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6日訊】第四件大事﹕「土地改革」
在中共黨內﹐毛澤東率先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張。1927年3月﹐在「中華全國農民協會」成立大會上﹐這一主張得到了彭湃﹑方志敏等所有執行委員的贊成﹑支持。但是﹐1927年的農民運動﹐還沒來得及重新分配土地﹐就被鎮壓下去了。直到井岡山根據地建立之後﹐才全面開展打殺地主和奪取他們的土地和財富。在井岡山﹐毛澤東忙於打仗﹐雖然也把土地分給農民﹐但沒來得及對地主展開面對面的鬥爭﹐匆匆忙忙把地主殺掉了事。再者﹐當時是在小地方小打小鬧﹐算不上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因此﹐中共黨史稱這一時期為「土地革命時期」。
到1946年內戰前夕﹐毛澤東認定「動員廣大貧苦農民參軍﹑支前﹐是內戰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之後﹐中共拋棄第二次「國共合作」時的承諾﹐暗中發佈《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即所謂「五四指示」）﹐重申實行「耕者有其田」。指示下達後﹐除陝甘寧（陝甘寧邊區是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經常有民主人士和外國記者來參觀﹐所以將「土改」押後﹔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中共一貫弄虛作假）以外的各根據地﹐立即如火如荼地開展「土改」﹐組成「貧農團」﹐以鬥爭「漢奸」、「特務」、「惡霸地主」為名﹐實則矛頭直指開明紳士（即地主﹐抗戰時期地主都服從大局﹐實行減租減息﹐共產黨稱讚他們為「開明紳士」﹔其中﹐最著名的李鼎銘先生﹐還被中共統戰為「邊區政府副主席」）﹐新﹑舊富農和富裕中農﹐槍殺他們﹐搶奪其土地和財產﹐分給貧苦農民。在上述指導思想下進行「土改」﹐一開始就發生「過火」、「過左」現象。
按理說﹐發生「過火」、「過左」現象﹐應該馬上糾偏。但毛澤東認為﹐在貧苦農民尚未充分動員的情況下﹐不但不能「糾偏」﹐反而下令「實驗徹底平分土地」。
這個時期的「土改」﹐主要在華北地區。這一地區土地不十分集中﹐自耕農較多﹐沒有田畝特別多的大地主。晉綏地區負責人根據中共中央文件規定﹐劃分10%的人口為地主富農。但沒收他們的土地不夠分﹐貧苦農民沒有眼前利益﹐動員不起來。毛澤東的指示下達後﹐地主富農人口頓時爆增至30—40%﹐許多一輩子辛勤耕耘的中農﹐都被劃為「地主」。
這一史實﹐在著名女作家張愛玲的中篇小說《赤地之戀》中﹐得到了印證。《赤地之戀》前半部描寫1946年的「土改」﹐由於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不夠分﹐貧苦農民動員不起來﹐「土改」幹部便根據上級指示擴大地主富農的比例。小說寫了一戶老老實實﹐一輩子天天在農田干苦活的中農﹐被「土改」幹部打成「地主」﹐並把他槍斃了……張愛玲在寫這部中篇時﹐一再強調「真實」﹐很可能當時是大學生的女作家寫自己下鄉參加土改的親身經歷﹐所以﹐這部作品也可以當作「紀實文學」看。女作家用細膩的筆觸﹐描寫「土改」積極分子吊打孕婦地主婆﹐致使她流產血流遍地﹐最後死亡﹔描寫把地主五花大綁吊在騾子後面拖著「滾場」﹐血肉橫飛﹐肝腸肚肺零零碎碎拖撒一地﹐臊腥難聞……讀後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
這個時期的「土改」﹐中共的口號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土改」幹部率領流氓地痞「鬥垮地富」﹐「挖底財﹐分浮財」﹐將「地富」搾得一乾二淨後﹐全家「掃地出門」﹐有的打死﹐有的活埋。惡魔康生親自指導的晉綏首府臨縣土改﹐鬥爭地富共死亡780餘人﹐多半是活埋與剖腹。平山縣三天之內﹐打死一百多人﹔其它各縣﹐都是恐怖籠罩﹐血雨腥風。僅河北七﹑八個縣﹐殃及的人口多達數十萬﹐農村處處實施「肉體消滅地主階級」。建國後首任共青團中央書記馮文彬﹐當時路過晉綏﹐沿途儘是吊死在樹上的地富屍體﹐傷心慘目﹐不忍卒睹。
當貧苦農民分得土地、浮財﹐受騙「動員起來」之後﹐內戰勝利有了相當把握﹐又因「春耕季節」已到﹐不能影響秋收。於是﹐1948年2月﹐毛澤東才下達一個不痛不癢﹑制止「過火」「過左」的指示。但此時已是「魚過裝壕」（壕﹐一種在小溪流水中篾制的捕魚工具）﹐「開明紳士、新富農、中農」的土地、財富已瓜分殆盡﹐死者長已矣﹗
1950年的「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後大規模砍向人民的第一刀﹐殺戮地主200多萬。海外一位學者曾義憤填膺地責問中共﹕當年哪裡那麼多人﹐只是土地多幾畝﹐一下子就全部犯了死罪﹖
這次「土改」到底殺了多少人﹖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有一個內部文件不得不承認殺了85萬多地主。然而﹐據香港《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詠梅女士研究﹐國際權威公認的數字是200多萬。即使只殺85萬多﹐那些人僅僅多幾畝地﹐就該通通槍斃麼﹖
就算多幾畝地﹐要論罪﹐也得問一問﹕這地是怎麼來的﹖如果是勤勞儉樸、合法經營、守法經商、繼承遺產等正當途徑得來的﹐頂多只能把多餘的地沒收。即使退一萬步說﹐土地不該私有﹐不該出租﹐但土地私有和出租是兩千多年制度的沿襲﹐地主本人不應該為歷史承擔責任﹐絕對沒有死罪﹗對無辜者大開殺戒﹐人們不得不問一問﹕這究竟是為什麼﹖成批成批殺這麼多人﹐目的何在﹖
原來﹐那個時候﹐中共就是要「打擊一批﹐殺掉一批」﹐用殺人的辦法﹐來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土改」時﹐上面要求「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每一個鄉都要殺人﹐沒有一個鄉不殺的﹔有的地方﹐還按比例殺人或下達殺人指標﹐所謂「惡霸地主」﹐全被殺光。
什麼叫「惡霸地主」呢﹖沒書（文件）對﹐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參照。哪怕平時是個極其忠厚老實的好人﹐只因過去幾十年中﹐曾為某件小事﹐在無意之中偶然得罪了某貧僱農﹐經土改幹部叼唆﹐挑撥﹐這位貧僱農站出來「控訴」﹐便不由分說﹐定為「惡霸地主」。
鬥爭「地主」、「惡霸」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寒冬臘月斗地主﹐則扒光衣服﹐令其赤著身子跪在磁片瓦礫上﹐一瓢一瓢從背後﹐沿著脊樑骨淋冷水……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臺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臺下積極分子帶領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臺上積極分子配合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當夜區長紅筆一勾﹐第二天開完鬥爭會﹐綁赴刑場﹐一槍揭掉其天靈蓋……
用殺人的辦法來鞏固新生的政權﹐是中共大張旗鼓進行「土改」的第一目的﹐但同時還有其它幾個重要目的﹕
第二個重要目的是壯大共產黨隊伍﹐在農村這塊廣闊的土地上﹐建立中共穩固的統治。「土改」中發展一批積極分子入黨後﹐每個鄉都成立鄉黨委﹐每個村都成立村支部﹐使中共基層組織密如蛛網地佈滿全國。
第三個重要目的是「劫財」。1950年的「土改」﹐在「新解放區」實施。所謂「新解放區」是指1947年以後「解放」的地方﹐其中包括中國最富庶的江南（華東﹑華南）地區。自晚清以來﹐這裡洋人聚居﹐富商雲集﹐工商業比較發達﹐許多殷實人家的財富﹐都沉澱在土地上（當時人們的觀念是「賺了錢﹐先買田」）。中共建政後﹐由於攤子鋪得大﹐各省﹑市﹐要錢﹔數百萬解放軍﹐要錢﹔各項新興事業﹐要錢……入不敷出﹐捉襟見肘﹐迅速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過去﹐靠「打土豪」解決軍糧軍餉﹔今天﹐大權在握﹐江南這些富得流油的地主們﹐怎麼不為新政權做點貢獻呢﹖
「土改」時﹐沒收地富的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全部分給農民﹔沒收的粗重什物﹐如生產工具、生活用品﹐也分給農民。但是﹐沒收最有價值的金銀財寶和現洋（銀圓）﹐則通通上繳黨庫﹐用以解決新生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
毛澤東並不諱言「利用土改謀財」這個重要目的。他在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八大任務」﹐「其中第一項就是要進行土地改革﹐並把它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
第四個重要目的是「擴充兵源」。戰爭狂人毛澤東總是立足於「早打﹑大打」﹐一是要「解放全中國」﹐二是要「解放台灣」﹐三是「朝鮮戰爭」如箭在弦。他老謀深算﹐必須又一次充分動員貧苦農民﹐才能穩操勝券。過去「打土豪﹐分田地」﹐分得田地的農民被捆綁在中共的戰車上﹐擔心地主「還鄉團」報復﹐為「保衛勝利果實」﹐讓自己的丈夫﹑兒子參加紅軍。今天﹐「土改」後﹐「翻身」分得幾畝土地的農民﹐為感共產黨的「恩」﹐敲鑼打鼓﹐讓戴著大紅花的丈夫和兒子﹐奔赴有去難回的朝鮮戰場。
第五個目的是往自己的臉上貼金。中共的報紙和文件﹐宣稱實行「土改」是「打倒封建地主﹐讓億萬貧苦農民翻身作主人﹐實現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一百多年來仁人志士為之奮鬥的最高理想之一﹐今天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了﹐許多單純幼稚的知識分子便歌功頌德﹐山呼萬歲。
第六個目的是完成對農村人力﹑資源﹑財力的總調查和總動員……
「土改」使中共名﹑利豐收﹐實惠多多﹐怎麼不大張旗鼓﹐全力以赴呢﹖
「土改」工作組最初進入某個鄉時﹐首先找骨幹﹐後來這批人叫做「土改根子」。「骨幹分子」越窮越好﹐穿得稀巴爛﹐房屋東倒西歪﹐沒有米下鍋的最好。找到幾個這樣的地痞﹑流氓﹑叫花子﹑社會渣滓……首先誘之以利﹐給予補助﹐讓他們嘗到甜頭後﹐再去發動其他貧苦農民。然後成立貧農團或農民協會﹐選拔青壯年成立民兵連﹐揮舞大刀﹑梭鏢﹐威風凜凜﹐橫衝直闖﹐勁頭十足。
那時候﹐剛剛建立的區﹑鄉政府非常「有錢」﹐貧僱農﹑「勇敢分子」遇到困難﹐喊補助就補助﹐鈔票嘩嘩兌現﹐彷彿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源。——錢從哪裡來﹖最終還不是出在「土改」後沒收地富的財富中﹗
「土改」時﹐通過大量宣傳﹐貧下中農都被中共反反覆覆的甜言蜜語蒙蔽了。他們對共產黨的許諾﹐寄予極大的希望﹔頭腦簡單﹑愚昧落後的貧苦農民﹐上面說黑就黑﹐說白就白﹐沒有什麼是非標準﹐也沒有對﹑錯觀念﹐沒有正義感﹐缺乏同情心。「土改」幹部指鹿為馬﹐說這個人是「惡霸地主」﹐大家便跟著喊「惡霸地主」﹐不去分辨他是不是﹐也不管他有沒有罪﹖將強詞奪理和莫須有的罪名強行扣在地主頭上﹐不准開口分辯﹐鬥爭臺上﹐一夥勇敢分子﹑積極分子﹐衝上去不由分說﹐一頓暴打﹔鬥爭會場上有人（都是會前佈置好的）喊殺﹐一呼百應﹐最後綁出去﹐一槍崩了完事。
「土改」時地主﹑富農的生死﹐全由貧下中農說了算。關鍵是人性和過去的作風﹐與鄉鄰、佃戶﹑窮人的關係。同時﹐還要看那些貧下中農是否有良心。如果碰了良心好的﹐不說或少說壞話﹐檢舉揭發時不無中生有﹐就留有一線生機。如果這位貧農昧著良心﹐亂咬亂說﹐添油加醋﹐故意栽贓﹐就有口難辯﹐只能坐以待斃了。鄉鄰們這樣多﹐年載這麼久﹐哪能記得什麼時候為哪一樁小事得罪過誰﹖簡直防不勝防。即使沒得罪過任何人﹐你原來吃得好﹐穿得好﹐住的房屋寬敞﹐有那麼一﹑兩個嫉妒者放暗箭﹐就遭殃了。
也有少數良心好的本分貧農﹐一開始不肯說地主的壞話﹐幹部便去做工作﹐好勸歹勸﹐左啟發﹐右提醒﹐教唆他無中生有﹐無事生非﹐把芝麻小事說成籮筐大事。老是不聽勸﹐幹部就會罵「頑固分子﹗」接著﹐又指使親友輪番勸……老實巴交的農民﹐被逼得沒辦法﹐只好依照幹部講的話﹐隨便重複一兩句。這下子﹐便抓到地主的把柄了﹐「XX貧僱農說你怎麼怎麼」。那位地主是「黃泥巴掉到褲襠裡﹐不是屎也是屎」﹐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結果地主因這兩句話被槍斃﹐害得這位老實貧農一輩子後悔﹐受到良心譴責﹐痛苦終生。
「土改」時﹐農民是怎樣發動的呢﹖開訴苦會﹐天天開﹐大家互相提醒﹐互相啟發﹐尋找地主的「劣跡」。由於人多嘴雜﹐議論紛紛﹐慢慢便蒐集了幾樁芝麻小事。這樣﹐使每一個地主都有了「劣跡」﹐只是有多有少而已﹐干乾淨淨﹐沒有「劣跡」的地主﹐一個也沒有。
地主的「劣跡」是些什麼呢﹖舉例來說﹕貧農找東家借錢借糧﹐你不肯﹐是劣跡﹔你同意借﹐但沒有借那麼多﹐少借了一點﹐是劣跡﹔你按他的要求﹐如實借給﹐因為收了利息﹐是劣跡﹔你借給他﹐利息很低或不計利息﹐因為某次催他還款還糧﹐仍然是劣跡﹔他第一次借了未還﹐你也沒催﹐第二次又厚著臉皮來借﹐你沒有逼債也沒有答應﹐仍然是劣跡……如此看來﹐沒有什麼地主沒有劣跡的。於是﹐把有「劣跡」的地主五花大綁捆起來﹐「惡霸地主」的牌子往脖子上一掛﹐紙糊的高帽子一戴﹐口號聲喊得震天響﹐敲鑼打鼓﹐牽著遊街游鄉。地主們大多有儒學教養背景﹐推崇孔孟的「士可殺而不可辱」﹐受辱後想不開﹐便投河的投河﹑上吊的上吊﹐紛紛以死來抗爭﹐用死來解脫。
那個時候﹐「罪」與「非罪」的概念﹐全混淆了﹔「黨的政策」和政策執行者的指令﹐就是「法律」。「黨的政策」規定要殺誰﹐政策的執行者指定要殺誰﹐那人就厄運難逃。在「土改」中﹐殺地主是無須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說你「有罪」﹐你沒罪也就有了罪。你田多幾畝﹐錢多一點﹐生活比別人過得好一些……都是「罪」。一旦上了鬥爭臺﹐口號一喊﹐反正不讓你講話﹐沒有你分辯的餘地﹐說你啥就是啥。每次鬥爭會﹐總是幾個積極分子大喊大叫。那些所謂的「積極分子」﹐都是一些好吃懶做的流氓﹑地痞﹑無賴……通通叫做「貧僱農」。
鄉政權成立後﹐一個鄉就鄉長說了算﹐權力大得很。表面上看﹐鄉長沒有直接殺人的權力﹐但多數鄉長是區長言聽計從的心腹﹐所以﹐實際上操有生殺大權﹐沒有人敢得罪他。鄉長基本上是上面任命的﹐本地人﹑外地人都有﹐清一色的共產黨員﹐「苦大仇深」的貧僱農。
土改時﹐殺人大權掌握在區委書記手中。為了集中權力﹐許多區委書記兼任區長﹐就他一個人說了算。他想殺誰﹐就可以殺誰﹐不要講任何理由﹐不要經過任何手續﹐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攔。如果碰到嗜殺的區委書記﹐硃筆不留情﹐興之所致﹐在名單上一個一個勾畫下去﹐那一方的地主便遭殃了。
區政府牢房裡關押著一些什麼人呢﹖以地主﹑惡霸﹑富農為主﹐其它各階層都有﹐想抓誰就抓誰。根據下面鄉政府的反映﹐誰誰怎麼樣﹐誰誰怎麼樣﹐只要是對新政權稍有不敬的﹐區長一聽﹐馬上下令去抓。抓過來﹐有的審一審﹐有的根本不審﹐紅筆一勾﹐第二天就一命嗚呼了。那個時候﹐殺個把兩個人是隨隨便便的事﹐小菜一碟。
有時候﹐區委書記召集幾名心腹晚上開會研究﹐明天要槍斃哪些人﹖一張紙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名字﹐念一個名字﹐大家議一議﹐說這個人該槍斃﹐區委書記就用紅筆一勾﹐這人第二天就鐵定完蛋。如果有人在區委書記面前說兩句好話﹐聽說這個人做過幾件好事。區委書記便說「去調查一下﹐等兩天再說吧」﹐這個人的名字沒有劃紅勾﹐他的小命就留下一線生機。總之﹐所有在押人員的生和死﹐全部掌握在區委書記一支筆上。有的區委書記﹑區長很年輕﹐二十來歲﹐就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予奪大權。
「土改」時﹐調來一些大學生﹐主要任務是調查人口﹑土地﹑財產﹐劃成份﹐分田地﹐鎮壓反革命等。「鎮反」與「土改」同時進行﹐土改工作隊也參與抓人。那時沒有什麼逮捕證﹐白天﹑晚上都抓﹐隨時都可以抓。過去有私仇﹐鬧過意見﹐扯過皮﹐現在都由貧下中農說了算﹐公報私仇的特別多。莫說抓起來﹐就是當場打死﹐等於打死一條狗﹐不但不償命﹐還受到表揚。表揚你「階級仇恨深」﹑「立場堅定」﹐是「土改」積極分子﹐號召大家向你學習。
為了使新生的紅色政權站穩腳跟﹐上面指示﹐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採用軍事打擊和流血的方法﹐消滅敵對勢力﹐鞏固人民政權。恐怖高潮﹐一天要槍斃十多個人。
是不是開公審會呢？有的開，也有的不開。即使開公審會（就是鬥爭會），五花大綁，拳打腳踢﹐跪在臺上﹐領導講幾句話後﹐臺上控訴者慷慨激昂﹐臺下喊殺聲震耳欲聾﹐根本不讓被捆綁者說話﹐沒有你分辯的餘地。在那種場合和氣氛下﹐任你什麼英雄豪傑﹐也嚇破了膽﹐早已魂不附體﹐一身癱軟﹐失去了思考和語言能力……不知什麼時候﹐在震天的口號聲中﹐暈暈乎乎被牽著走（假如還能走﹔雙腿軟得不能邁步者﹐則一邊一個解放軍戰士或民兵挾持﹐拖著走）﹐由區中隊武裝押送到該人所在的鄉﹐當著圍觀的群眾﹐「呯」的一槍便解決了。一般是哪個鄉的人﹐就在那個鄉槍斃。槍斃後政府就不管了﹐死者家屬自行收屍。
那個時代﹐被槍斃者有的跪著﹐有的站著﹐槍管一律斜著向上﹑頂著後腦勺打。槍一響﹐天靈蓋就打飛了﹐一大灘紅色的鮮血和白色的腦漿﹐隨槍聲迸噴而出﹐濺落在死者腳前地上。隨即﹐「撲通」一聲﹐屍體踣撲於地。捆得不緊的﹐繩子鬆散開來﹐痛得手腳亂彈﹐最後﹐兩腿用力一蹬﹐便不動了。槍一響﹐鮮血四濺﹐血腥氣四處瀰漫。一會兒﹐尚未完全凝固腦漿和鮮血上﹐便叮滿了一層又一層追膻逐腥的綠頭蒼蠅。——那個年代﹐因為「食物」充足﹐營養特別豐富﹐嗜血蒼蠅成倍繁殖﹐「嗡嗡嗡」地飛得到處都是。成群蒼蠅吃飽了停在樹枝上休息﹐把樹枝都壓彎﹑折斷了。
槍斃揭去天靈蓋﹐腦袋少了一截﹐變成一個空殼殼﹐臉部打得血肉模糊﹐難以辨認。但因為是本鄉人﹐佈告就貼在旁邊﹐因此﹐從身材和衣著等﹐家屬收屍時還是可以辨認出來。
也有一些外地土匪或家中只有老弱病殘的地主﹐槍斃後屍體無人認領。這時﹐就由鄉政府派人﹐在山坡邊挖個淺坑﹐草草掩埋。半夜裡﹐常常被嗷嗷叫的成群野狗拖出來﹐吃掉大腿﹑肚腸等﹐弄得遍地都是零屍碎肉和死人骨頭。天氣炎熱﹐腐爛迅速﹐到處惡臭難聞﹐景象慘不忍睹。
那時候﹐時興「陪斬」。一般槍斃兩個人﹐但五花大綁﹐牽出去時是四個人。槍一響﹐四個人都踣撲在地﹐腿一伸便不動了﹐好像全部被打死。隔半天﹐才有人動作﹐下意識地動一動﹕哎呀﹐怎麼我的腦袋還在脖子上呢﹖……懵懵懂懂﹐不知自己是在人間還是在陰間。「陪斬」者﹐大多嚇個半死。槍斃時﹐當時四支槍確實都響了﹐不過﹐有兩支是對天打的。陪斬者沒有「不死」的思想準備﹐槍的響聲就在耳朵根子旁﹐嚇得腦袋一暈﹐便踣撲在地﹐不省人事了。「陪斬」的目的是叫你坦白交代﹐挖出金銀財寶。到那個地步﹐生死只差一線﹐嚇得靈魂出竅﹐彷彿到閻王老子那裡打了一轉﹐人的信念全部崩潰﹐隨便什麼事都會坦白交代﹐任你什麼金銀財寶都願交出來﹐只要能保住小命就行了。
有一次槍斃七十多個人。五花大綁的「犯人」押赴刑場後﹐在山坡邊一字橫著排開﹐用機關鎗掃射。那些人的罪狀是「惡霸地主」「逃亡地主」「特務」「國民黨殘渣餘孽」……什麼都有。「噠﹑噠﹑噠﹑噠」一陣機關鎗響過之後﹐「犯人」紛紛倒地﹐刑場闃寂無聲。「觀眾」被鮮血淋漓和死亡的恐懼驚呆了﹐過會兒才醒過來﹐人聲嘈雜。
槍斃人出不出佈告呢﹖一般都出佈告﹐內容很簡單﹐反正就那麼幾句話﹐該人係「惡霸地主」「勾結土匪」「欺壓農民」「長期以來﹐無惡不作」「血債纍纍」「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千篇一律﹐大同小異。這種佈告張貼出來﹐是蓋棺論定﹐沒得案翻的。什麼罪狀不罪狀﹐絕大部份是瞎編的﹑騙人的﹑捏造的﹑亂搞的。因此﹐許多人都是受冤枉﹑被栽贓﹑小嫌隙公報私仇而喪命。那個時候﹐中共必須要用「殺」的辦法﹐把「反動派」的猖狂氣焰鎮壓下去。
當時﹐任弼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的左右手﹐大權在握。他的老家長沙縣北鄉﹐有一些伯伯﹑叔叔和堂兄弟等親戚﹐都在國民黨裡任高官﹐當師長﹑團長的﹐多的是﹐這些人多置有田畝﹐都是地主﹑大地主﹐當初完全有辦法去台灣。但是﹐當蔣介石倒臺時﹐他們仗勢任家有人在共產黨裡當大官﹐死活不肯去台灣﹐留了下來。有的甚至認為﹐當年曾資助過任弼時﹐有功﹐只要找到他﹐還可以在共產黨內謀一官半職。這批人被抓起來之後﹐趾高氣揚﹐有持無恐﹐紛紛喊冤﹐打出「任弼時的親戚」這張王牌。地方上的負責人當然不敢輕易殺﹐把問題反映到中央﹐請示中央該怎麼處理﹖毛澤東把信轉給任弼時﹐讓任自己批示。任弼時在信上批道﹕「沒有血債的﹐通過勞動改造﹐教育好﹔有血債的﹐用血來償還。」可憐那些頭腦簡單的人﹐關押在牢裡﹐盼星星﹐盼月亮﹐盼來一句這樣的話﹐頓時一個個垂頭喪氣。那些國民黨師長﹑團長﹐哪一個沒殺過人﹐沒有血債呢﹖就這麼一個批示﹐任弼時那一批親屬﹐大部份被鎮壓了﹐留下來的﹐寥寥無幾。
鬥爭是非常殘酷的﹐經常一個個鄉政府被端掉﹐人員殺光﹐財產搶盡。在那種刀兵相見﹐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到處都貼著「列寧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忍」的標語。那個時代﹐即使原來是一個性格柔和﹑溫文爾雅﹑心地善良的書生﹐參加共產黨後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沒有被殺掉﹐就像邪靈附體一樣﹐很快變成一個大膽出手﹑冷酷無情﹑手起刀落的兇猛鬥士。
保衛「土改」的解放軍﹐區有「區中隊」﹐縣有「縣大隊」。一個區中隊雖然只有百十來號人﹐但有縣大隊和解放軍大部隊作後盾﹐遇到情況﹐一個電話打過去﹐大隊人馬就會迅速趕到。所以﹐當年不怕多麼厲害的土匪﹐只要一沾上正規部隊﹐便摧枯拉朽﹐插翅難逃﹐一股一股地被殲滅。僥倖從正規部隊包圍圈中逃脫的﹐幾乎沒有。
清匪反霸時﹐發現土匪﹐解放軍﹑民兵出動搜山﹐地毯式搜索。那時﹐窮苦農民的心﹐都像著了魔似的﹐向著共產黨。在共產黨的唆使下﹐大家都瞪大眼睛看著﹐如果發現陌生人﹐馬上報告﹐民兵﹑部隊當即出動。發現匪眾﹐「解放軍」大部隊隨後就趕來﹐形成包圍圈﹐插翅難逃。
當年「土改」時﹐老百姓為什麼向著共產黨呢﹖民心是怎麼騙取過來的呢﹖主要是共產黨會做宣傳工作﹐會騙。部隊打到哪裡﹐宣傳工作就做到哪裡﹐騙到哪裡。部隊開走了﹐從上至下的黨﹑政工作人員﹐個個都是宣傳群眾的好手﹐人人鼓起如簧巧舌﹐騙取民心。
宣傳的內容﹕
第一，蔣介石不抗日。
歷史不是記載著蔣介石抗日﹐國民黨軍隊在八年抗戰中死傷200餘萬的史實嗎﹖蔣介石抗日是真實歷史﹐但在共產黨的宣傳下﹐蔣介石就是不抗日﹐老百姓哪裡知道什麼淞滬大戰﹑臺兒莊大捷﹑武漢保衛戰……根本不知道。——在這裡多說兩句﹐蔣介石抗不抗日﹐可以從戰後的國際社會對他的態度得到反證。如果蔣介石不抗日﹐沒有拚掉和牽制大量日本侵略軍﹐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將要付出更加慘重的代價。美國總統羅斯福不是傻瓜﹐他不會力主一個沒有任何貢獻的蔣介石參加開羅國際會議﹐中國也無法獲得當年在聯合國的崇高地位。因此﹐蔣介石抗日有功﹐是得到東﹑西方國際主流社會公認的。
第二，國民黨有許多事辦得不好﹐例如貪污腐敗﹐貨幣貶值﹐物價飛漲﹐抓壯丁等等﹐不得人心。
實際上﹐「貪污腐敗」不是滿清王朝﹑國民黨和（今天的）共產黨的「專利」﹐「貪污腐敗」是中華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古已有之。至於「貨幣貶值﹐物價飛漲﹐抓壯丁」等等﹐完全是由於共產黨搗亂才引起的。如果當年沒有共產黨﹐像台灣一樣﹐國家早已建設好了。
第三﹐共產黨許諾讓窮人翻身﹐分田分地分財產﹐有看得見的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
共產黨把國民黨貶得一錢不值﹐把自己打扮成「大救星」﹐天天講﹐反覆講﹐騙術非常成功﹐於是﹐老百姓就相信了﹐人心就向著共產黨。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說過﹕謊言重複三遍﹐就變成了事實。共產黨就是這麼做的。
世界上﹐無論什麼事都要講道理﹐但「土改」是不講道理的。
不講道理﹐用槍桿子逼著﹐殺人越貨﹐是什麼人﹖是土匪﹑強盜。因此﹐1950年中共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實質上是以黨的名義﹐以國家發佈政令的方式﹐用槍桿子逼著﹐公開地﹑大張旗鼓地進行人類歷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地主犯的是什麼「死罪」呢﹖他們的唯一罪名是﹕擁有的土地和財富超過了共產黨規定的數量﹐將土地出租給農民﹐收了租﹐「吃了剝削飯」。——用這種罪名﹐一殺便是200多萬﹐這種對一個階級的群體絕滅﹐是有史以來全世界罕見的最大的冤案﹗
中共暴力「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人為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優良的文化﹑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其次﹐「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
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經過多年辛勤勞動﹐他們上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兼併土地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制止﹐不准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對於「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是我小時候觀察鄰居富農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的生產場面﹐產生的一種直覺﹐沒有深究其中的道理。2004年7月7日﹐天才的經濟學家楊小凱先生逝世後﹐在網絡上閱讀了他有關「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對國家經濟起到極大促進作用的文章﹐才明白那裡面有深刻的道理。楊小凱認為﹐中共改變國民黨時代土地私有制度﹐在「土改」時將土地分給農民﹐兩年後又打著「合作化」的幌子將農民的土地收歸「集體所有」和「國有」﹐實際上是一場騙局﹐是開倒車﹐是歷史的反動。對這方面感興趣的朋友﹐請參閱楊小凱先生的專著。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古代﹐農村是非常安寧﹑祥和﹑溫馨的。中國農村幾千年來﹐一直實行村民自治﹐推舉的鄉村領導人﹐都是有威信﹑有能力﹑德高望重﹑辦事公平公正的長者。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沒有資格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
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都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借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盪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鬥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臺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宛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
這些人品質低劣﹐沒有理想﹔自私自利﹐能力低下﹔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裡﹐農業生產怎麼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澤東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面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左狂」吳芝圃掌管的河南省﹑曾希聖掌管的安徽省﹐是全國餓死農民最多的兩個「重災區」省份。
第四﹐1953年「土改」「勝利結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面達到了毛澤東的預期目的。國內戰爭的勝利﹑開創共產王朝﹑在朝鮮戰場上與美國打個平手……滋長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地位﹐從此﹐毛澤東一言九鼎﹐容不得任何反對意見﹐為他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中共暴力「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干﹐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干……）﹐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革命革了幾十年﹐到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農業生產停滯不前﹐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所謂「三農問題」的出現﹐追本溯源﹐「土改」難逃罪責﹗
從上述兩次「土改」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和中共並不是像他們喊出的漂亮口號那樣﹐為了「打到封建剝削階級」﹐實現「耕者有其田」。每一次「土改」﹐都是為著中共的一黨私利﹐都是用「分田分地」這種欺騙手段﹐來發動農民參軍﹐支援前線。
特別是1946年的「土改」﹐脈絡非常清楚﹕
——第一步﹐制定目標﹕發動內戰﹐打垮國民黨和蔣介石﹐奪取政權﹔
——第二步﹐決定勝算的必需﹕發動貧苦農民參軍﹐支援前線﹔
——第三步﹐發動貧苦農民的手段﹕土改﹔
——第四步﹐當沒收10%的地富土地不夠分﹐貧苦農民的積極性調不動時﹐便把富裕中農﹑甚至一輩子天天在大田裡幹活的中農﹐都劃為「地主」﹐槍殺之後搶奪他們的土地財產﹐來滿足貧苦農民的要求﹐騙得貧苦農民為中共發動的內戰賣命……
毛澤東和中共這是「為人民」嗎﹖完完全全是為「一黨私利」欺騙﹑利用農民。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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