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30日讯】伟大的作品中总有某种永不过时的东西，吸引着人们一遍遍重读，从中不断汲取教益，获得价值不菲的启迪，体验一种难得的美的感受和心灵震撼。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便是这样一部永不过时之作。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他在小说、人物传记、短论和诗歌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三大师传》、《异端的权利》、《人类群星闪耀时》等。他的小说和传记的特点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深刻细致，洞烛探幽，因此他有“心理现实主义大师”、“灵魂的猎手”之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积极反战。1934年他受到纳粹的迫害，流亡国外，1942年在孤寂与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身亡。《昨日的世界》就是他的回忆录。这本书写于1939至1940年间，其时二战正酣，经历过一战人类互相厮杀的茨威格目睹人类再次、而且规模更大手段也更残酷的自相残杀，内心充满痛苦与绝望。所以这是他生前最后系统发表的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类的回忆、感受与思考。在他的回忆中，世界大历史的风云变幻与个人在时代大动荡中的悲欢离合浑然一体，因此其中的种种感受更细腻、更亲切，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种种思考更深刻也更引人深思。
一
对欧洲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昨天”和“今天”的分水岭。对大多数欧洲平民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突如其来、毫无准备的。这样重大的事件事先似乎全无预兆，以至连对时局一向关心、对战争抱有相当警惕的茨威格在大战爆发前夜还与往常一样，优哉游哉地前往风光如画、游人如织的比利时海滨度假，并自信地与人打赌说肯定不会打仗，否则“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但言犹在耳，战争却如晴天霹雳般突然爆发，茨威格只得中断度假，匆匆乘火车离开比利时回国，于第二天早上回到维也纳。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天早晨他发现维也纳的街头此时竟充满了一种节日的气氛。到处是彩带、旗帜、音乐，全城的人此时都开始头脑发昏，处于亢奋状态，对战争的最初恐惧马上就变成了满腔热情。他写道：“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正是这种整体感，使他们“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的确，在和平年代，“日常生活”机械刻板地日复一日，生活本身似乎就是目的，人们为活着而活着，“普通人”似乎永远都是“普通人”。而战争这类巨大的历史事件使不少人感到枯燥的日常生活突然中断，建功立业不仅“可望”而且“可即”，“普通人”开始成批成打地成为“英雄”，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小人物”突然成为众人瞩目的叱咤风云之辈，人们感到了一种超越生活、远在生活之上的更为崇高的目的和意义，生活因此而充满激情与浪漫……但茨威格意识到，这种“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
使茨威格更感震惊的是，当时的大多数作家也以狂热的言词宣扬对敌国的仇恨和战争：“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面对这种状况，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向利用当时群众的热情这种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但这种斗争异常困难，因为谁反对战争“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这种貌似“崇高”的“道德优势”不仅为群体的狂热火上浇油，而且使反对者居于“道德劣势”而难以启齿，非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而不敢为。但茨威格明知不可为却勇而为之，积极著文反战，还用戏剧的形式描写、肯定在狂热的时刻被认为是软弱的胆小鬼而遭人蔑视的“失败主义者”。不过茨威格马上发现自己被所有的朋友所孤立，以致于他也常常怀疑究竟是众人皆醉惟我独醒抑或确是别人聪明自己发疯。
但是，毕竟还有一个伟大的心灵与他一同跳动。罗曼‧罗兰在大战爆发前就不断向人们呼吁：“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战争爆发后，罗曼‧罗兰更是积极、勇敢地公开反战。他与茨威格，这两个交战国的伟人走向一起，联合反战，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茨威格写道，正是在罗曼‧罗兰身上，自己“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
一战爆发后，绝大多数作家都以狂热的文字鼓吹“为祖国而战”，“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在茨威格的周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像古老的日尔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来激励士气，鼓舞冲杀。诗人和剧作家恩斯特‧利骚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利骚是茨威格的熟人，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德国犹太人家庭，是茨威格所认识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说是被普鲁士同化得最彻底的犹太人。对利骚来说，德国文化无与伦比，德国利益至高无上，总之，德国就是一切，他似乎比那些“真正的”德国人更加热爱、信赖德国。
战火乍起，德、英宣战，利骚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首名为《憎恨英国》的诗歌，以简单、干脆而富感染力的文字在民众中煽起对英国的强烈仇恨。这首诗就像一枚炸弹扔进了弹药库，激起巨大反响，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像这首诗如此迅速地传遍全国。“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诵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都能把那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不久，在七千万德国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头至尾知道《憎恨英国》那首诗的。”以致德国皇帝都为这首诗中的爱国激情深深感动，授予他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以资鼓励。总之，“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最高荣誉”。
但现实其实非常势利，常常会把人狠狠捉弄一番。“战争刚一过去，商人们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们真诚地为促进互相谅解而努力，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抛弃那首要求和英国永远为敌的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惟一罪人。”那些在1914年热情赞美他的人到了1919年却对他避之惟恐不及，“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当他在同伴中间露面的时候，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德国，并且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悲惨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在“走出欧洲”这一章中，茨威格回忆一战前他的印度之行与德国军官、“生存空间”理论的创立者卡尔‧豪斯霍费尔的相识更发人深省。
游船上的人物形形色色，其中一个是正前往日本出任德国驻日武官的卡尔‧豪斯霍费尔。这位军官出身书香门第，博学多识，教养殊佳，用功甚勤，连在游船上也整天忙个不停，用望远镜细致观察每一处地方，还不停地写日记、写报告、查辞典，“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非凡的素质和身为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内在修养”。为了出使日本，他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学习日语和有关日本、东方的各种知识，以致茨威格还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有关东方的知识，与他在旅行中成了朋友，回到欧洲后还时有往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豪斯霍费尔创办了《地理政治学杂志》，茨威格以为地理政治学只不过是要对各民族的个性进行更细致的研究，认为豪斯霍费尔首先提出的“生存空间”概念也仅是一个中立的学术词语。“我以为这种地理政治学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互相接近的趋势。说不定豪斯霍费尔的原始意图也确实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但我今天不能这样说了。我当时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他的著作（再说，他在自己的书籍中还引用过我的话呢），而且从未产生过怀疑……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论据，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和侵略政策服务。”所以在十余年后希特勒已经掌权的一天，茨威格偶然听说豪氏成为希特勒的密友后震惊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实在看不出“一个非常有文化教养、思想渊博的学者和一个以自己最狭隘、最野蛮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疯狂煽动家之间会有什么思想上的直接联系”。但“生存空间”理论事实上确成为纳粹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之一。茨威格写道：“‘生存空间’这一概念终于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露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一件哲学上的伪装外衣。‘生存空间’这个词，由于它的定义的模糊性，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个无害的口号，但其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它能够为任何一种兼并——即便是那种最最霸道的兼并进行辩解，把它说成是合乎道德和在人种学上是必要的。”所以，“这一事例清楚说明：一种简洁而又内容丰富的表述由于言词的内在力量可转化为行动和灾难……不管自觉不自觉，他的理论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从狭隘的国家范围推广到全球范围。在这一点上，他比希特勒的十分粗暴的顾问们的影响更大”。或许，豪氏开始是“不自觉”的，但在“生存空间”理论得到希特勒的赏识后却是非常“自觉”的。所以在法西斯垮台后，他于1946年自杀身亡。当然，这是茨威格当时所不知道的。
二
现实往往复杂无比，能真正洞察其实质，实乃不易。
1928年夏，茨威格收到要他作为奥地利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到莫斯科参加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的邀请信。生性谨慎的他这次却没有丝毫犹疑，立即决定接受邀请，前往早已想去但又一直感到不便去的俄罗斯。
之所以感到不便，是因为茨威格对政治一向厌恶，而到经过十月革命的苏俄访问，本身就会被政治所“利用”。他坦承：“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成了战后最富有魅力的国家。有的人热情赞美它，有的人疯狂地与它为敌，但都没有确切的了解……但是人们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不管那些尝试是善是恶，它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因此，十月革命后许多欧洲作家都曾抱此心态访俄，想一窥虚实，但他们回来时有的热情满怀，有的失望沮丧，使人真伪难辨。茨威格当然也想前往考察，亲睹这个“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的国家，对其作出自己的结论。而且，他的不少作品早已被译为俄文，有许多俄国读者，所以他更想访俄。不过，之所以一直犹疑不决、久未成行，是因为“在当时到俄国去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一种表态”，而他是个“对教条主义和政治性的事情最为深恶痛绝的人”，决不想轻易作政治性表态，“所以，尽管我有热烈的好奇心，却下不了决心到苏维埃俄国去”。但这次是为纪念信仰非暴力哲学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却可使他的访问失去政治色彩。
在俄国，他度过了一个活动紧接一个活动、非常紧张的十四天。每天都是参观、集会、演讲、访问、会见、交谈、饮宴……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到处都是热火朝天、改天换地，不能不使人激动的场景。所接触的各种人物也是豪情满怀、朝气蓬勃，相信自己正在成为“新人”，对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世界、正在进行的新事业充满信心。这种氛围，使茨威格也深受感染。但多看之后，他又不免心生疑虑：“这个国家将来真的会像它打算的那样非常迅速地改天换地吗？宏伟的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庞大呢，还是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摩夫式的怠惰中变成泡影？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感到怀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涂。”他承认，许多来访作家由于受到几乎是空前的欢迎，感到自己真正被这里的广大群众所爱戴，会不由自主地对这个新政权大唱赞歌：“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要大唱赞歌。在一片热情之中，自己的头脑也几乎发昏。”
但是，“我之所以没有陷入那种魔术般的迷境，与其说我该感谢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宁说我更应感谢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参加大学生的庆祝会后，他被那些热情洋溢、容光焕发的大学生们团团围住，通过翻译热烈交谈，其中一些人还一直兴致勃勃地陪他走回旅馆，继续谈话。当这些学生走后，房内只有茨威格一人独处，在脱衣时他突然发现上衣口袋中有一封匿名信。一定是有人在与他拥抱或趁人拥挤的时候悄悄塞进了这封信。信中写道：“请您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得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话对您讲，而只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也不会少。您的女翻译要向上汇报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有人监督。”接着，信中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事例和细节。最后，要求他一定将此信烧掉：“请您不要撕了它，因为有人会从您的纸篓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们拼起来。”读完此信，茨威格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开始深省，并以冷静的态度对待这一切。他感到事实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力，难以判断，所以回国后他只写了几篇简单的见闻，而不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样，访俄归来很快就出书，对苏俄作出或是热情赞美或是激烈否定的判断。他感到，自己“这样的保留态度很好，因为三个月以后，许多事情跟我所见的就不一样了。一年以后，经过迅猛的变革，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已被事实斥之为谎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俄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那个时代那种疾风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见的”。
《昨日的世界》写于1939年至1940年，这时史达林残酷的“大清洗”及这一体制的种种严重弊端已广为外界所知。但相当多“外界”知识份子对此却不愿承认，甚或有所不满也不愿公开表达，公开表达出来的仍是热情赞扬。与他们相比，茨威格的赞扬可说相当有节制。不过一向嫉恶如仇、无所畏惧的茨威格谈到苏联时这种欲言又止的态度本身即足以引人深思。
三
希特勒的出现无疑是人类的巨大不幸，但为什么一个产生过歌德、席勒、贝多芬、康得、黑格尔的民族，却如此轻易、彻底地被这个几乎没有上过学，一直穷困潦倒、没有正式职业的流浪汉所征服呢？对此，茨威格作了既充满感性，又饱含睿智的剖析和沈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国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作为战败国，德国的状况更是等而下之，尤其令人失望。德意志帝国于1918年11月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软弱混乱的魏玛共和国。这时，通货膨胀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一个鸡蛋价钱高达四十亿马克，一根鞋带比从前拥有两千双鞋的豪华商店还贵，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不过以往买整幢房子，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高，几家工厂的价钱甚至还不如从前的一辆手推车……马克不断贬值，到1923年11月，一美元竟能兑换四十亿马克，而后就数以兆计，马克完全崩溃。高通胀必然带来“高投机”，一些人在各类黑市大发横财，买下城堡和农庄、轮船和汽车，买下整个街道、整座工厂和矿山。结果，造就了一小批洋洋得意的暴发户和成千上万的愤怒的赤贫者，大多数人的终身积蓄化为乌有，社会道德空前败坏。“凡是会识字和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搞投机倒把和想法赚钱，而且心中都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自己的负债和义务而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骗。我自信对历史比较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是如此，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这时，全体德国人民对此感到忍无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谁经历过那些像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冲、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为了复仇，“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杀的人”。
与经济崩溃相对应的，是德国国家地位的一落千丈。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必须支付钜额战争赔款，将从前侵占的法国、波兰、丹麦、比利时等国的领土归还原主。当德国无力支付赔款时，法国便强占鲁尔工业区相抵。德国军备还受到严格限制，陆军只能有不超过十万的志愿兵，不许有飞机和坦克，不许建造潜水艇和万吨以上的舰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赶到德国抢购，来自异国的穷人在德国却过起了帝王般的生活。所有这些，都强烈地刺伤了素来自负的德国人的自尊心，在广大群众中尤其是军人中激发起了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人们自然又将这种民族屈辱归罪于共和国的软弱无能，转而企盼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或个人来报仇雪耻，复兴民族。
正是这种经济混乱，投机盛行，严重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价值观念崩溃，各种政治危机不断，由民族屈辱导致强烈的仇外情绪……使“当时德国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所以，当时谁要是许诺秩序，一下子便会有几十万人随着他走”。而且从文化传统来说，“德意志人民从来是讲秩序纪律的人民，所以对自己获得自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来剥夺他们自由的人”。狡诈的希特勒紧紧抓住这一点，以各种蛊惑人心的方式许诺给德意志带来秩序。他的确带来了秩序，带来了一种没有任何个人自由，以机械化、程式化进行大屠杀的秩序。
1933年1月，希特勒在万众欢呼声中上台执政。对于他的危害，某些并不赞同他的德国知识份子也一直注意不够，甚至一些人学究气十足地以“学术性”为标准而对希氏的狂言不屑一顾，以为它根本不值得认真看待。而且，“德国的知识份子是最看重学历的，在他们来看，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在啤酒馆里煽风点火的小丑，这使他们上了大当。他们认为，这个小丑绝不会变得非常危险……即使当他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那一天当上了总理时，竟还有一大批人，甚至连那些把他推上那个位子的人，还只是把他看做是临时占据那个职位的人，把纳粹的统治看做是暂时的插曲”。
历史证明，那种想以“强人”来暂时恢复秩序而后再归“良政”的想法实际是非常危险的。恶魔一旦出笼，人们就无法控制，此时则悔之晚矣。
而从一战结束到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这十余年间，也是茨威格创作激情喷泻、最终功成名就的十余年。
这期间，他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而且发行量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如薄薄一册《人类群星闪耀时》就遍及所有学校，印数很快就高达二十五万册。还有一些小说被改编成戏剧或电影。他的作品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据设在日内瓦的“国联”办的《智力合作》杂志统计，他是当时世界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甚至在外国旅行时他也会偶尔被海关人员认出而享受“免检”的优待，在火车上也曾受到列车员的礼遇……作品的畅销当然还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他不仅不必为生计发愁，还可以使自己纵情于青年时代的嗜好，大量搜集价格不菲的名人手迹等等。
但当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后，这一切突然结束。为了“统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希特勒纳粹德国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污染”。由于他的犹太血统和作品中的反战主义与和平精神，他与其他一些犹太作家的书都被纳粹宣布为禁书。就禁书而言，纳粹十分狡猾地分步实施。首先是煽动起民众的情绪，以“群众”的名义进行的：“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的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这些情绪被挑动起来的大学生们成群结伙地冲向书店和图书馆，把他们的书搜走，或按中世纪的习惯把这些书钉在耻辱柱上示众，或“把书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词句，把它们烧成灰烬。可惜当时已不允许焚烧活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933年5月10日夜晚，一群群兴奋激动的德国青年学生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煽动指挥下，在柏林市中心的歌剧院广场点燃熊熊烈火，焚烧了包括海涅、马克思、弗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内的两万册图书，作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的主要体现者。随后，又开始了一系列更大规模的禁书、焚书活动，对进步思想家进行残酷迫害。许多犹太作家科学家不堪其辱，被迫逃往国外。茨威格写道，他的书曾经以百万计，但此时“谁要是手中还有我的一本书，他就得小心谨慎地把它藏起来，而且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里是始终塞在所谓‘毒品柜’里的，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别许可——大多是为了辱骂的目的，才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去看那些书籍”。因为，专制从本质上说是与人类文明为敌的。
真正的历史总是被轻易忘却，一场巨大的劫难，要不了多久往往就被涂抹成淡淡的粉红色。或许，正是由于对人类的极度失望，茨威格才在个人已经逃过法西斯的劫难，在远离战火的南美仍可过起宁静舒适生活的时候，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不让“昨日”的悲剧重演，人类一定要与遗忘抗争，保持对“昨日的世界”惨痛而鲜活的记忆。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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