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6日訊】伏爾泰有句名言，大意是我可以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要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把別人說話的權利奉若神明而且要誓死捍衛，到頭來聽到的可能會是自己不喜歡和不贊成的謬論，這在中國人看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這不是勞神費力地找罵嘛。在西方人心目中，每個人都有說話的權利，這種權利不因表達內容的荒謬或表達方式的欠妥而可以被剝奪。他們認爲，尊重了別人說話的權利，也就保全了自己表達的自由。西方傳統在這裏居然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東方古訓接上了軌。
與此相反，文化革命期間，我們也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名言，叫作“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這句話的物件，是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分子。他們既然是人民的敵人和專政的物件，那就只有老老實實的義務，沒有亂說亂動的權利，甚至喪失了說和動的權利。
乍一聽，“不許亂說亂動”，似乎只是說給階級敵人聽的，但細想想，就會發現更是說給階級弟兄聽的。這是因爲在極權統治下，兩者之間其實沒啥了不起的鴻溝。況且獨裁者的秉性就是就與天地人鬥個不停其樂無窮，他們是沒有弟兄的——呂不韋就算不是親爹至少勝似親爹，嬴政收拾起他來照樣毫不手軟。所以在臥榻之側酣睡的，不是敵人就是赫魯雪夫，恰恰是需要時時提防並伺機剷除的物件。彭德懷倒是不把自己當外人，一九五九年他“亂說亂動”地想操老毛的娘，還不是被一筆劃入敵人陣營，直到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處理了，他才知道馬王爺還真有第三隻眼。幾個回合之後，那些階級敵人早都是死老虎了，所以最讓毛主席擔心的是階級弟兄們的“亂說亂動”。等到他老人家詩興大發，把“不須放屁”寫進《鳥兒問答》，弟兄們就更是連放個屁都得相機行事了。
麻煩在於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個毛病，就是老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沒有誰甘願被人當啞巴賣掉還幫著數錢。指望一個人一輩子把尾巴夾緊從不亂說亂動，其實做不到。皇帝的辦法無外乎兩條，誰聽話會說好話，就加官晉爵封妻蔭子；誰不聽話或者說了壞話，就讓他傾家蕩產家破人亡。要做到這一點，除了皇帝足夠兇殘和控制全部資源外，還需要老百姓足夠封閉和愚昧，即僅有秦始皇的時代還不夠，還得由比秦始皇偉大一千倍的領袖來治理。
與領導階級相比，知識份子博聞強記，偏偏最願意掉書袋認死理，所以防止書呆子拿著雞毛當令箭“亂說亂動”翹尾巴，實在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
秦國改革大業的總設計師商鞅同志，對制止人們“亂說亂動”很有一套。他非但不許國人說壞話批評新政——犯者流放巴蜀，甚至不容國人說好話讚美時政——犯者同樣流放巴蜀。商鞅的看法很簡單，“農戰”政策既然已經“入憲”，上升爲成就霸業的基本國策，國人就只有堅決貫徹勇當炮灰的義務，沒有說三道四評頭品足的權利。況且“農戰”妙就妙在“利出於一孔”，人若想尊貴就得上陣殺人或者打小報告告奸，想富裕則唯有種田輸粟早生孩子早讓國家得濟，那時候若想搞投機倒把連門兒都沒有。口蜜腹劍的唐朝宰相李林甫在告誡群臣時，曾用食三品官俸草料享受“高幹”待遇的堂前“立帳馬”打比方，指出“亂說亂動”的後果是輕則“一鳴輒斥去”免冠脫帽一擼到底，重則斧鉞加身至少也得“雙規”。這說明，在連說話都成爲不必要的時候，老百姓說好說壞都是不會來事兒，都屬於“亂說亂動”。不把國人手腳捆住耳朵塞住嘴巴封住，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就無法實現，穩定一旦壓不倒一切那可就一切都不穩定了。
兩千多年走過來，中國確實進步了，至少已從好話壞話都不許說，發展到允許說好話和適當容忍說壞話的地步。但若以爲從今往後，可以好話隨便說壞話順便說，那就錯了。別忘了忠言多半逆耳，好話未必好聽，不小心把馬屁拍到馬腿上的倒楣蛋實在太多了。所以即便是說好話，也得看由誰來說、如何說和說到什麽火候兒，最好是“不利於團結的話不說，不利於團結的事不做”，至於說乍著膽子由著性子“亂說亂動”的愣頭青，那更是罪不容誅絕對得一刀拿下。
曾記否，聰明剔透如費孝通先生者，在得知人家想聽壞話時，竟以爲毛氏不僅有了聽人說好話的雅量，甚至修成了容人說壞話的正果。哪想到橄欖枝下面竟會是他老人家的“陽光行動A計劃”！自古道百無一用是書生，費孝通輩連“陰謀”都未必能看得出眉眼高低，何況是大氣磅礴的“陽謀”呢！費孝通有理由爲“早春天氣”的到來而得意忘形地“亂說亂動”，但“引蛇出洞”的山人自有妙計讓爾等知道海水是鹹的。你把熱臉貼過來沒關係，但我偏偏連個冷屁股也不給，反正秀才造反三千年了從來沒成過，你這半碗水是既不能載舟更不能覆舟養幾條泥鰍還差不多，但小泥鰍從來翻不起大浪。於是，一篇《事情正在起變化》張開落網，緊接著《這是爲什麽》再加上《工人說話了》，就乾淨利落地把費孝通們這些出洞觀光的蛇蠍一舉全殲，雞和猴子全被嚇破了膽連續二十多年不敢作聲。常言道人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殊不知這蛇要是一朝被人給咬了，怕人也得怕上個十年八年的。何況在蛇們看來，漫長嚴冬來臨後，除了冬眠之外也實在沒啥好幹的，“亂說亂動”從生理上講就是毫無可能的事。至於說冬天來了，春天是否就真象詩裏頭說的那樣不會太遠了，蛇們恐怕連想都不敢想。
殷鑒不遠，歷史的教訓值得汲取。正因爲禍從口出見得多了，人們才懂得了理得未必心安，明哲才能保身。不論是否吃過豬肉見過豬跑，結論都是“風聲雨聲讀書聲”最好聲聲全都不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除了家事一概不關心。既然大丈夫能屈能伸連韓信都曾受過胯下之辱，咱小老百姓就更是只能屈死了算，伸不伸的沒多大指望也沒什麽所謂。柯慶施同志只用兩個字就概括出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特點：“一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爲了不起”。看到組織上挑明瞭“翹尾巴”最要不得，爲避免無意中尾巴翹起來惹麻煩，知識份子僅僅做到耷拉著尾巴還遠遠不夠——必須緊緊夾住。毛澤東《詠蛙》詩中有雲：“春來我不先開口，那個蟲兒敢作聲”。於是萬馬齊喑鴉雀無聲，好話壞話全都沒人敢亂說。咱這裏的黎明靜悄悄，而且一天到晚四處靜悄悄。
要想好評如潮馬屁拍到恰如其分，哪怕是幹了壞事蠢事也有人說好，最可靠的辦法莫過於自說自話，臭腳自己捧高調兒自己唱，自己的高帽兒自己戴哪怕號兒大點兒也沒毛病。換算成今天的辭彙，就是要始終不渝地堅持任人唯親，牢牢把握輿論導向，先把禍心包藏在自己肚子裏，再把喉舌硬插進媒體嘴巴裏。廣播電視報紙網站都要自己辦，社長台長主編記者全得自己派。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把治理整頓說成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和基礎，才能把對立的事情巧妙地統一起來，對立統一規律於是乎放之四海而皆準。
在自家人手裏，謊言千篇一律休想推陳出新，媒體千人一面絕對中規中矩，太平天天被粉飾形勢一片大好，真相處處遭扭曲伸手難見五指。你說人民公社好，咱就大辦食堂；你說元帥升帳大煉鋼鐵，咱就在自家屋裏溜門撬鎖砸鍋獻禮；你說糧食畝産萬斤不止，咱就把衛星吹上天跑步進入共産主義；後來餓了肚子又怕逃荒抹黑，咱就只好家家皆淨（吳晗《海瑞罷官》戲詞）易子而食了——反正是餓死活該。要想發展經濟，必然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好；準備收縮銀根，肯定是穩健的貨幣政策高——兩者照樣可以並行不悖，先對立後統一。股市牛大了，新華社敢發文降溫；轉眼跌慘了，國務院肯開會托市。快過年了，神州大地送溫暖處處感激涕零；該開會了，舉國上下報平安哪兒都捷報頻傳；想駡街了，摳墳掘墓潑髒水口誅筆伐；要捧人了，驢糞蛋也閃金光美輪美奐。歸根到底是只許州官說放火，不許百姓說點燈。在主旋律旋風呼嘯下，假惡醜粉墨登場招搖過市，真善美韜光養晦無影無蹤。九十年前梁啓超評價袁世凱時曾說：“所謂推薦者，皆袁氏自推自薦；所謂擁戴者，皆袁氏自擁自戴；所謂選舉者，皆袁氏自選自舉。”把這句話拿到今天，仍感常念常新處處合身兒得體，仿佛巧婦裁出的新衣裳，後生小子們只能佩服梁任公先生文奇，雖曆百年其猶未朽者也。
但即使這樣做了也還是不過癮和不保險。其一，若老是自賣自誇始終無外人喝彩，久了連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找不到成就感，君不見幾十年來的表揚稿和批判稿，水準都在一日千里地下降不止，捧人罵人早都沒了新花樣黃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奴才幫閒們的選秀，同樣需要吐故納新唯才是舉又紅又專，如此方能保證站在時代潮頭永遠代表著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其二，高崗同志早就說知識份子像個雞巴，動不動就硬起來一不留神就捅漏子，必須時時敲打。何況萬一有人眼斜嘴歪把好經念歪了，或者個把害群之馬揣著明白裝糊塗暗地裏使壞，豈非蠱惑党心軍心民心。其三，眼下不比從前了，那時候還只有驛站快馬揭帖奏摺，雖然家書抵萬金，但老百姓還大都不識字，現在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再加上天外有天敵對勢力亡我之心好像還沒死，借助高科技咱這裏的好事不出門壞事轉眼就能傳千里。唯一可行的辦法，不必要求人們不說不動，而是威逼利誘人們不能“亂說亂動”。
用科學秘方把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東方專制主義勾兌到一起，共產黨統治中國的秘訣就是決不能允許國人“亂說亂動”——只要說和動都按照黨的要求令行禁止，那就一切盡在掌握！中宣部頤指氣使惱羞成怒的背後，其實是共產黨體制的本性使然，沒有了這一點，固若金湯的鋼鐵長城轉瞬就將土崩瓦解。於是，堵死“亂說亂動”的路，打開遵命說謊和奉旨行動的門，成爲中宣部貫徹落實“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主要工作。
在中宣部和各級宣傳部門耳提面命下，媒體的選題如何定，記者的文章如何寫，美工的版式如何劃，乃至字型大小大小廣告多少所有的雞毛蒜皮蒜皮雞毛，都成了關乎社稷安危的頭等大事。實在沒的可說又不能開天窗不說，只好在重大題材上噤若寒蟬，奉命拿新華社通稿塞責便是。於是禽流感不許報、口蹄疫不許報，薩斯復發就更加不許報。丁肇中楊振寧獲諾貝爾獎是華人的光榮，可以年年講月月講哪怕天天講，達賴喇嘛高行健獲諾貝爾獎就變成民族的恥辱，最好是只字不提。孫志剛不能說，孫大午不能說，喻華峰程益中的事情就更加不能說——天知道他們是不是因爲“亂說亂動”才落到這步田地的！
計劃經濟時代，人們吃飯憑票喝茶憑票娶媳婦憑票幹點啥都得憑票，現在是讀書看報看電視都得吃套餐，你想看什麽不重要，還得看媒體能給你播什麽；媒體想播什麽不重要，關鍵得看上邊允許播什麽。數位時代到了，報紙版面無窮大電視頻道無比多，但喜歡的東西少了。新聞沒消息，常年都是狗咬人；評論沒觀點，天天奉命鬼打牆。足球常有黑哨，彩票難得直播，選舉全靠操縱，任免只憑黑金——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亦真。清官戲不能多演，怕發思古之幽情；貪官戲更不許多演——至少要壓縮40%，恐覺昨是而今非。思想解放二十多年了，計劃經濟已成過街老鼠人人懶得再喊打，但這計劃文化卻穩如泰山，而且被包裝成了最先進的文化。新聞人既然無事可做有事也不能做，不如沒事找事拿良心來換口飯吃得過且過。於是有償新聞泛濫，無良報人橫行，謠言緋聞滿天飛，小道消息撲面來——大道不行也，天下何以爲公！竊以爲吾友焦國標雄文《討伐中宣部》所指，僅爲冰山出水之一角，個中奧妙各種齷齪，絕非吾輩小儒所得而知也。
仿佛爲印證高崗、柯慶施的科學論斷，中國知識份子中的確還有一些又懶又賤偏偏又臭又硬的害群之馬，幾十年來雖歷經無數鞭笞敲打，卻始終不肯低眉順眼地把尾巴夾起來，找個機會就硬起來，起早貪黑地跟黨和政府叫板，不斷捅出大大小小的漏子。歸根到底，他們要求的不僅是說和動的權利，更主要的是“亂說”和“亂動”的權利。@(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