去”。但這次是爲紀念信仰非暴力哲學的偉大作家托爾斯泰，卻可使他的訪問失去政治色彩。
在俄國，他度過了一個活動緊接一個活動、非常緊張的十四天。每天都是參觀、集會、演講、訪問、會見、交談、飲宴……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到處都是熱火朝天、改天換地，不能不使人激動的場景。所接觸的各種人物也是豪情滿懷、朝氣蓬勃，相信自己正在成爲“新人”，對他們正在創造的新世界、正在進行的新事業充滿信心。這種氛圍，使茨威格也深受感染。但多看之後，他又不免心生疑慮：“這個國家將來真的會像它打算的那樣非常迅速地改天換地嗎？宏偉的藍圖將會變得更加龐大呢，還是在俄羅斯人原有的奧勃洛摩夫式的怠惰中變成泡影？我們有時候覺得可信，有時候感到懷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塗。”他承認，許多來訪作家由於受到幾乎是空前的歡迎，感到自己真正被這裏的廣大群衆所愛戴，會不由自主地對這個新政權大唱讚歌：“我自己在俄國有時幾乎也要大唱讚歌。在一片熱情之中，自己的頭腦也幾乎發昏。”
但是，“我之所以沒有陷入那種魔術般的迷境，與其說我該感謝我自己的內在力量，毋寧說我更應感謝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後也永遠不會知道他是誰”。事情是這樣的：一次參加大學生的慶祝會後，他被那些熱情洋溢、容光煥發的大學生們團團圍住，通過翻譯熱烈交談，其中一些人還一直興致勃勃地陪他走回旅館，繼續談話。當這些學生走後，房內只有茨威格一人獨處，在脫衣時他突然發現上衣口袋中有一封匿名信。一定是有人在與他擁抱或趁人擁擠的時候悄悄塞進了這封信。信中寫道：“請您不要相信別人對您所說的一切，請您不要忘記，當您看到他們給您看的一切時，他們還有許多東西沒有給您看。您得記住，跟您交談的那些人，絕大多數都沒有把他們想要告訴您的話對您講，而只是講了可以允許跟您講的話。我們所有的人都受到監視，您受到的監視也不會少。您的女翻譯要向上彙報每一句話，您的電話被竊聽，每一步都有人監督。”接著，信中列舉了一些具體的事例和細節。最後，要求他一定將此信燒掉：“請您不要撕了它，因爲有人會從您的紙簍裏把碎片取走，再把它們拼起來。”讀完此信，茨威格不禁倒抽一口冷氣，開始深省，並以冷靜的態度對待這一切。他感到事實真相的複雜性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力，難以判斷，所以回國後他只寫了幾篇簡單的見聞，而不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樣，訪俄歸來很快就出書，對蘇俄作出或是熱情讚美或是激烈否定的判斷。他感到，自己“這樣的保留態度很好，因爲三個月以後，許多事情跟我所見的就不一樣了。一年以後，經過迅猛的變革，當時說過的每一句話都已被事實斥之爲謊言。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在俄國強烈感覺到的我們那個時代那種疾風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見的”。
《昨日的世界》寫於1939年至1940年，這時史達林殘酷的“大清洗”及這一體制的種種嚴重弊端已廣爲外界所知。但相當多“外界”知識份子對此卻不願承認，甚或有所不滿也不願公開表達，公開表達出來的仍是熱情讚揚。與他們相比，茨威格的讚揚可說相當有節制。不過一向嫉惡如仇、無所畏懼的茨威格談到蘇聯時這種欲言又止的態度本身即足以引人深思。
三
希特勒的出現無疑是人類的巨大不幸，但爲什麽一個産生過歌德、席勒、貝多芬、康得、黑格爾的民族，卻如此輕易、徹底地被這個幾乎沒有上過學，一直窮困潦倒、沒有正式職業的流浪漢所征服呢？對此，茨威格作了既充滿感性，又飽含睿智的剖析和沈思。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各國在物質和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作爲戰敗國，德國的狀況更是等而下之，尤其令人失望。德意志帝國於1918年11月崩潰，代之而起的是軟弱混亂的魏瑪共和國。這時，通貨膨脹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一個雞蛋價錢高達四十億馬克，一根鞋帶比從前擁有兩千雙鞋的豪華商店還貴，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不過以往買整幢房子，一本書的價錢比從前有幾百台機器的印刷廠還要高，幾家工廠的價錢甚至還不如從前的一輛手推車……馬克不斷貶值，到1923年11月，一美元竟能兌換四十億馬克，而後就數以兆計，馬克完全崩潰。高通脹必然帶來“高投機”，一些人在各類黑市大發橫財，買下城堡和農莊、輪船和汽車，買下整個街道、整座工廠和礦山。結果，造就了一小批洋洋得意的暴發戶和成千上萬的憤怒的赤貧者，大多數人的終身積蓄化爲烏有，社會道德空前敗壞。“凡是會識字和能寫字的人都做起買賣來，搞投機倒把和想法賺錢，而且心中都感覺到：他們大家都在互相欺騙，同時又被一隻爲了使國家擺脫自己的負債和義務而蓄意製造這種混亂局面的隱蔽黑手所欺騙。我自信對歷史比較熟悉，但據我所知，歷史上從未出現過與此類似的瘋狂時代，通貨膨脹的比例會如此之大，一切價值都變了，不僅在物質方面是如此，國家的法令規定遭到嘲笑。沒有一種道德規範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惡淵藪。”這時，全體德國人民對此感到忍無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誰經歷過那些像世界末日似的可怕歲月，都會有這種感覺：當時必然會有一種反沖、一種令人恐怖的反動──儘管他對此十分厭惡和憤恨”。“整個民族都在暗中憎恨這個共和國。這倒不是因爲共和國壓制了那種放縱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國把自由放得太寬了。”爲了復仇，“整個一代人都不會忘記和原諒德意志共和國時期的那些歲月，他們寧願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殺的人”。
與經濟崩潰相對應的，是德國國家地位的一落千丈。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必須支付鉅額戰爭賠款，將從前侵佔的法國、波蘭、丹麥、比利時等國的領土歸還原主。當德國無力支付賠款時，法國便強佔魯爾工業區相抵。德國軍備還受到嚴格限制，陸軍只能有不超過十萬的志願兵，不許有飛機和坦克，不許建造潛水艇和萬噸以上的艦隻。世界各地的遊人都趕到德國搶購，來自異國的窮人在德國卻過起了帝王般的生活。所有這些，都強烈地刺傷了素來自負的德國人的自尊心，在廣大群衆中尤其是軍人中激發起了強烈的復仇心理和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思潮。人們自然又將這種民族屈辱歸罪於共和國的軟弱無能，轉而企盼能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或個人來報仇雪恥，復興民族。
正是這種經濟混亂，投機盛行，嚴重的通貨膨脹，高失業率，價值觀念崩潰，各種政治危機不斷，由民族屈辱導致強烈的仇外情緒……使“當時德國各階層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對他們來說，秩序從來就比自由和權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說過，沒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厭惡。所以，當時誰要是許諾秩序，一下子便會有幾十萬人隨著他走”。而且從文化傳統來說，“德意志人民從來是講秩序紀律的人民，所以對自己獲得自由就不知道該怎麽辦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著那些來剝奪他們自由的人”。狡詐的希特勒緊緊抓住這一點，以各種蠱惑人心的方式許諾給德意志帶來秩序。他的確帶來了秩序，帶來了一種沒有任何個人自由，以機械化、程式化進行大屠殺的秩序。
1933年1月，希特勒在萬衆歡呼聲中上臺執政。對於他的危害，某些並不贊同他的德國知識份子也一直注意不夠，甚至一些人學究氣十足地以“學術性”爲標準而對希氏的狂言不屑一顧，以爲它根本不值得認真看待。而且，“德國的知識份子是最看重學歷的，在他們來看，希特勒只不過是一個在啤酒館裏煽風點火的小丑，這使他們上了大當。他們認爲，這個小丑絕不會變得非常危險……即使當他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那一天當上了總理時，竟還有一大批人，甚至連那些把他推上那個位子的人，還只是把他看做是臨時佔據那個職位的人，把納粹的統治看做是暫時的插曲”。
歷史證明，那種想以“強人”來暫時恢復秩序而後再歸“良政”的想法實際是非常危險的。惡魔一旦出籠，人們就無法控制，此時則悔之晚矣。
而從一戰結束到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權這十餘年間，也是茨威格創作激情噴瀉、最終功成名就的十餘年。
這期間，他的書出了一本又一本，而且發行量越來越高，影響越來越大。如薄薄一冊《人類群星閃耀時》就遍及所有學校，印數很快就高達二十五萬冊。還有一些小說被改編成戲劇或電影。他的作品被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文字。據設在日內瓦的“國聯”辦的《智力合作》雜誌統計，他是當時世界上作品被翻譯得最多的作家。甚至在外國旅行時他也會偶爾被海關人員認出而享受“免檢”的優待，在火車上也曾受到列車員的禮遇……作品的暢銷當然還給他帶來可觀的收入，他不僅不必爲生計發愁，還可以使自己縱情於青年時代的嗜好，大量搜集價格不菲的名人手迹等等。
但當1933年希特勒奪取政權後，這一切突然結束。爲了“統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純潔性”，希特勒納粹德國實行嚴酷的文化專制主義，實施了一系列具體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異端邪說”的“污染”。由於他的猶太血統和作品中的反戰主義與和平精神，他與其他一些猶太作家的書都被納粹宣佈爲禁書。就禁書而言，納粹十分狡猾地分步實施。首先是煽動起民衆的情緒，以“群衆”的名義進行的：“對我們著作的第一次攻擊，是推給一群不負正式責任的人，即身爲納粹黨徒的大學生們去幹的。在此之前，他們爲了貫徹蓄謀已久的抵制猶太人的決定，導演過一出‘民衆的憤怒’的醜劇。他們也以同樣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學生們，要他們對我們的著作公開表示‘憤慨’。”這些情緒被挑動起來的大學生們成群結夥地沖向書店和圖書館，把他們的書搜走，或按中世紀的習慣把這些書釘在恥辱柱上示衆，或“把書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著愛國主義的詞句，把它們燒成灰燼。可惜當時已不允許焚燒活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933年5月10日夜晚，一群群興奮激動的德國青年學生在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煽動指揮下，在柏林市中心的歌劇院廣場點燃熊熊烈火，焚燒了包括海涅、馬克思、弗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內的兩萬冊圖書，作爲“反對非德意志精神行動”的主要體現者。隨後，又開始了一系列更大規模的禁書、焚書活動，對進步思想家進行殘酷迫害。許多猶太作家科學家不堪其辱，被迫逃往國外。茨威格寫道，他的書曾經以百萬計，但此時“誰要是手中還有我的一本書，他就得小心謹慎地把它藏起來，而且我的書在公共圖書館裏是始終塞在所謂‘毒品櫃’裏的，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別許可——大多是爲了辱駡的目的，才有人爲了‘學術上’的需要去看那些書籍”。因爲，專制從本質上說是與人類文明爲敵的。
真正的歷史總是被輕易忘卻，一場巨大的劫難，要不了多久往往就被塗抹成淡淡的粉紅色。或許，正是由於對人類的極度失望，茨威格才在個人已經逃過法西斯的劫難，在遠離戰火的南美仍可過起寧靜舒適生活的時候，毅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爲了不讓“昨日”的悲劇重演，人類一定要與遺忘抗爭，保持對“昨日的世界”慘痛而鮮活的記憶。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廣西師大出版社2004年版）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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