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7日報導】合作共生 畢生信念
眼下的政局，使得呼籲「合作」、「協商」看似時勢所趨。然而我之提倡「合作共生」，並非為了一時。「合作共生」的理念，實是我個人的生命哲學，以及二十餘年來從事政治工作的核心價值觀；亦是我從做為一個青年法哲學學者，直到參與政治以來，研讀東西方思潮、觀察台灣社會之實相、與國內外知識份子對話、以及從政經驗與個人生命體驗之所得。
多年來我所大力鼓吹的「台灣命運共同體」以及「台灣新文化」，其核心理念就是「合作共生」。當年我創辦「新文化」雜誌，也是為了向社會介紹這樣的思想，並且推動台灣走向「合作共生」的「理性社會」。依我的信念，活在地球上的人類，「合作」是義務，「共生」是責任。人類的普世價值，如大同、博愛、恕道、慈悲、和平等，其內涵不外就是「共生」而已。
此次我受命組閣，所秉持的理念與過去完全一貫。關於新政局的挑戰，以及新行政團隊的組成，陳總統曾經與我數度深談，兩人在理念上有充分的溝通。陳總統籌組新行政團隊的做法，就是先談目標再談人事。
新行政團隊的首要目標是什麼？當然就是「安定」。如何追求安定？就是透過理性對話與善意協商。籌組一個以「安定」為目標的新行政團隊，就是陳總統找我組閣的理由。而陳總統以「安定」做為目標，以協商、對話做為方法，也是我欣然受命，北上組閣的原因。
我對於此時出任行政院長，並沒有志在必得的執念，也沒有捨我其誰的野心。擔任高雄市長六年來，政績逐漸地浮顯，有如倒吃甘蔗一般，漸入佳境。
在揮汗耕耘後，終於可以微笑豐收的此時，離開我所熱愛的高雄市，其實心中是十分不捨的；而在如此艱難的政局下，接任行政院長，於我也有如當年來到高雄從頭做起一般，辛苦可以想見。
然而，我瞭解此時是我持續推動「合作共生」理念的契機。在行政院長任命確定之前，陳總統就與我長談數次；而在任命確定之後，又有幾度的深談。關於如何安定政局、如何振興經濟的做法，我都曾向總統做過充分的報告。
陳總統有心推動朝野協商對話，開啟政黨合作，以期終結惡鬥、與民休息，與我的理念深切契合。從旁觀察陳總統，我認為在連任之後，他是比過去更有實權、更有實力的。
他打贏了艱苦的總統選戰，也贏得了選舉訴訟，以及真調會條例的釋憲案。在新的任期裡，他沒有理由比去年剛當選時、或比第一任任內更為弱勢；也就是說，他大可採取比過去四年多來更強硬的立場。然而他並沒有這樣做。他非常努力，要在這第二任的任期內，為台灣做更多的事。
為了做更多的事，他願意放開心胸，展現氣度，與在野黨協商、合作，我認為這是台灣之福、人民之福。也因為陳總統的心意、想法，與我長年的「合作共生」理念一致，因此我願意盡心盡力來協助他，為台灣開創一個「非零」時代。
非零年代 台灣躍升
回顧過去，台灣在「零和」鬥爭下，消耗了相當寶貴的一段時間。「零和」的政治體系，無法為台灣解決各種問題，已經是非常清楚的事實。陳總統宣示開啟朝野協商對話，推動政黨合作，來追求安定的政局；主流民意也展現了開放的態度，願意接受政黨合作的制度安排。
現在就看各政黨領導者，是否擁有足夠的政治想像力，來建構更精緻複雜的「非零」系統；以及是否擁有足夠的道德勇氣，承擔一時的質疑與攻擊，為台灣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此時，台灣擁有了選擇的機會。我們可以選擇一個「合作共生」的「非零」安定新局，也可以選擇回到過去的「零和」鬥爭遊戲裡。
二００五年，可以是進步年代的開端，也可能是退化年代的起點。我心愛台灣，不願見其倒退，所以在此關鍵時刻，提出個人見解，提供社會參考。
我相信，一個「合作共生」的新政局，不只能夠結束台灣政治的內耗、空轉，為社會帶來安定與信賴，為人民帶來快樂與希望，更能將民間的活力與潛能徹底開發出來。「合作共生」的機制之產生，將是台灣跨越進步與倒退的臨界點，進入文明躍升的開始。
在「合作共生」的「非零」年代裡，人民福祉會有更大的實現，台灣將能夠大步邁向「正常、完整、進步、美麗而偉大的國家」。94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