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1日訊】趙紫陽因為倡導政治變革、擴大民主而觸怒了強權階層的既得利益，十六年前，他的職位遭廢黜的同時，中國的政治變法運動也就夭折了，如今，趙紫陽先生忍氣吞聲地走了，中國的民主變革的前程更為渺茫。
中國曆史有許多驚人相似之處，在將近一千年間，中國的人仁志仕前仆後繼，曾演澤過轟轟烈烈、極其相似的政治變法運動，而且都以慘痛的失敗而結束，這種歷史的重複，難道說就是中國人的命運？
每次的變法運動，是一個王朝從鼎盛漸漸走向衰落的後期、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官場腐敗黑暗、民眾苦不堪言、道德體系失效的情況下孕育而生，都是王朝更迭前夕一道耀眼的光芒。
最早倡導變法的是宋朝宰相范仲淹，宋朝後期的公元1043年，范宰相只是先從小地方入手進行社會變革，比如，限制未來的“蔭子”數目。所謂“蔭子”，是當時宋朝高級官員的子弟不經過學校考試即行當官的一種制度，有些官員還沒有結婚，而“準子”已經被政府委派了官職，甚至剛剛呱呱墜地的嬰兒，往往已是縣處級或是廳局級了，范仲淹僅把這種荒唐的流弊稍為改動，要求必須確實有兒子而且年滿十五歲才能任免，但這立刻引起士大夫等高級官員的公憤了，高舉改革大旗的范宰相處處受敵，士大夫們把他納入“小人”系統，不過，范宰相是個聰明伶俐的人，在還沒有招來更為嚴重的打擊報復之前，他毅然辭職了，他的改革措施自然也隨之夭折。這與六、四前夕指責胡耀幫、趙紫陽“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狀”不是很相同嗎？
公元1069年，時任宰相的王安石實施了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十項變革，其主詣是通過土地、財政和兵役制度、物價等改革建立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比較開明的皇帝趙頊也支持他的改革，對內來說，危機四伏的宋帝國人人都覺得必須改革，王宰相的改革比范宰相的改革幅度超過百倍以上，他的改革得到全國知識分子、勞動人民的積極響應。但對士大夫階層來說，所實施的政策剛出台，招來的不僅是公憤而已，而是全體既得利益階層瘋狂的猛撲。象預算制度，使國家減少百分之四十支出，這也意味著，國家豢養的百分之四十的官員要被掏汰；象建立低息貸款制度（又可叫青苗法），農民歡欣鼓舞，但卻堵塞了士大夫們的財路，他們是依靠農忙季節放高利貸，才能合法的兼並貧雇農的土地；象“兵役法”制度，過去實行的是“差役法”，士大夫家庭根本不服勞役，修路搭橋及徵調民夫時，全由平民百姓承當，現在把這一切加在輕視勞動的士大夫身上，使他們與平民相等，他們自然是怒不可遏，以司馬光為首的士大夫階層與高舉制度改革火炬的王安石進行了殊死的較量，他們打著“祖宗法度”不可動搖的旗號吶喊，堅決抵制王安石的各項政策。這“祖宗法度”不可動搖不正與“六、四”時期獨裁者們高喊的“社會主義根基”不能動搖是異曲同工嗎？
不難否認，王安石的偉大發明是當時封建社會的催命符，他的理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早於英格蘭貴族教士們強迫國王約翰簽署《大憲法》一百四十六年。王安石的變革先是遭到士大夫的極力反對，又遭到高太后的橫加干預，而最不幸的是，王安石的新法要靠一大批反對新法的士大夫們在地方負責執行，不可避免的，他們用種種方法破壞、扭曲新法，在強大的黑惡勢力面前，王安石這位偉大的啟蒙者只得一步步地放棄改良思想，以下台而結束變法。六、四前夕，鄧小平、陳雲、李鵬等一批遺老遺少不正是以“反對動亂、維持穩定”為借口鎮壓學運嗎？王安石與胡耀幫、趙紫陽的命運不是如出一轍嗎？
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與中國人失之交臂，在之後的將近四個世紀裡，中國的戰亂頻繁，金人的入侵加速了社會的改體，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不可能改良制度的命運，王朝的更迭只不過象小孩過家家，皇權的至高無上和斷頭政治只能進一步加速制度的腐敗和黑暗，一次次冒出來的社會精英又一次次被打壓，到了明朝，中國又墜入大黑暗時代，文字獄和八股文的枷鎖牢牢地套在中國人頭上，遊民出身的朱元璋統治下的明朝，對異議的打壓和屠殺到了令人發紫的程度，使中國已墮入到一個白痴般的部落，在宦官當政的歷史條件下，社會精英和思想改良人士寥若星辰，即使出現一個張居正實施了局部的改革，也只不過是外科醫生的小手術，其擁護者也是寥寥無幾，強大的黑惡勢力輕而易舉地粉碎了張居正的夢想，到明朝結束時，中國已被時代的車輪甩下至少落後三百年。
角色意識一直賦予中國的民族精英、知識精英改良社會的歷史責任和使命，一次次的打壓之後，又一次次地有人站了起來，形成一種歷史的周期性，要求社會改良與完善制度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當清朝走完了中國曆史上第三個黃金時代、社會又一次遁入千瘡百孔、支離破碎的面局的時候，以康有為、樑啟超、章太炎等為主的知識精英引來了西方民主與自由的火種，他們效仿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和觀點，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最先進的思想武器，康有為上書的“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張得到光緒皇帝的大力支持，並對康有為委以重任，一石擊起千層浪，在知識精英的鼓動下，全國上下形成了波瀾壯闊的救亡運動，一呼百應的民眾紛紛響應，同時，全國那些朽爛透頂的官員士大夫階層，像被挑破了巢的螞蟻一樣，驚惶失措，駭叫奔走，亂成一團，這正好與八九年“六、四”前夕中共權貴們驚恐的情緒完全相同。戊戌變法後囚禁了主張改革的光緒皇帝；六、四慘案後囚禁了主張改革的趙紫陽，歷史在這裡又重複了一次。
戊戌變法後，那拉蘭兒又恢復舊的制度秩序，維護其獨裁專制，出現了社會全面的大倒退；六、四之後，胡耀幫、趙紫陽先生倡導的政改方案半途而廢，鄧小平、江澤民又恢復了舊有的秩序，政治上更加專制，十幾年來，社會又迭進更腐敗、更獨裁的專制統治中。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是，戊戌變法換醒了中國這頭沉睡的獅子，在短短的數年間，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又一代民族精英們再接再厲，高舉三民主義大旗，在百折不撓的失敗中堅定的站立了起來，在他的帶動下，全國如火如荼的反封建、反帝制的群眾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了起來，最後終於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從而贏得辛亥革命的成功；六、四民主運動雖然以中共獨裁者的鎮壓而夭折，趙紫陽先生被軟禁，中國又一次失去了與世界接軌的千載難逢的機遇，但民主的火種燃遍了東歐和前蘇聯，推動了共產主義制度的垮台。今天，紫陽先生含恨離開了人世，但趙紫陽先生的思想和觀點將永遠激勵中國人民前仆後繼、一往無前，民主與自由的火種一定會在不遠的將來在中國大地冉冉升起。
2005年1月30日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