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8日訊】在女師大風潮中，魯迅坦言自己是一個「黨同伐異」的人物，他所認同的「同黨」，很大程度上是許廣平加入的正在「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國民黨，以及由曾經留學法國或日本的教授學者所組成的法日派。女師大風潮之所以愈演愈烈，就是因為以國民黨元老、北京大學教授兼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中法大學代理校長李石曾為首的法日派，想讓另一位國民黨高層人士易培基取代楊蔭榆的校長職位。「某籍某系」的馬裕藻、沉尹默、沉兼士、錢玄同等人，既是國民黨的資深黨員又是法日派的中堅力量。魯迅所攻擊的「異黨」，主要是楊蔭榆、章士釗以及基於既不「黨同」也不「伐異」的獨立立場自由發言的《現代評論》同人。因為章士釗和《現代評論》同人在某些觀念上與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較為一致，研究系又是國民黨「黨同伐異」的最大異黨，魯迅和許廣平有時也把實際上具有國民黨背景的《現代評論》同人，當成所謂的「研究系」加以討伐。這些歷史事實，在《兩地書》原信中有最為充分也最為集中的記錄和體現。只是在《兩地書》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書局出版時，已經加入左聯的魯迅，對於原信內容進行了大量的改寫和刪除。（1）最近幾年才得以公開出版的《兩地書》原信，為重新認定歷史事實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材料。
一、許廣平與魯迅的書信情緣
1925年3月11日，27歲的女師大學生自治會總幹事許廣平，親自登門給45歲的既是授課教師又是教育部僉事的魯迅送去第一封信，自稱是「當你授課時，坐在頭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在聽講時好發言的一個小學生」。許廣平寫這封信的目的，是就校內愈演愈烈的風潮尋求魯迅的指導與拯救：「先生，你看看罷。現在北京學界中發生了驅逐校長的事，同時反對的，贊成的，立刻就各標旗幟，……他自信是一個剛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比他更剛率十二萬分的人，因為有這點小同，但對于先生是儘量地質言的。……我現在希望你把果決的心意緩和一點，能夠拯拔得一個靈魂就先拯拔一個！」（2）
被許廣平認定為「更剛率十二萬分」的魯迅，在當天寫出的回信中對女師大校事避而不談，說是「我連自己也沒有指南針，到現在還是亂闖，……總結起來，我自己對於苦悶的辦法，是專與苦痛搗亂，將無賴手段當作勝利，硬唱凱歌，算是樂趣，……這真是沒有法子。」（3）
許廣平接到這封「真是沒有法子」的回信後並不洩氣，反而從魯迅平時的講課中發現了比「專與苦痛搗亂」更加激烈的「無賴手段」：「奇形怪狀層見疊出，這叫人如何忍耐得見看，無怪先生要當『土匪』去了！也殺個乾淨，痛快痛快！」（4）
比起許廣平的「剛率」與「痛快」來，憂憤深廣的魯迅更關注的是國人乃至全人類的大命運：「現在的所謂教育，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其實都不過是製造許多適應環境的機器的方法罷了，要適如其分，發展各各的個性，這時候還未到來，也料不定將來究竟可有這樣的時候。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裡，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黃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要徹底地毀滅這種大勢的，就容易變成『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工人綏惠略夫》裡所描寫的綏惠略夫就是。這一類人物的運命，在現在，——也許雖在將來，是要救群眾，而反被群眾所迫害，終至於成了單身，忿激之餘，一轉而仇視一切，無論對誰都開槍，自己也歸於毀滅。」（5）
從不僅與眼前的人類社會針鋒相對，對於懸置於未來的「黃金世界」也要勢不兩立的「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綏惠略夫身上，魯迅既找到了「黑暗」的同點——「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只覺得『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同時又發現了超越「黑暗」的異點：「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裏的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甚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也再沒有別的路。……我所以主張『壕塹戰』的原因，其實也無非想多留下幾個戰士，以得更多的戰績。」
在下一封信中，魯迅進一步透露了戰鬥的信息：「這種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國即無希望，但正在準備破壞者，目下也彷彿有人，只可惜數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來，一多，就好玩了，——但是這自然還在將來；現在呢，就是準備。」（6）
比之於魯迅訴諸「將來」的務虛，許廣平表現出的是急功近利的直接行動，而且與中國傳統宗教神道古已有之的「存天理滅人慾」的替天行道及自我表現直接掛鉤：「年假中，及以前，我以為對校長事主張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複雜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觀的態度，開學後，目見擁楊的和楊的本身的行徑，實在不由得不叫人怒髮衝冠，施以總攻擊，雖則我一方面不敢否認反楊的絕對沒有色彩在內，但是我不妨單獨的進行我個人的驅羊運動。……粵地思想較先，故近時所倡之婦女解放，在民元時該處已暢發無餘，因之個人亦大受影響，加之先人性俱豪直，故學生亦不免粗獷，又好讀飛簷走壁，朱家郭解，助弱鋤強，草上霜……之流，更幻想得作劍仙其人者，以殺盡天下不平事。」（7）
在此之前，許廣平顯然已經在魯迅身上花費了不少的功夫，並且由此認定只有魯迅才是自己尋求鐵桿救星乃至終生寄托的最佳選擇。於是，她在這封信中繼續寫道：「吾師來書既云『正在準備破壞者，目下也彷彿有人』，先生吾師，這是真的嗎？我喜極慾狂矣！不知他——準備破壞者——如何結合法，是否即吾師所稱的『做土匪去』呢？我不自量度，才淺力薄，不足與言大事，但願作個誓死不二的『馬前卒』忠於一種我以為對的主義之下，不管這團體是直接間接，成立與未？總之建設與努力，學生是十分仰望于先生……」
既然要替天行道，就需要擁有或佔有反人慾不反天理、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存天理滅人慾」的絕對天理，或者說是搶佔一個既可以抬高自己又足以壓倒敵人的強理強權制高點。許廣平並沒有自己的絕對天理，而是把自己所崇拜的「先生吾師」魯迅，當成了「我以為對的主義」的化身。魯迅在回信中，並不解答許廣平一廂情願地寄托在自己身上的「我以為對的主義」，反而對別人的「主義」加以攻擊：「在中國活動的現有兩種『主義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們的精神，還是舊貨，所以我現在無所屬，但希望他們自己覺悟，自動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義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無政府（主）義者的報館，而用護兵守門，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我有幾個學生在軍中，……一人就在惠州，雖聞已勝，而終於沒有信來，使我常常苦痛。」（8）
這裡所說的「世界主義者」，就是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並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是魯迅《新青年》時代的同人和朋友。「無所屬」的魯迅，顯然是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與無政府主義之外的國民黨廣東政府及其軍隊的。「一人就在惠州」指的是在北京大學聽過魯迅講課，後來到廣東考入黃埔軍官學校並參與討伐陳炯明的李秉中。
接下來，魯迅在書信中初步完成了收編許廣平的精神程序：「但我總還想對於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於將來有萬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幾個不問成敗而要戰鬥的人，雖然意見和我並不盡同，但這是前幾年所沒有遇到的。……我現在還要尋生力軍，加多破壞者。」
要收編別人入局，自然應該付出相應的代價。於是，女師大學生自治會總幹事許廣平所面臨的難題，就成了教育部僉事兼女師大講師魯迅的難題：「兩方面的信，想先生必定已經見及，我們學生五人信中的話，的確一點也沒有虛偽，不知對方又將如何設法對付，魯迅師：現時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候了！老實人是一定吃虧的，臨陣退縮，勇者不為，無益犧牲，知者不可，中庸之法，其道為何？先生世故較後生小子為熟識，其將何以教之？」（9）
二、魯迅對女師大風潮的直接介入
許廣平所謂「兩方面的信」，其實只是金涵清、孫覺民、許廣平、姜伯諦、劉和珍五個人單方面印刷出來到處散發郵寄的一封反對女師大教務長薛培元的公開信。魯迅在回信中一改此前對於女師大風潮漠不關心的態度，正式進入角色替許廣平運籌帷幄：「我先前收到五個人署名的印刷品，知道學校裡又有些事情，但並未收到薛先生的宣言，只能從學生方面的信中，猜測一點。……如果自己要辭職而必須牽連幾個學生，我覺得這辦法有些惡劣。但我究竟不明白內中的情形，……現在已沒有中庸之法，如果他的所謂罪狀不過『聲勢洶洶』，殊不足以制人死命，有那麼一回反駁的信，已經可以了。此後只能平心靜氣，再看後來，隨時用質直的方法對付。」（10）
為魯迅沒有看到的另一方面的文本，是女師大教務長薛培元4月3日致本校學生的辭職信：「同學諸君，今日部視學來，忽在各牆壁上有匿名揭貼之發現。愚以其迭出軌範，與全校同學名譽大有關係，當即親手撕去。乃有金涵清、孫覺民、許廣平、姜伯諦、劉和珍諸君聲言揭貼系出同學公意，不應扯掉，氣勢洶洶，幾不可遏。逾時未久，遂又在教務處門旁貼有此等揭貼：薛先生你真沒人格當楊蔭榆的走狗還想當我們的教務長麼快滾蛋吧……愚自慚無才，不善應付，已即日引退。」（11）
對於4月3日發生的事情，自以為「的確一點也沒有虛偽」的許廣平在下一封信中又改換口氣，承認自己一方有「虛偽」的嫌疑：「貼在教務處罵他的條紙，確有些過火，所以五人的信也只可推開這層不提，因為實非五人參與而知者……群眾的事，一時未預先防備得到，總不免鬧出有失慎重的時候，只怪我們當時沒有眼見，不及防事未然……」對於魯迅「只能平心靜氣」的教導，許廣平也沒有言聽計從，而是再一次表現出「存天理滅人慾」的替天行道者所常有極端情緒：「誠思得若干同志，暗中進行博浪一擊，對於將簽字於金佛郎，及違反民意的亂臣賊子，仗三寸劍，殺萬人頭，飲千盞血，然後仰天長嘯，伏劍而殉……」（12）
就魯迅來說，僅憑一面之辭就斥罵薛培元「惡劣」，難免有對許廣平偏袒的嫌疑，其直接結果是許廣平於1925年4月12日攜同學林卓鳳到北京宮門口西三條胡同21號的魯迅家中登門「探險」。魯迅回報於許廣平的，則是利用職務之便主動打探和提供官方情報：「學校的事，也許暫時要不死不活罷。昨天聽人說，章太太不來，另薦了兩個人，一個也不來，一個是不去請。還有某太太卻很想做，而當局似乎不敢請教。聽說評議會的挽留倒不算甚麼，而問題卻在不能得人。當局定要在『太太類』中選擇，固然也過於拘執，但別的一時可也沒有。……我有時也能辣手評文，也常煽動青年冒險，但有相識的人，我就不能評他的文章，怕見他的冒險，明知道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甚麼事情來的死症，然而終於無法改良……」（13）
由此可以看出，楊蔭榆就任女師大校長雖不是眾望所歸，也算得上是較為合適的人選，何況還有「評議會的挽留」。在沒有更好人選的前提下，女師大學生單單為自己的學業，也應該與本校的師長乃至更高一級的教育當局進行最低限度的合作。女師大學生以學生自治會的名義驅逐由政府而不是學生自治會任命的國立大學校長，無論有多麼強硬的理由，至少在程序上是非法的。身為師長，魯迅本應該為已經「相識」的許廣平著想，貢獻出合理合法、與人為善的建設性努力，事實卻恰恰相反，為人師的魯迅反倒在女學生許廣平的影響帶動下，在「煽動青年冒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登門「探險」之後，許廣平的一往情深在奇思妙想中得到詩意昇華：「『秘密窩』居然探險（？）過了！歸來的印象，覺得在熄滅了的紅血的燈光，而默坐在那間全部的一面滿鑲玻璃的室中時，偶然出神地聽聽雨聲的滴答，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棗樹發葉結果的時候，領略它風動葉聲的沙沙，和打下來熟棗的勃勃，再四時不絕的『個多個多』！『戈戈戈戈戈』的雞聲，晨夕之間，或者負手在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這其中定有一番趣味……」（14）
作為響應，魯迅在寫於1925年4月22日的回信中進一步表示：「我總覺得還該耐心挑撥煽動，使一部份有些生氣才好。去年我在西安夏期講演，我以為可悲的，而聽眾木然，我以為可笑的，而聽眾也木然……當群眾的心中並無可以燃燒的東西時，投火之無聊至於如此。別的事也一樣的。」（15）幾天後的4月2日，魯迅又在《墳．燈下漫筆》中公開「投火」，廣大的青年學生成為他心目中「可以燃燒的東西」：「『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青年的使命。」（16）
1925年5月7日，是日本政府1915年強迫袁世凱任大總統的中國政府簽訂二十一條賣國協定的國恥10週年紀念日，在國共兩黨的共同策劃下，北京學生聯合會決定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紀念「五七」國恥和追悼孫中山的大集會。章士釗任總長的教育部訓令各校不得擅自放假，強行出校的學生在天安門一帶與警察發生衝突。當天下午，約三千名學生改在神武門開會，會後傚法五四運動時化公為私的暴力行為，結隊往魏家胡同十三號章士釗宅，搗毀章宅門窗並與巡警發生衝突，計有7人受傷，18人被捕。為救援被捕學生，北京各校相繼罷課，並於5月9日赴段祺瑞執政府請願，提出釋放被捕學生，罷免章士釗、朱深，撫恤死傷學生，恢復言論集會自由等四項要求。
就在5月7日這一天，沒有上街遊行的女師大關起門來上演了另一場變局。據5月8日《京報》報導：「女子師範大學，昨日亦在校開五．七國恥紀念會，敦請李石曾、吳稚暉、雷殷諸人，到會講演。於午前九點鐘開會，該校學生，齊集大禮堂聽講，見校長楊蔭榆到會主席，學生以久不承認楊為校長，於是即派學生自治會職員，請楊退席。楊即拍案大怒，而全場學生，仍堅請其退席，楊復大呼警察入校，同時校中總務長吳某，亦摩拳擦掌，大有動武之勢，雙方堅持許久，楊乃自行退席……」
「李石曾、吳稚暉、雷殷諸人」，都是國民黨方面的高層人士，也是女師大風潮的幕後操縱者。楊蔭榆的「自行退席」與其說是由於理虧，不如說是由於女學生的有恃無恐和人多勢眾。當天下午，楊蔭榆在臨時租用辦公的西安飯店召集女師大評議會，決定開除學生自治會成員劉和珍、許廣平、蒲振聲、張平江、鄭德音、姜伯諦六人，並於9日掛牌公佈。女師大學生於5月11日再度召開緊急大會，並再度議決驅逐楊蔭榆出校。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煽動青年冒險」的魯迅，挺身而出站到了驅逐楊蔭榆的鬥爭第一線。
三、許廣平的入黨與魯迅的跟進
1925年5月8日，魯迅在寫給呂蘊儒、向培良的《華蓋集．北京通信》中，針對5月7日的學界風潮發表意見：「昨天鬧了一個小亂子，許多學生被打傷了；聽說還有死的，我不知道確否。其實，只要聽他們開會，結果不過是開會而已，因為加了強力的迫壓，遂鬧出開會以上的事來。俄國的革命，不就是從這樣的路徑出發的麼？」
這裡的「聽說還有死的，我不知道確否」，是頗為典型的一種「流言」，接收與傳播各種各樣的「流言」，是每一位社會中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項內容。被魯迅稱之為「我的對於女師大風潮說話，這是第一回」的《忽然想到（七）》，寫於1925年5月10日，也就是許廣平等人被楊蔭榆掛牌開除的第二天。魯迅在文章中一方面對楊蔭榆施以不點名的人身攻擊：「我還記得中國女人是怎樣被壓制，有時簡直並羊而不如。現在托了洋鬼子學說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長之類，不就僱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來威嚇毫無武力的同性的學生們麼？」一方面又開出與其說是黨同伐異、不如說是黨同伐同的救世藥方：「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甚麼東西進去，只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兇獸時就如兇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
1925年5月12日下午，魯迅出席女師大學生自治會召開的師生聯席會議，會上報告了驅楊經過，並宣佈開除學生無效。女師大學生還於當天把魯迅代擬的呈文遞交教育部，內中列有對於楊蔭榆「到校一載，毫無設施，本屬尸位素餐，貽害學子……其無恥之行為，為生等久所不齒，亦早不覺尚有楊蔭榆其人矣。」「今乃倒行逆施，罰非其罪，慾乘學潮洶湧之時，施其險毒陰私之計，使世人不及注意，居心下劣，顯然可知！……實屬視學子如土芥，以大罰為兒戲，天良喪失，至矣盡矣！」等多項指控，並且再一次明確宣佈：「是以全體冤憤，公決自失蹤之日起，即絕對不容其再入學校之門，以御橫暴，而延殘喘。」
1925年5月21日，魯迅應學生自治會的邀請到女師大開會，在教師休息室意外看到學校當局「特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在太平湖飯店開校務緊急會議」的「啟」，便在當日所寫的《「碰壁」之後》中大發牢騷：「然而校長為甚麼不制止學生開會，又不預先否認，卻要叫我到了學校來看這『啟』的呢？……在學生的話裡聽到一句『楊先生就是壁』，於我就彷彿見了一道光，立刻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了。」「碰壁，碰壁！我碰了楊家的壁了！」
此時的女師大校長楊蔭榆，早已被學生驅逐出校，魯迅代學生撰寫的呈文中，也分明有「絕對不容其再入學校之門，以御橫暴，而延殘喘」的說法，連校門都不能進入的楊蔭榆自然談不上「制止學生開會」，更不會像許廣平之類的學生那樣，上門去「叫」魯迅「來看這『啟』」。所謂「碰了楊家的壁」，顯然是魯迅對於楊蔭榆「慾加其罪，何患無辭」的「有罪推定」，或者說是對於被開除學籍的許廣平等人的故意偏袒。
1925年5月27日，由魯迅擬稿，並由魯迅以周樹人本名與馬裕藻、沉尹默、李泰棻、錢玄同、沉兼士、周作人共同簽署的《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宣言》在《京報》發表，許廣平當天就致信魯迅，把這筆帳記在自己頭上：「今日——廿七——見報上發表的宣言，『站出來說話的人』已有了，而且七個之多。……誠恐熱心的師長，又多一件麻煩，思之一喜一懼。」（17）
有趣的是，此前已經表白過要「單獨的進行我個人的驅羊運動」卻偏偏要投靠在魯迅麾下「願作個誓死不二的『馬前卒』」的許廣平，在對魯迅心存感激的同時，又開始尋求更強有力的靠山：「有一個人（舊同學）特地找我，勸我加入百多人團體中的出有《北京青年》刊物的裡頭，他們的主義大概和我的犧牲相同，都是不滿於現中國的一切的，……而我則極怕黨的束縛，基督的一部份是好的，社會主義的一部份是好的，甚麼甚麼的一部份是好的，我不妨都採用它，但不能因為遵守甲就捨棄乙，這是合作主義而非入黨主義，……然而找我的人是特別看得上我的，我又何必猴子坐轎般不中抬舉，因此我想起那裏也許有先生認得的人吧！」
1925年5月30日出版的《現代評論》1卷25期上，北大教授陳源（西瀅）在「閒話」專欄中提出質疑：「閒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我們在報紙上看見女師大七教員的宣言。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藉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這個宣言語氣措辭，我們看來，未免過於偏袒一方，不大公允。……我們自然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但是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傳佈得厲害了。」
對於陳西瀅公開檢舉的「偏袒」，魯迅在當天寫出的論戰文章《並非閒話》中不僅不予否認，反而把對方一同拖進「偏袒」的泥坑，說是「即使是自以為公平的批評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長同籍貫，或是好朋友，或是換貼兄弟，或是叨過酒飯，每不免於不知不覺間有所『偏袒』。」並且給陳西瀅定下一個「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的罪名。
對於魯迅諸如此類不間斷的攻擊，陳源一直保持容忍的態度，直到半年後的1926年1月30日，才在《晨報》副刊公開發表《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幾封信》，對於自己與楊蔭榆的關係予以澄清：「他說我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係，並且吃了她許多的酒飯。實在呢，我同楊女士非但不是親戚，簡直就完全不認識。直到前年在女師大代課的時候，才在開會的時候見過她五六面。從去年二月起我就沒有去代課。我從那時起直到今天，也就沒有在任何地方碰到過楊女士。」
也就是說，魯迅加在陳源頭上的罪名，其實就是由他自己製造出來的新的「流言」。把魯迅這種「偏袒」有理的論戰邏輯用三段論來概括，應該是這樣的：
大前提：所有的人都難免要「偏袒」；
小前提：魯迅承認自己「偏袒」，陳源不承認「偏袒」；
結論：搶佔「偏袒」有理的絕對制高點的魯迅，便擁有了壓倒裁決陳源「滿肚子懷著鬼胎」之類「莫須有」罪名的「存天理滅人慾」的絕對權力。
在魯迅這種看似通情達理並且理直氣壯的「有罪推定」中，恰恰體現了他與陳源之間的根本差異。魯迅是以不願告人的男女私情介入女師大風潮的；陳源所保持的卻是超功利的獨立評論的立場。陳源對於既有的「流言」提出質疑，採用的是「疑罪從無」或「疑罪從疑」的「無罪推定」，並沒有把自己的懷疑認定為事實；以肯定的語氣來製造新的「流言」的魯迅，所依據和遵循的恰恰是中國傳統刀筆吏或捕風捉影或無中生有的「疑罪從有」和「有罪推定」。
在寫出《並非閒話》的當天，魯迅連夜給許廣平寫下一封長信。正是在這封信中，45歲的老師把連自己都琢磨不透的一顆靈魂，貢獻在了27歲的女學生面前：「其實，我的意見原也不容易瞭然，因為其中本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的無治主義』的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所以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時候，有時確為別人，有時卻為自己玩玩……」（18）
關於許廣平來信中所要諮詢的團體，魯迅基於「個人的無治主義」立場表態說：「所云團體，我還未打聽，但我想，大概總就是前日所說的一個，其實也無須打聽，這種團體，一定有範圍，尚服從公決的。所以只要自己決定，如要思想自由，獨立獨行，便不相宜。如能犧牲若干的意見，就可以。只有『安那其』是沒有規則的，但在中國卻有首領，實在希奇。」所謂「前日所說的一個」，就是《兩地書》原信八中所說的「同志自己先打架」的「世界主義者」即中國共產黨，許廣平實際上加入的團體，卻是「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中國國民黨。
1925年5月30日發生於上海租界的「五卅」慘案，引起北京學界新一輪的罷課風潮。許廣平對於6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的「六三紀念會」的介紹，為魯迅的「同志自己先打架」提供了一例鐵證：「說是甚麼北大，師大的人爭做主席，爭做總指揮，台下兩派吶喊起來助威勢，且叫打者，眼看舞台上開幕肉搏了！我們氣憤的高聲喝住，這不是爭作主席的時候，……記得前些時天安門開甚麼大會，也是如此，這真算『古已有之』不圖更見於今日。」（19）
犧牲學籍換來黨籍的許廣平，反倒喪失了衝鋒陷陣的銳氣，開始反省與懷疑風潮的合理性與正義性：「即如我校風潮，寒假時的確不敢說辦事的人沒色彩，所以我不敢做，不過袖手旁觀，現在也不敢說她們沒色彩，……而且公舉你出來做事時，個個都說做後盾，個個都在你的面前塞火藥，等你灌足了，火線點起來了！他們就遠遠的趕快逃跑，結果你不過做一個炸彈殼，五花粉碎。」（20）
許廣平所說的「辦事的人」的「色彩」，其實就是直接操縱女師大風潮的幕後人物的黨派背景。為有「色彩」的幕後人物充當「炸彈殼」的許廣平，在情愛方面卻得到了相應的補償。正是愈演愈烈的女師大風潮，無形中為魯迅與許廣平之間鬧中取靜、忙裡偷閒的男女情愛，提供了強硬的理由和藉口。端午節那天，許廣平與許羨蘇、俞芳等人應魯迅邀請聚會鬧酒，在許廣平逼魯迅喝酒的時候，許羨蘇為保護魯迅而奪下酒杯，魯迅便乘著酒興「拳擊『某籍』小姐兩名之拳骨」並「案小鬼之頭」。事後魯迅一連寫下兩封書信，一邊預約下一次的酒會；一邊向許廣平澄清自己與許羨蘇的關係，說是「今年中秋這一天，不知白塔寺可有廟會，如有，我仍當請客……」（21）「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並不中毒。即使中毒，也是我自己的行為，與別人無干。」（22）
在隨後的書信中，彼此間的稱呼開始發生倒置，最初稱魯迅為「先生」的許廣平，反倒成了「愚兄」，她的「魯迅師」、「迅師」屈尊變成了「嫩棣棣」；連已經從女師大畢業並擔任該校圖書館職員的許羨蘇，也成了許廣平的「令弟」。
正當魯迅與許廣平的男女情愛漸入佳境的時候，楊蔭榆在教育總長章士釗的支持下，於7月29日派人在女師大校內貼出佈告，藉口修理校舍，要求已經放假的學生全部搬出校外。8月1日清晨，楊蔭榆在巡警及本校支持者的保護下回到女師大，與住校學生發生爭執。部份學生趁亂出校奔走聯絡，招來大批外校學生和社會人士聲援助陣。當天夜裡，魯迅同幾名教員還應學生請求住進校教務處值班室以示支持。8月6日，章士釗在國務會議上以學生「不受檢制，競體忘形，嘯聚男生，蔑視長上……學紀大紊，禮教全荒」為由，提請通過停辦女師大令。8月14日，魯迅因參加女師大校務維持會被章士釗免去教育部僉事職務，苦守14年的飯碗終被打破。
此後大半年的時間裏，魯迅與許廣平之間的關係進入更加隱蔽也更具實質性的階段，卻沒有留下直接表達男女情愛的來往書信。1929年5月13日，已經定居上海並懷有身孕的許廣平，在致女友常瑞麟及其丈夫謝毅的信中，對於魯迅以犧牲飯碗的慘重代價贏得愛情的大致經歷予以解密：「老友尚憶在北京當我快畢業前學校之大風潮乎，其時親戚捨棄，視為匪類，幾不齒於人類，其中惟你們善意安慰，門外送飯，……至於師之一面，則周先生（你當想起來是誰）激於義憤（的確毫無私心）慷慨挽救，如非他則宗帽胡同之先生不能約束，學校不能開課，不能恢復，我亦不能畢業，但因此而面面受敵，心力交瘁，周先生病矣，病甚沉重，醫生有最後警告，但他本抱厭世，置病不顧，旁人憂之，事聞於我，我何人斯，你們同屬有血氣者，又與我相處久，寧不知人待我厚，我亦慾捨身相報，以此脾氣，難免時往規勸候病，此時無非惺惺相惜，……周先生對家庭早已十多年徒具形式，而實同離異，為過度時代計，不肯取登廣告等等手續，我亦飄零餘生，向視生命如草芥，所以對茲事亦非要世俗名義，兩心相印，兩相憐愛，即是薄命之我屢遭挫折之後的私幸生活……」（23）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1926年3月18日，從不參與遊行示威活動卻偏要「煽動青年冒險」的魯迅，成功地把許廣平留在自己家中抄寫稿件，才算在「三一八」慘案中保全了對方的性命；在某種程度上照應了《兩地書》原信十二中所說的「我有時也能辣手評文，也常煽動青年冒險，但有相識的人，我就不能評他的文章，怕見他的冒險……」
四、廣州風潮中的許廣平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魯迅與國共兩黨的李石曾、易培基、李大釗、丁維汾、徐謙等人一同上了段祺瑞執政府的黑名單，只好應林語堂的邀請到廈門大學任國文系教授。在魯迅的百般呵護下才得以從女師大畢業的許廣平，在表叔陳向庭的推薦下，出任廣東女子師範學校訓育主任一職，這才有了兩個人1926年8月26日雙雙南下的驚人之舉。
回到廣州，許廣平很快捲入新一輪的風潮漩渦，並且像女師大校長楊蔭榆一樣，既獲得了制裁學生的強勢權力，又面臨著群眾專制的滅頂之災：「學生為三數右派（西山鄒魯）左右，外有全省學生聯合會（廣東學生界而為右傾，豈非『出人意表之外』）為之援，更外則京滬右派為之助，勢力滋蔓，甚難圖也，我之職務是要圖，圖即反抗群眾，早晚犯眾怒而遭攻擊，現時她們幸未窺破我底細，我又固示沉默，漸以圖之，……學生時時蠢蠢慾動，多方探聽我色彩，女子本無高見，加以外誘，更兼頑強，個個如楊蔭榆之遺風，亦大可歎也。」（24）
幾天後，許廣平進一步寫道：「所謂主任，名好聽，事多做，薪少取，這種情形，實在為難，不過學學經驗，練練脾氣，從前是氣沖斗牛的害馬，現在變成童養媳一般，逢學生都是婆婆小姑，都要看她們臉色做事，如此哪有自我的個性原來面目，然而回心一想，社會就是這樣，我從前太任性了。」（25）
所謂「楊蔭榆之遺風」分明是許廣平的一面之辭，這種「本無高見，加以外誘，更兼頑強」的女學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女師大時代的「害群之馬」許廣平的再版。「我從前太任性」本該是許廣平對於女師大風潮的懺悔之辭，可惜的是，與幾乎所有的中國人一樣，許廣平連最低限度的懺悔習慣與懺悔誠意都沒有，轉眼之間，她便恢復以天理自居「存天理滅人慾」的心理慣性，開始投入以同黨學生特別是學生會主席李秀梅為敵的新一輪的黨派鬥爭之中：「右派不受約束，……並呼校長反革命，當將說話者記住，後組織特別裁判委員會，議決主席違犯校章開除，說校長反革命的那個，則謂其侮辱師長，亦開除，立即佈告。……今天假機會，能稍盡力於黨，使學校改變舊日右傾而左轉，則不枉我回母校一次……」（26）「我覺女子總是比較和黑暗接近，判斷力薄弱，所以學校現象，中立一部份，反對一部份，而反動者占勢力，中立者為學校所壓，不敢動，而心則同情於反動，謂學校開除為太忍，……現時背後有國民政府，自己是有權有勢，處置一些反動學生，實在易如反掌，貓和耗子玩，終久是吞下去的，你可知其得意了。」（27）
在理直氣壯地懲治學生的同時，許廣平自己卻又懷著一份假公濟私的私人打算：「黨內似乎好一些，我想如國民黨不容，則跑到俄國去，在廣東，去俄很容易設法得政府一筆款，挾著甚麼名目，領著公費就可去，但這自然要改變教書生涯，才易活動，你看郭沫若有甚麼，現時是政治主任，又改為……了。人一迫就可以轉行，你說是不是？」（28）
一個月後，許廣平得到了與楊蔭榆同樣的下場，以至於乾脆放棄自己的黨派立場和黨內職責：「從前和我一起做事的同事，其中最激烈，總是代革新學生運籌帷幄的人，說我是共，……我之非共，你所深知，即對於國民黨，我也不過承認為比較的，非絕對的，而且即便是要我獻身於黨，效死於黨，現在尚非其時，我之入黨，也有幾分預備無聊時消遣自身，而現在則絕對不是時候，……於是這適當其衝的我，就如北方軍閥之下一樣被判以赤化了，就深刻的教訓，給我對於為黨做事也沒勇氣了……」（29）
五、《兩地書》的「黨同伐異」
在許廣平再度捲入黨派風潮的同時，魯迅在廈門也沒有消停下來，而是把北京時代的「黨同伐異」生生帶到了廈門大學：「看廈大的國學院，越看越不行了，顧頡剛是自稱只佩服胡適陳源兩個人的，而潘家洵陳萬里黃堅三人，皆似他所薦引。……我是不與此輩共事的；否則，何必到廈門。」（30）
1926年10月16日，一向好戰的魯迅竟然因勢單力孤而流露出不戰而敗的劣勢心態，說是「顧頡剛之流已在國學院大占勢力，周覽（鯁生）又要到這裡來做法律系主任了，從此現代評論色彩，將瀰漫廈大。在北京是國文系對抗著的，而這裡的國學院卻弄了一大批胡適之陳源之流，我覺得毫無希望。你想：堅（兼）士至於如此糊塗，他請了一個顧頡剛，顧就薦三人，陳乃乾，潘家洵，陳萬里，他收了；陳萬里又薦兩個，羅某，黃某，他又收了。這樣，我們個體，自然被排斥。」（31）
魯迅的信件到了許廣平手裡，一下子被拔高到政治鬥爭的高度，說是「研究系之流，專是假道學，外面似書獃子。這回女師大，簡直就是研究系和國民黨報仇，換句話就是男師大的先生教授，驅逐了（女師大的）北大的先生教授，……管他媽的，橫豎武昌攻下了，早晚打到北京，賞他們屁滾屎流，……」（32）
《現代評論》同人與早年的《新青年》同人團隊一樣，是一個頗為鬆散的文人團隊，而不是單一的政治派別。其中的核心人物王世傑、周覽、高一涵等人，其實是同盟會出身的國民黨人士，《現代評論》週刊創刊時，還直接得到過孫中山的支持。關於這一點，當時任國民黨北京特別黨部宣傳部長的馬敘倫，在回憶錄《我在六十歲以前》中寫道：「國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北京特別黨部和北京市黨部都有代表赴廣州出席。那時，朋友們要推我一走，我沒法分身，就推了張國燾、許寶駒等幾位。……許先生回來，答覆我是：『總理接受這個意見，很高興；但是，孫先生說：軍費浩大，專設機關，恐怕不易，調查工作，我再設法，研究工作先叫王雪艇（王世傑的別字）他們做起來，我津貼他們些。』（那時王先生們正辦了一個甚麼週刊）。」（33）
許廣平把《現代評論》同人與國民黨的敵對黨研究系混為一談，實際上是她在並不知情的情況下自以為是且化私為公的認友為敵。在接下來的一封信中，她甚至於把國共兩黨的另一敵對黨派國家主義，也與研究系劃上等號：「研究系善於作偽，善於掛體面招牌，他們做事心細，無孔不入，甚至圖書館也攢，而我們則不注意，及事情發生大家罵他一通完事，……現時廣州對國家主義（=研究系），由政府下令攻擊，……但政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道國家主義的週刊《醒獅》應禁，而不知變相的《醒獅》，隨處皆是。……思想言論界受政府監督完全左傾，共產書與人，在此明目張膽……」（34）
正在與許廣平發展婚外情戀的魯迅將錯就錯，立即在政治上與許廣平看齊並有所超越，說是「此地研究系的勢力，我看要膨脹進來，當局者的性質，也與此輩相合。……研究系比狐狸還壞，而國民黨則太老實，你看將來實力一大，他們轉過來拉攏，民國便會覺得他們也並不壞。……現在我最恨甚麼『學者只講學問，不問派別』這些話，假如研究造炮的學者，將不問是蔣介石，是吳佩孚，都為之造麼？國民黨有力時，對於異黨寬容大量，而他們一有力，則對於民黨之壓迫陷害，無所不至……上午和兼士談天，他也很以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眾人，……」（35）
站在國民黨和蔣介石一邊的魯迅，並沒有挺身而出向吳佩孚連同所謂的「研究系」發起「黨同伐異」的公開聖戰，而是在《兩地書》中花費大量篇幅向許廣平表白為愛情而戰的個人動機：「我之失敗，我現在細想，是只能承認的。不過何至於『沒出色』？天下英雄，不失敗者有幾人？恐怕人們以為『沒出色』者，在他自己正以為大有『出色』，失敗即勝利，勝利即失敗。總而言之，就是這樣，莫名其妙。置首於一人足下，甘心甚倍於戴王冠，久矣夫，已非一日矣。……我時時覺得自己很渺小；但看少爺們著作，竟沒有一個如我，敢自說是戴著假面和承認『黨同伐異』的，他們說到底總必以『公平』自居。因此，我又覺得我或者並不渺小；現在故意要輕視我和罵我的人們的眼前，終於黑的妖魔似的站著L.S.兩個字，大概就是為此。」（36）
「橫豎種種謹慎」卻又「敢自說是戴著假面和承認『黨同伐異』」的魯迅，分明不願意「被人逼得不能做人」。然而，在國民黨針對中國共產黨的清黨中，他反倒要假公濟私，把「黨同伐異」的聖戰目標，繼續鎖定在與自己結下個人仇怨的章士釗、陳源、顧頡剛等敵人和異黨的身上，甚至於傚法林紓對付《新青年》同人的舊辦法，於1927年4月26日致信孫伏園，加顧頡剛以「莫須有」的反黨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廈門那麼反對民黨，使兼士憤憤的顧頡剛，竟到這裡來做教授了。那麼，這裡的情形，難免要變成廈大，硬直者逐，改革者開除。而且據我看來，或者會比不上廈大，這是我所得的感覺。我已於上星期四辭去一切職務，脫離中大了。」時任武漢國民黨《中央日報》副刊編輯的孫伏園隨後寫出《魯迅先生脫離廣東中大》一文，在抄錄來信的同時，又加上「看來我們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顧頡剛先生大抵非大大的反動一下不可的了。」「傅斯年、顧頡剛二先生都變成了反動勢力的生力軍」之類的評論，於1927年5月11日公開發表在自己編輯的黨報副刊上。1927年6月28日，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廈大學生來，告曰『魯迅』在漢口民國日報上說我反對國民黨，此真奇談。」40多年後的1973年7月11日，晚年顧頡剛又在這款日記上補充寫道：「如我在武漢（武漢中山大學亦曾聘我），憑此一紙副刊，已足制我死命……血口噴人，至此而極。覽此大憤。」（37）
魯迅在《兩地書》中的「黨同伐異」並不限於所謂的「研究系」，被誤以為情敵的高長虹連同與高長虹親近的高歌、向培良等人，同樣是他「黨同伐異」的對象。針對魯迅動不動就要以自我為中心，把同為精神生命體的大同人類一廂情願地、小說化地劃分成為勢不兩立的敵對陣營的病態心理，許廣平曾在來信中充滿善意卻又一針見血提出批評：「你的弊病，就是對一些人太過深惡痛絕，簡直不願同在一地呼吸，而對一些人則期望太殷，於是不惜赴湯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種為殊遇而淡漠處之，或以尋常人者對你，則你感覺天鵝絨了。這原因，是由於你的感覺太銳敏太熱情，其實世界上你所深惡痛絕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頭，還不是一樣嗎，而你把十字街頭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藝術之宮』，這不能不說是小說家，取材失策，如果明瞭凡有小說材料，都是空中樓閣，自然心平氣和了。」（38）
魯迅無論是當時還是此後都沒有虛心接受許廣平的批評意見，而是堅持自己「敢自說是戴著假面和承認『黨同伐異』」的「小說家」的生存方式，像塞萬提斯筆下把風車當作巨人、把羊群當作馬隊的堂．吉訶德一樣，為了自己心目中虛構出來的天使去充當「黨同伐異」的文壇騎士，並不美麗的許廣平就是他心目中天使般的杜爾西內婭。1929年6月1日，正在北京省親的魯迅，還在寫給已經懷孕的許廣平的私信中，再次把自己「四面八方」的鬥爭，說成是為了贏得許廣平的愛情：「我也對於自己的壞脾氣，常常痛心；但有時也覺得惟其如此，所以我配獲得我的小蓮蓬兼小刺蝟。此後仍當四面八方地鬧呢，還是暫且靜一靜，作一部冷靜的專門的書呢，倒是一個問題。」（39）
連談情說愛都要像打仗一樣，實在是人世間的一大奇蹟。美中不足的是，在魯迅與許廣平戀愛成功的同時，卻連帶著斥罵了與此事或相關或不相關的許多人。關於這一點，魯迅當時還是知道在自己身上尋找原因的：「我的脾氣不太好，吃了三天飽飯，就要頭痛，加以一卷行李一個人，容易作怪，毫無顧忌。你們兩位就不同，自有一個團體，只要還他們應盡的責任，此外則以薪水為目的，以『愛人呀』為宗旨，關起門來，不問他事，即偶有不平，則於回房之後，夫曰：某公是畜生！婦曰：對呀，他是蟲豸！悶氣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這裡都比別人和氣些。顧公太太已到，我覺得他比較先前，瘟得多了，但也許是我的神經過敏。若夫不佞者，情狀不同，在有感觸，就坐在電燈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無人澆一杯冷水，於是決定曰：『仰東碩殺，我勿來帶者！』」（40）
這裡的最後一句，是魯迅原籍紹興的土著在與別人拚命時的罵人話。正是出於這種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拚命情緒，魯迅匆匆結束了廈門大學的教學生涯，來到廣州與許廣平過起同居生活。然而，許廣平的女性之愛並不是療救魯迅根深蒂固的心理病態的萬能藥方。同居之後的許廣平，反倒放棄國民黨黨籍，困在家裏當起了賢妻良母。
歸根到底，《兩地書》中的魯迅與許廣平，依然是大同人類中同為精神生命體的尋常男女，擁有人本身所共同的七情六慾甚至於人性缺陷。只是由於《兩地書》刪改之後的流行傳世，使得兩個人既驚心動魄又理直氣壯的情愛故事在公開化、公共化的同時，又神秘化、神聖化了。
[注]
（1）《兩地書》中最為明顯的改動，就是模糊了魯迅與許廣平的黨派立場。舉一個明顯的例子，許廣平寫於1926年12月30日的《兩地書》原信一一七中有這樣一段話：「聽伏園說，朱甚罵共派人爭地位利害，大有右袒之意，我不是那派人，但女師風潮以後，難保沒有人不誣陷，令人聞之色變，所以我的找事，左的地方入去了，就是證明我的左，或者直目為共，右的地方，又受懷疑，你引我同事，恐牽連到你自己。……不過朱對伏園則說：『附中被他們（共）搶去了，真利害！』那麼是中大和他的附中態度不同了。」這裡的「朱」就是原北京大學教授、廣東中山大學委員會委員朱家驊。到了《兩地書》出版文本中，這封信被編為107號，不是「共派人」的國民黨員許廣平，在信中變成了「無所屬」：「現在外間對於中大，有左傾之謠，而我自女師大風潮以後，反對者或指為左派，或斥為共黨，我雖無所屬，而辭職之後，立刻進了『左』的學校去了，這就使他們證我之左，或直目為共，你引我為同事，也許會受牽連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兩地書全編》，為這兩種版本的參照對比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本文引文均採用原信。
（2）《兩地書》原信一，1925年3月11日，《兩地書全編》第391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
（3）《兩地書》原信二，1925年3月11日，《兩地書全編》第394頁。
（4）《兩地書》原信三，1925年3月15日，《兩地書全編》第396頁。
（5）《兩地書》原信四，1925年3月18日，《兩地書全編》第398頁。
（6）《兩地書》原信六，1925年3月23日，《兩地書全編》第402頁。
（7）《兩地書》原信七，1925年3月26日，《兩地書全編》第404頁。
（8）《兩地書》原信八，1925年3月31日，《兩地書全編》第405頁。
（9）《兩地書》原信九，1925年4月6日，《兩地書全編》第407頁。
（10）《兩地書》原信十，1925年4月8日，《兩地書全編》第410頁。
（11）《兩地書全編》第33頁。
（12）《兩地書》原信十一，1925年4月10日，《兩地書全編》第413頁。
（13）《兩地書》原信十二，1925年4月14日，《兩地書全編》第415頁。
（14）《兩地書》原信十三，1925年4月16日，《兩地書全編》第417頁。
（15）《兩地書》原信十五，1925年4月22日，《兩地書全編》第420頁。
（16）魯迅《燈下漫筆》，原載《莽原》週刊1925年5月1日第2期和22日第5期。本文所引用魯迅著作，凡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魯迅全集》的，均不再加註。
（17）《兩地書》原信二十三，1925年5月27日，《兩地書全編》第434頁。
（18）《兩地書》原信二十四，1925年5月30日，《兩地書全編》第437頁。
（19）《兩地書》原信二十七，1925年6月5日，《兩地書全編》第440頁。
（20）《兩地書》原信三十，1925年6月17日，《兩地書全編》第446頁。
（21）《兩地書》原信三十二，1925年6月28日，《兩地書全編》第449頁。
（22）《兩地書》原信三十三，1925年6月29日，《兩地書全編》第450頁。
（23）《兩地書全編》第609頁。
（24）《兩地書》原信五十三，1926年9月23日，《兩地書全編》第478頁。
（25）《兩地書》原信五十九，1925年10月4日，《兩地書全編》第493頁。
（26）《兩地書》原信七十八，1926年11月4日，《兩地書全編》第525頁。
（27）《兩地書》原信七十九，1925年11月7日，《兩地書全編》第526頁。
（28）《兩地書》原信一O四，1925年12月7日，《兩地書全編》第575頁。
（29）《兩地書》原信一一五，1926年12月27日，《兩地書全編》第593頁。
（30）《兩地書》原信五十四，1926年9月26日，《兩地書全編》第481頁。
（31）《兩地書》原信六十五，《兩地書全編》第504頁。
（32）《兩地書》原信六十三，1926年10月14日，《兩地書全編》第500頁。
（33）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第50頁，岳麓書社1998年8月出版。
（34）《兩地書》原信七十二，1926年10月27日，《兩地書全編》第516頁。
（35）《兩地書》原信六十七，1926年10月20日，《兩地書全編》第508頁。
（36）《兩地書》原信一O六，1926年12月12日，《兩地書全編》第579頁。
（37）引自房向東《魯迅與他「罵」過的人》第179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出版。
（38）《兩地書》原信八十七，1926年11月16日，《兩地書全編》第547頁。
（39）《兩地書》原信一四六，《兩地書全編》第634頁。
（40）魯迅1926年11月21日致章廷謙信，《魯迅全集》第11卷第505頁。
原載《長城》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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