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訊】美國總統布希的第二任就職演講，宣示的對外政策的核心便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在於把自由擴展到全世界。” 他進而指出：共産極權破産後，世界之所以仍然“火光四射”，就在於獨裁暴政及其“宣揚仇恨和爲屠殺尋找藉口的意識形態”的存在。正是“邪惡軸心”孳生著仇恨、暴力、國內的恐怖政治和國際的恐怖主義，如若不對“邪惡軸心”堅定地說“不”，毀滅的威脅就將隨時變成毀滅的現實。所以，自由國家應該記取如下教訓和常識：“自由是否能在我們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賴於自由在別國的勝利。對和平的熱切期望只能源於自由在世界上的擴展。”
在演講中，布希總統多次提到美國的理想主義傳統——由新教信仰所昭示的普世主義：所有人皆是上帝的子民，因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應該得到上帝的祝福和擁有對上帝的信仰。在以基督教新教爲主要信仰的美國，美國人從發表獨立宣言的那一刻就抱有如下信念：“他們堅信，他們推翻了專制暴政，避免了血腥無度和社會動蕩，締造了一個共和國，而這正是上帝爲全世界所預設的道路。”（《康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美]沃淪.I.科恩主編，陶文釗等譯，新華出版社 2004年版P14）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也指出：“給予他們熱愛平等和自由之心得，是他們的父輩；但是，賜給他們廣袤無垠的大陸從而使他們擁有長久地保持平等和自由之方式的，卻是上帝。”
正是這種來自新教信仰的普世信念，才使早期傳教士不畏艱險、長途跋涉，將上帝之音傳遍世界。經過現代化的人本主義洗禮，來自基督教的倫理聖律，逐漸世俗化爲堅守人類的天然共性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普世道義，殖民主義的牟利和傳教的雙重驅動，在爲西方人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和殖民地血淚的同時，也將西方的先進價值觀傳入殖民地。中國最邊緣的蠻荒之地的雲貴高原，居然成爲最早留下西方傳教士足迹的華夏土地之一；也正是這些傳教士，最早把現代文明的理念、技術和制度引入中國，中國現代化的肇始與傳教士的努力密切相關，中國近代最早的大學、報紙、慈善也都是由傳教士創建的。二戰之後，當“和平演變”代替“武力殖民”之後，西方價值因其善待人性的優勢而日益普及，美國因對剷除暴政和推廣自由的傑出貢獻而成爲自由同盟的領袖。正如布希總統在2003年1月28日的《國情咨文》所說：“我們所引以爲榮的自由並非美國給世界的禮物，而是神給全人類的禮物。”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美國都不是完美的國家，但美國至少是當今世界上最富理想主義和使命感的自由國家。基於道義理由而不惜付出巨大犧牲的傳統，表現在歷屆偉大的美國總統的政治作爲中。在美國國內，奠定於《獨立宣言》所宣示的原則中，踐行於華盛頓領導的獨立戰爭中，完成於廢除奴隸制的林肯時代；在外交政策上，肇始於一戰後的“威爾遜主義”，踐行於抗擊法西斯極權的二戰時期和對抗共産極權的冷戰時期。現在，在抗擊國際恐怖主義的全新鬥爭中，布希總統抛棄了尼克松時代的權宜性現實主義外交，而接續雷根時代直面邪惡帝國的勇氣，再次高舉理想主義外交的旗幟。
華盛頓作爲美國政治家的化身，他從政時的所作所爲、特別是他主動退位的權力謙卑，爲所有執政者做出了表率：政治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權謀，而是人類共處的美德；政治不是一切服務於權力，而是用一切權力服務於公益；政治不是暴力征服，而是和平協商的藝術；政治不是麵包和溫飽，而是人的自由和尊嚴。在還沒有自由的地方，政治就是爲了贏得自由和尊嚴而進行的不屈抗爭；一句話，政治不只是手段，還有自身的目的，也就是康得所言：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任何人不能以任何方式把人作爲實現其目的的手段。
在美國的自由傳統中，既有費城制憲時的妥協先例，也有決不向邪惡勢力妥協的傑作，二者共同受制於新教倫理所提供的超驗的普世正義。必要時，爲了自由秩序的長遠活力，自由政府甚至會做出暫時有損經濟效率和穩定秩序的決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林肯政府不惜陷入可能導致國家分裂的南北戰爭，也要做出廢除奴隸制的決策。正如英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家阿克頓在評價美國爲廢除奴隸制而進行的南北戰爭時所言：那是一場“南方的利益”與“北方的信念”之間的戰爭，是人人平等的價值訴求與歧視性的特權利益之間的戰爭。廢奴主義者的偉大正義感是勿庸置疑的，因爲廢奴主義者認爲：如果一個國家並存著自由制度和奴隸制度，即便具有形式上的統一，實質上仍然是分裂的，正如愛默生所言：“我看不出一個野蠻社會和一個文明社會怎樣組成一個國家。”也如福山先生所言：正是這種人類一家的共同命運感，才使“一個人可以爲一個他並不屬於的階級打抱不平。美國內戰前激進的白人廢奴主義對奴隸製錶現出的憤怒，全世界人民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憤怒，都是這種精神的體現。在這些情況下，憤怒的産生都是因爲感到憤怒的人相信他們是人類，即因爲爲種族主義犧牲的人其價值沒有得到認可。”在此意義上，實現普遍自由的道義理由，不僅高於種族利益即南方的白人奴隸主的利益，甚至高於國家統一的利益。
林肯的偉大，不僅在於他的《葛底斯堡演說》，爲人類留下了“民治、民有、民享”的珍貴思想遺産，更在於他敢於對抗整個南方白人奴隸主的意志，甚至不惜通過戰爭來廢除奴隸制。林肯道出了廢除奴隸制的自由主義箴言：“給奴隸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那些剝奪他人自由的人不配享有自由，而且在上帝公正面前，他們也不會長久.……我們將要麽高尚地挽救，要麽卑鄙地喪失人間最後一絲最美好的希望。”爲此，林肯甚至絕決地宣稱：“如果上帝的意志要（這場戰爭）繼續下去，一直到奴隸們250年無償苦力堆砌起來的財富全部毀滅，一直到鞭撻流出的每一滴血都用劍血來償還，那麽3000年前人們所說的‘主的判決是真實的、正確的’這句名言，現在仍然可以沿用。”（林肯於1865年3月連任總統的就職演說）
這就是來自新教信仰的美國式理想主義精神——保有每個的自由乃普世道義。
人們喜歡談論以“門羅主義”命名的美國孤立主義傳統，但是，從近百年的歷史上看，孤立主義傳統遠沒有普世主義傳統強大。自美國被迫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理念上，從一戰之後的“威爾遜主義”到二戰時期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從雷根總統的“邪惡帝國論”到布希總統的“邪惡軸心論”；在實踐上，從抗擊法西斯極權到遏制共産極權，從第一次海灣戰爭到科索沃戰爭，從終結塔利班暴政到推翻薩達姆暴政的反恐之戰，從遏制朝鮮金家暴政到對中國等獨裁國家的人權外交，美國外交中的普世主義或理想主義一脈相承。正如布希總統的第二任就職演說所言：“正是因爲我們繼續著我們國家解放者的傳統，成千萬的人們獲得了自由。”
儘管，自由美國向全世界傳播和推廣自由理想的事業，面臨著種種艱難險阻，但美國決不會放棄，因爲“所有的美國人都見證了這理想主義”：“美國需要理想主義和勇氣，因爲我們要完成國內的任務，美國自由的未競之業，在一個走向自由的世界裏，我們要展示自由的真義和自由的承諾。”所以，“中途放棄是可恥的。”只有堅定的自由理想及其踐行，才是實現世界和平的希望。通過自由聯盟的團結協作，點燃了人們心中的自由火種；也通過獨裁國家中心向自由的人們的反抗，“終有一天，這無可熄滅自由之火將照亮我們世界最陰暗的角落。”
2005年1月23日於北京家中
（作者爲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主席）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