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難的中國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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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3日訊】(大紀元記者夏禱特稿)在簡朴而感人的紀實文學《疾風勁草》里,作者鍾瓊芳講述了這樣一段動人的真實故事:有一個法輪功修煉人一直被關在郫縣的洗腦班里,她長期和囚犯一起睡在潮濕的水泥床上,風濕鬧得凶,背痛得長期直不起腰來,雙腿行走困難,長年像個風袋般咳嗽不止,整個人瘦得變了形。她一關一年多,音訊全無,從不准家人見面,人是死是活家人根本不知道。書中這樣寫道:“儿子一人在家實在想不通,為了母親,儿子親自到市政府上訪兩次,找市長救母親,卻被抓進了派出所關了几天才放。他想:救不出母親,我這個當儿子的活著有什么用呢?干脆死了算了。他喝醉酒后,口齒不清地打電話到派出所說自己不想活了,隨即挂了電話,關好門窗打開了天然气……等警察赶到時,他已經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好不容易才從死神手中把他拉回來。為此,警察怕出人命案,才叫儿子一起把骨瘦如柴、危在旦夕的母親背回家。”

“救不出母親,我這個當儿子的活著有什么用呢?”一句話道盡了深深刻印在我們骨血里的情感原則。恍若來自久違了的童話寓言,這句話吐露了強烈的倫理道義以及伴隨而來的無力感。或許我們很難想像,這是一個生活在當代的中國人所說的話。在某种程度上,我們正生活在另一個神話當中。也許人們會責怪這個儿子的悲觀無力,認為那完全無濟于事。如果我們明白自己所面對的是龐大如猛獸的國家机器,或許我們能了解這個貌似軟弱的儿子奇特的行為。震撼我們的,是一個身為人子者所怀抱的絕對情感和責任感。這樣的情感似乎距离我們十分遙遠了,卻在這個儿子身上令人惊訝地重現。在最悲凄,柔軟若水的行動里孕藏了最大的契机。奇跡就是這樣被塑造的,這個故事的結局似乎這樣告訴我們。我們喜不喜歡這樣近乎荒謬的情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是正發生在我們周圍的事。這因此也是我們不得不吞下去的屬于這個時代的荒誕。對許多人來說,或許這還是一個封藏的秘密。

在今天,這并不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唯一關于拯救和生存的故事。在中國各個省份和地區,成千上万個法輪功修煉人為了堅守自己的信念而被關押,流离失所,迫害致死。在每一個受難的修煉者背后是無辜的儿女,老邁的爹娘,堅貞或背叛一樣難以抉擇,艱苦度日的配偶。關于法輪功被迫害的歷史,或許只有當我們同時掌握了那些和被關押的修煉者隔著勞教所,洗腦班,甚至精神病院的柵欄苦苦相望的親人所承受的巨大壓力才能真正有所理解。沒有人是孤立的個体,時常,唯有透過了受難者家屬刻骨銘心的煎熬和思念,災難的全幅意義才向我們展現。對于一個堅定的修煉者,肉体所承受的苦難可能并不重要。然而對于他們的親人,那難以想像的酷刑在逝去的修煉人身上所留下的無語的傷痕卻刻下了難以痊愈的創痛。一樣無法承受的,是來到了鐵牆外苦苦哀求,卻不能和不知生死,不通音訊的法輪弟子見上哪怕是一面。無法忍受的,是修煉者被綁架后澈底失去了下落,直到几個月之后的某一天,尸体在某處浮現,沉默無語地來到了親人的眼前。中國共產党對于法輪功的鎮壓是冷酷無情,滅絕一切人道精神的。在這樣的鎮壓下,受害者家屬境遇的悲慘也就超乎了人們的想像。

在當今中國的角落里,生活著一群和上面故事里的儿子有著雷同的境遇,卻比他遠為幼小、無辜的法輪功修煉人的遺孤。他們中有些孩子還不具有行動的能力,發生在父母身上的事也遠遠超出了他們的心靈所能了解。在這2005年的開始,讓我們試著去理解和分擔這些受難的修煉人家屬沉重的命運,并且這樣相信:理解是思考和行動的開始。我們不會忘記,2005年是以一場震惊世人的世紀海嘯和繼之而起,全世界規模空前的慈悲捐獻和救援開始的。如果這場慘絕人寰的災難還不足以讓人類更緊密地站在一起,思索災難的深層原因,對于我們集体的未來,我們還能怀抱以什么真誠的期盼?

以下是受難者家屬生活的如實報道。只有在澈底理解了我們所生活著的黑暗的全部真相,我們才能真正開始生活。

黑龍江雙城:臧殿龍遺孤臧浩然、臧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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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在黑龍江阿城,十多輛警車、十几名警察、救護車、架雲梯的消防車、錄像機,把流离失所一年多的法輪功修煉人臧殿龍和他的兩個孩子圍困在六樓。他向樓下圍觀的人講自己的血癌是怎麼好的,自己的修煉過程;講孩子因不寫反對法輪功的作文,交上一篇《法輪大法是正法》就被開除學籍;講警察怎麼抓他的妻子,講了三個多小時。之後他把說明真相的傳單從六樓撒向圍觀的幾百名群眾。這時警察順著雲梯爬上樓頂,兩個孩子喊:“爸爸,警察上來了!”孩子擋在窗口堵住警察,下面領導說:“把孩子踢下去!”臧殿龍從六樓跳下,不幸身亡。警察爬上來后舉槍對孩子說:“別動!動就槍斃了你!”隨后一把將浩然銬住,浩童衝向窗口被抓回狠打了幾個嘴巴,他身上的兩千元也被搜走。

兄弟倆隨後被戴上手銬,送往專門為了鎮壓法輪功而成立的所里分別審訊。警察讓浩然雙盤腿,一宿不讓睡,也不許把腿拿下來。拿一些人的照片讓他們辨認,不說就打。兩個孩子什么也不說。臧殿龍在臨走時曾囑咐他們:“警察問什麼也不能說,打你也不能說,無論多難也要堅定,做不好就不配是大法弟子。”兄弟倆先后被扣押了兩個月,身上長滿了疥瘡才被送回家。

臧殿龍死后,妻子徐友琴被判刑15年,現關押在黑龍江省第一女子監獄,關押兩年後才第一次讓家人見面。徐友芹非常消瘦,見面一星期前還在絕食,因為拒絕穿囚服,自己的衣服全被燒光了,連件襯衣都沒有。家人去接見只准帶五斤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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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16歲,現在和奶奶在農村里住。浩童14歲,和大伯大娘住在雙城。

浩童的大娘說:“出事前,他們一家四口流离失所很久。他爸爸出事后,這兩個孩子一腳前一腳后也被關押了兩個多月才放出來。”說這話的時候,浩童大娘的口气透露著一股厚重的沉著。“學校里現在沒給他找什么麻煩。想父親?哪能不想?他老跟我們學他父親說話的模樣。因為他爸爸出事前我們一年多沒見面了,他學給我們看他父親朝惡警說話的模樣。就是。他以他父親為榮。這孩子好。一個月前去看過他媽,隔著玻璃看,就那么十几分鐘,啥也說不成,不讓說話,就能說些家里的事儿。今天學校剛考完試,他天都快黑了就說要回奶奶家, 走了。奶奶家在農村,沒電話,也不知他到了沒,叫人擔心。”

遼宁撫順:黃克、鐘云秀遺孤黃心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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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黃克和鐘云秀去北京上訪。由于警察大肆抓捕法輪功修煉者,他們在大街上四處流浪,露宿街頭。那時北京街頭手裏拎著一個舊礦泉水瓶子的許多都是法輪弟子,他們餐風露宿,用舊瓶子到處接自來水喝。后來上北京上訪的人見到黃克和鐘云秀消瘦的身形沒有不落淚的。他們離家時正是酷暑,穿的很少,而當時已入秋。黃克長得又高又瘦,穿別人的衣服腿露在外面一大截。九月,鐘云秀在戒台寺被抓捕強行送反時跳火車不幸身亡。此后黃克多次進出看守所和上天安門洪法,2003年被關押在撫順市第一看守所,不久被迫害絕食而亡。

黃克去世後,五歲的心語老找爸爸,家人告訴她爸爸不在了,她似懂非懂,過一陣子還吵著找。黃克的母親因意外事故精神失常多年,黃克的弟弟溺水早亡,黃克是二老唯一的孩子。現在心語由爺爺照顧。

心語的爺爺說:“她現在不找也不問了。小孩子,一知半解的。她媽媽走的時候她才一歲半,還不會走路,哪知道什么?沒印象。倒底小。這些事等她長大后我都得告訴她。她爸爸死的時候眼睛都沒閉上。餓死的。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兩個眼睛還睜著。”

山東平度:尚寶林遺孤尚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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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麗雲8歲那年,母親張增艷因為堅持修煉被迫流離失所。公安派出所三天兩頭到他們在農村的家里騷擾,逼迫尚寶林說出他妻子的下落。尚寶林生活在恐怖中,一天比一天消瘦。2002年9月半夜,十幾個惡警闖入尚寶林家,恐嚇逼問他妻子的下落。尚寶林嚇得心臟怦怦跳,臉色發黃,說出了妻子在娘家。警察走后尚寶林打電話叫妻子躲一躲,聲音在极度惊恐中變了,說不出話來。10月,尚寶林終因精神崩潰倒在地下,不省人事,面帶痛苦和恐懼離開了人間。尚麗雲在父親剛去世的日子裏無依無靠,心靈上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原本活潑可愛的孩子變得憂鬱了。張增艷在2004年被關入洗腦班。她因修煉法輪功被敲詐2万多元,生活緊張。

母親被關押后,尚麗云和小表姐玉霞兩個人相依為命。小表姐說:“我十八歲。我媽是麗云她媽的妹妹。我家在另一個村,离這儿不好遠。我在這里工作。她媽媽被抓走三、四個月了。開始的時候我們倆人在家晚上會害怕,現在好一些了。我不怎麼會做菜,買點東西回來兩個人吃。她媽被轉到淄博了。二十多天前見了一面,以前怎麼求都不讓見。轉走前讓見了一面。淄博离我們這儿不好遠。我們倆生活還行,比她媽在的時候辛苦一些。”麗云稚嫩,帶著山東口音的聲音說:“我小學五年級。家里有火爐。當然啊。生了火不冷。”

吉林長春:沈劍利遺孤鄭先楚 (乳名格格)

吉林大學教師沈劍利在2001年和女兒一起被綁架到洗腦班,逃出后兩人流離失所。2002年3月,兩人去長春市法院旁聽對沈劍利丈夫鄭煒東的審判,沈劍利在法院門口遭綁架,一個多月後被迫害致死。當時年僅4歲的格格被丟在法院門口,後來被法輪弟子收養,幾經輾轉才回到爺爺奶奶身邊。她不敢在人前提起父母的真實姓名,一提警察就惊恐萬分。鄭煒東在2002年3月被非法判刑13年,現被關押在吉林省監獄。

鄭煒東的母親在2004年心臟病去世,七歲的格格現在由多病的爺爺照顧。格格的爺爺說:“煒東現在蹲小號了。他們往勞教所里帶大法的書,越整越慘,讓他蹲小號了。去看也不讓看。他兩個好好的月薪5、6千不干,搞得家破人亡,自己的孩子也托給家長帶,格格的奶奶為了這事沒了,這算個事嗎?我年紀老大一把的,還得帶著個這么小的孩子,每個月300退休金,他兩個姐妹還得給煒東每個月送100到牢里。我一個老人還得出去打工,不打工咋辦?哪夠生活啊?我身体就這樣,不好又能怎麼辦?小孩還得上學呢。她功課還得幫著看,我沒啥文化,她奶奶有文化,偏又走了。”

山東濰坊:婁愛卿遺孤紀亞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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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婁愛卿在青島貼法輪大法標語時被抓。圣誕日下午,公安通知家人婁的死訊。家人第二天到火化廠,只見佈置了警察,婁被化了濃妝,紀亞娃在火化場見到了母親的遺體都是淤血,大腿上有腳印大的傷痕。後來亞娃看到母親的遺書上寫到被毒打的經過,止不住淚水嘩嘩地流。亞娃也曾和母親一起去北京上訪,回來后關在派出所2天。

婁愛卿的丈夫紀君在2000年被判勞教三年,關押在青島勞教所。紀君被抓的時候亞娃哭著說:“我媽媽被你們抓走了,你們再抓走我爸爸,我怎麼辦啊?”后來保外就醫時,紀君曾高興地想妻子會來接他,誰知等待他的是如此噩耗,心中的淒苦悲涼無法描述。然而紀君在孩子面前沒掉過淚。亞娃說:“很難過的時候,爸爸都是自己偷偷的流淚。”紀君現已保外就醫的,在勞教所里身体實在不行了出來的。

亞娃現在上初中三年級,住校,正准備考高中。她很少笑,很多時間都是沉默著,思索著,她說她媽媽沒做完的事她一直在做著,向人們揭露這場迫害。根据一位清楚紀亞娃情況的長輩介紹,婁愛卿去世時﹐她的親朋好友和週圍的同修為亞娃湊了1萬多元,都被亞娃的親戚拿去裝修房子了。紀亞娃在學校承受同學的壓力﹐有一次拿刀想自殺。紀君說:“亞娃喜歡美術,她文科好。考高中能行吧。心情還是不好,說起來還傷心。”

遼宁朝陽:田義利、甄玉杰遺孤田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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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玉杰和田義利于99年7月一同到北京,那時正值全國抓捕法輪功修煉人最嚴峻的時候,為了安全,晚上睡在涵洞裏。他們倆在北京呆了近一個月,在一次大抓捕中甄玉傑被綁架,押回朝陽途中跳車不幸遇難。田義利在三次逃脫綁架后逃回家,為了安全,躲在遠處往家里瞧時,發現家里人進人出,卻万万想不到那是在辦喪事。等他晚上進了家院子,一眼看到地下的棺材,心裏暗想是不是老人這幾天為我們著急出事了,進了屋一看二老安然無恙,懵了。人們只好告訴他:“這是你的妻子……”

田義利被關入看守所一個月放出來后經常被勒索。在長期迫害的壓力下,加上妻子的死帶來的打擊太大,身體疾速垮下去,2002年悲傷而亡。

他們遺下的12歲女儿田鴿現在飲馬池村,由姑姑和姑夫撫養。

田鴿的姑姑說:“這孩子在自己大姑家,哪能不好?她媽那時我們是拿著骨灰回來的。她爸死前關在朝陽時我們看過。見面的時候人已經沒有了。死前在勞教所里見過他几次?這個,我不好說。”說到這里,田鴿的姑姑欲言又止。“她父母的事她特別清楚。都瞧見了。田鴿學習一般。她現在小學四年級。”

“救救孩子…”

這些遺孤的遭遇只是成千個法輪弟子遺孤中的冰山一角。每一個法輪孤儿都有一段不与人同,不忍深究的際遇。打開他們幼小生命血跡斑斑的這一篇章,我們著實需要鼓起更大的勇气。

一個5歲的孤儿被收入哈爾濱儿童福利院,因為家人修煉法輪功而遭受特殊對待,她母親從勞教所出來后去看她時,這個孩子已經神智失常,連自己的母親都認不得了。4歲的小融融思念親人時會墊著凳子,趴在桌子上去親一親爸爸冰冷的骨灰盒。父母雙雙被迫害致死,19歲的劉小天躲在深圳一個堆麻袋的大倉庫裏,不敢和人接觸,在恐懼、焦慮、悲傷中整整過了一年多躲避的生活。10歲的小弟子呂元卓上天安門洪法被抓,后來被關押時被注射破坏中樞神經藥物,現在下落不明。他曾堅強地說:“家裏的大法弟子都被關押了,雖然我年齡小,可我也有責任證實大法。”父親被迫害致死,只留給年僅14歲,早年喪母的少年男孩一個冰冷的骨灰盒。一個14歲的女孩在周圍人們的殘酷下絕望地吞下農藥,卻沒人有力量突破冷漠的寒冰把她搶救。

面對這些和成年人一樣受難的孩子,我們能如何?人們會選擇責難這些父母對信仰的執著而導致自己親人生不如死的悲慘境遇,還是指責這場黑暗迫害的始作俑者?當我們為了這些修煉者和他們的家屬所承受的巨大災難而惊嘆,而哀痛,我們同時應該惊嘆的,難道不是造成這一切災難的原因?原因是雙軌的:修煉者不屈的信念和共產党對信仰自由的冷血鎮壓。我們所面對的困難是,人們現在傾向於把前者視之為鎮壓的必要因素。在馬克思主義無神論50年持續的灌輸下,不可否認,信仰的自由不值一文錢。對某些人來說,与其讓自己的親人遭受如此慘痛的下場,不如放棄修煉。倒底,一家人能過上幸福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這樣的抉擇一點也不困難。正是在這里,這些修煉人的執著叫人無法理解。然而我們是否應該思索,倒底是什么叫這些人九死而無悔,前仆后繼地為了証實自己所相信的法輪大法而走上天安門,絕食,被壓迫致死?毫無疑問,是精神的力量驅使他們這樣做。我們應該追問的因此是,什么形成了這堅不可摧的力量?也就是說,這個法輪大法倒底是什么?當不僅僅是一千,一万,甚至不僅僅是一百万,而是上億個人選擇了這條道路,而這一億人外又以飛快的速度加上了泛如春潮,遍布各大洲、各個國家、各個种族的人們,他們出于自由意志而加入了這場轟轟烈烈,索求勇气和奉獻的精神運動,神采飛揚。我們難道不該對這個不世出的歷史現象賦予更嚴肅的思考?除非我們把這各色人等一應俱全的億万人視為痴迷的傻子。然而我想,我們還不至于如此狂妄。

這些法輪孤儿的恐懼和無助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如何去理解他們的命運?如何去理解他們不懼死的父母?同樣重要的,如何去理解那些把這些修煉人冷酷非人地折磨至死,一手拿電棍鐵棒,一手拿共產党發派下的許可證的人?那些散布關于自焚的謊言和毒藥的人?這些孤儿和他們父母的故事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我們必須靜下心來,仔細思索這一切背后蘊藏的意義。一切并非白白來到我們眼前,一切也并非白白地發生,消逝,無影無蹤。如果這些孩子純真無辜的音容笑貌引發了我們的惻隱之心,我們所該做的恐怕不僅僅是發出一聲嘆息,甚至不是流下一滴同情的淚。這個時代在這個時刻索求於我們的,毋宁是深刻而專注的思考和理解。也就是說,身為這個國家的成年人,讓我們真正成熟起來。這是這些孩子們唯一的解救之道。

“救救孩子”- 魯迅在上個世紀初曾經這樣緊急地呼喚過。言猶在耳,而現在,那些無辜的孩子們早已垂垂老矣,或多已作古,入土為安。也就是說,我們葬送了一整批可貴的生命。在這里,接近一個世紀后,我們是否該添加上這一句我們或許已耳熟能詳的話:“救不出這些孩子,我們這些大人活著還有什么用呢?”由于這是一個特殊、緊急的時代,讓我們對自己更誠實一些,殘忍一些:我們這些人活著還有什么用呢?(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不代表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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