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康曉光，男，漢族，1963年出生於遼寧省沈陽市。1986年畢業於大連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獲數學學士學位；1993年畢業於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生態學碩士學位。1998年，受聘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時兼任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兼職教授；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常務理事；中國扶貧基金會理事。1996年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1997年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主要研究領域為“收入分配”、“國家與社會關系”、“政治發展”。已經出版專著十餘部，發表論文四十餘篇。
以上是筆者從網上查閱到的康曉光簡歷。一個極力提倡儒教仁政的人，竟然掛了這麼多的虛實頭銜，他的為學不仁和為富不仁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筆者想為康曉光花費一點時間和精力，卻是在看到署名寒山的一篇關於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評論之後。
一、康曉光的妖言惑眾
由於中國政府耗資巨大的金盾工程以及與其相配套的網絡員警對于本國公民知情權的非法剝奪，筆者半年多來一直不能登陸海外網站，只能從電子郵件中零星瞭解一點外面的資訊。幾天前，在郵箱中偶然看到別人轉來的材料，其中有署名寒山的一篇關於新加坡《聯合早報》的批評，說是這家報紙不久前發表署名杜平的評論員文章《傳統文化規範中國政治》，這裏的“中國政治”並不是空泛之論，而是如文章開頭所說，指的就是“中南海的權力交替”，即江澤民辭去中共軍委主席和胡錦濤的接任。文章的結論是：從根本上來說，在中國最高領導權的轉移過程中，主導因素依然是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扶上馬，送一程”，這是對世代交替過程的最精煉概括。因此，“江澤民擔任中共總書記兩年之後，才從鄧小平手中接過權杖——軍委主席職務；同樣胡錦濤也是繼任中共總書記兩年多之後，才從江澤民手中接過這一職位的。在更大程度上，這種模式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使然。”
針對這樣的論調，“寒山”評論說：“如果《聯合早報》這種邏輯成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能夠‘規範’中共政治的話，那麼，如果明天胡錦濤在中南海龍袍加身，宣佈實行帝制，這家新加坡報紙和這個評論員不也能發表文章提醒讀者這不但不是歷史的倒退，反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嗎？因為帝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可以說是最‘根深蒂固’的了吧？……以筆助孽的人，和以武器作孽的人一樣，是會受到報應的。”
看過這則材料，筆者對于“杜平”的說法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到北京大學燕南網站找到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的長篇演講稿《我為什麼主張“儒化”——關於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才知道是大有來頭。“寒山”其實是冤枉了“杜平”，“以筆助孽”的始作俑者是康曉光研究員。且看這位研究員的如下話語：
“原來馬列主義在中國是一種宗教，現在它的神聖性受到非常嚴重的侵蝕和挑戰。中共也拒絕接受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譬如儒家。實際上，中共以‘五四’傳人自居，以‘掘祖墳’為榮。共產黨搞的一套就是全盤西化。馬列主義難道是中國的東西嗎？它完全是西方的東西。中共現在口口聲聲反對全盤西化，實際上它是用自己的全盤西化去反對別人的全盤西化。它自己西化之後就不許別人再西化了。像中國這樣由政府領導，全民動員，全心全意地、有系統地摧毀自己的傳統文化，你能在世界上找到第二個嗎？找不到。古今中外，獨此一家！歷時近百年的全盤西化和掘祖墳運動，在毛澤東時代走向了頂峰。物極必反，鄧小平時代開始轉向，但另一種全盤西化也乘虛而入。江澤民時代開始了真正的回歸。我們從共產黨的口號裏就可以看出這種變化。毛澤東時代講的是世界革命、共產主義。鄧小平時代比較中性，講現代化。到了江澤民時代就不一樣了，明確提出要建設小康社會。‘小康社會’完全是一個中國本土的政治哲學概念了。準確地說，這是我們儒家的東西。胡錦濤似乎在把民本主義引進中共的政治哲學。所以，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和胡錦濤，中共是一代接一代地向傳統文化回歸。江澤民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請記住，鄧小平時代講的可是‘振興中華’。‘振興’有另起爐灶的意思，暗示過去我們不行，今天才開始爭取輝煌。而‘復興’就完全不一樣了。‘復興’本身是對歷史的一種肯定。它意味著肯定過去的偉大，也承認曾經的衰落，更意味著重新崛起，再次贏得新的偉大。從‘振興’到‘復興’是非常重要的變化，決不是無聊的文字遊戲。實際上，這種文字的變化體現了中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的革命性轉變。”
在這一段話中，康曉光至少犯了三個極其嚴重的常識性錯誤：其一，“整個近代史和現代史就是中國文化的沒落史。到了五四時期，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徹底崩潰了，舉國上下一片全盤西化的呼聲。文革時期達到了瘋狂階段，從內容到形式全面摧毀。”之類的說法是對於“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的惡意詆毀。中國大規模的西方化，是從清末的洋務運動開始的，當時就有較為普遍的毀寺廟興新學的現象。魯迅的《文化偏至論》，其實就是對於洋務運動中毀寺廟興新學之類的洋化現象的“存天理滅人欲”式的極端否定和絕對壓倒。到了“五四”時期，連新文化運動發起者的《新青年》同人團隊中，也從來沒有實現過思想統一，更談不上聳人聽聞的“舉國上下一片全盤西化的呼聲”。幾年之後，除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分別走上政治歧途和文化歧途之外，胡適、陶孟和、錢玄同、周作人、劉半農、顧頡剛等人很快就糾正了《新青年》時期的偏頗，一方面提出了更加平實的“充分世界化”的口號，另一方面也展開了“整理國故”的學術研究。其二、《新青年》同人一度提倡的全盤西化是全盤歐美化而不是全盤馬列化和全盤蘇聯化。蘇聯社會主義的野蠻專制與歐美憲政民主國家的自由民主，恰好是互相對立的兩種東西，只有居心叵測的人才會把它們混為一談。其三、“小康社會”的提法早在鄧小平時代就已經與“萬元戶”之類的提法一起成為農村社會的口頭禪，而不是江澤民時代的發明創造。比起“小康社會”來，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和“反貪官不反皇帝”之類領袖語錄，難道不也是中國本土的政治哲學概念嗎？基督教中國化過程中採用的“上帝”二字，不也早就在儒教《詩經》中出現過嗎？單單一個字眼是不足以證明任何問題的。“復興”本身雖然是對歷史的一種肯定，而“振興”的內涵中也並沒有“另起爐灶”和“暗示過去我們不行”的意思。康曉光如此牽強附會，“決不是無聊的文字遊戲”，而分明是倒退到了原始儒、道兩教把文字當成巫術符咒來妖言惑眾的“亂力怪神”的地步！
二、人工假設的合法性
康曉光之所以敢於和急於如此“怪力亂神”般地信口開河，並不單純是他的弱智，而是他要另辟蹊徑，為自己想像中的喪失合法性的最高權力提供一種人工假設的合法性。這並不是筆者刀筆誅心的想當然，而是康曉光的原話和本意：
“除了不公正，這個秩序還存在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缺乏合法性或正當性。在毛澤東時代，中共有自己的合法性理論。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為它提供合法性論證的。歷史唯物主義主張，世界是物質的，物質的運動是有規律的，這種規律是可以認識的。誰認識了呢？馬克思！馬克思認識到了這種規律。馬克思通過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論證，指出社會發展要經歷五個階段，一步步地、必然地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必然要埋葬資產階級。但是單靠無產階級自己還不行，還要有先鋒隊也就是共產黨來領導才行。這樣一來，這種學說就把共產黨的領導權作為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確定下來。由於歷史是一個進步的過程，所以最後的階段也就是最好的境界。這也意味著，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最高的正義。歷史唯物主義就這樣論證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共產黨最核心的東西就是公有制、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當它放棄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時候，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服力必然會受到侵蝕甚至逐漸喪失。目前歷史唯物主義提供的合法性已經非常微弱了。共產黨自己的官員信不信都很成問題。讓老百姓相信就更不要說了。自由民主主義提供的那套合法性論說政府又拒絕。……沒有合法性的政權，只能靠有效性來支持，說白了是靠經濟增長來支持政治穩定。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經濟增長不可能完全由政府來控制，經濟總會出現波動，總要面對各種各樣的風險。特別是在一個以‘全球化’著稱的時代，隨著中國越來越深地融入世界經濟之中，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能力也將越來越弱。這一切意味著政府有可能逐漸喪失控制自身命運的能力。如果一個國家把自己的穩定，一個民族把自己的未來命運，都寄託在外部的、偶然的因素上，那既是極端危險的，也是極端不負責任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當代的中國政治哲學家才肩負極為重大的歷史使命，因為他們思考的成敗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存亡！”
康曉光能夠如此直言不諱地指明中共政權的“沒有合法性”，實在是難能可貴。只可惜，所謂“當代的中國政治哲學家才肩負極為重大的歷史使命”對於他來，又實在是勉為其難和不自量力。接下來，他另有更加露骨的一段話語：
“仁政如何解決最高權力轉移問題？在古代中國，據說禹之後就是家天下了。世襲、宮廷政變、暴力革命構成了最高權力更替的主要規則。孟子推崇禪讓制度，而且也不反對革命。今天，談到最高權力更替規則，首選應該是儒士共同體推舉，其次是禪讓，再次是革命。儒士共同體推舉實際上是一種精英民主。禪讓實際上是讓賢。革命是最壞的選擇，但我們不能否認它的正當性，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承認老百姓有推翻暴政的權利。當下中國實行的就是禪讓制度。毛澤東的後代死的死、傻的傻，世襲的可能性沒有了。他只能選擇禪讓。這也許就是天意。但是，毛的禪讓是不成功的，華國鋒轉眼之間就倒臺了。鄧小平的禪讓盡管一波三折，但最終總算成功了。雖然胡耀邦、趙紫陽被廢黜，但江澤民終成正果。從江澤民到胡錦濤，禪讓就非常成功了。自由主義的選舉理論顯然解釋不了中國的最高權力更替，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也解釋不了，宮廷陰謀論也解釋不了，只有儒家的禪讓理論才能給予有效地解釋。……孟子講過堯舜禪讓的故事。堯看舜不錯，打算把位子讓給他，於是委以重任，一是讓舜鍛煉鍛煉，二是看看他的本事。這就是試用了。結果整整試用了28年。由於舜幹的不錯，大家反映挺好，所以中途沒有換人。但是，僅僅堯滿意還不行，還要看天意和民意。怎麼檢驗天意和民意呢？堯死後，舜搬出國都，把國都留給堯的兒子，自己到另外一個地方辦公。這樣一來，國家就出現了兩個權力中心。這種雙中心的格局要維持三年。在這三年時間裏，要看看老百姓，看看那些部落的頭頭，都去找誰，都往哪里跑。結果一看，大家都跑到舜那裏去朝拜，去請求各種各樣的指示，沒有人理睬堯的兒子。這就意味著天意和民意都在舜那一邊。於是，三年之後，舜就搬回國都，正式繼位，登上天子寶座。而堯的兒子就下崗回家了。這就是禪讓！中國現在的權力交接基本上就是這樣。你不能說它就是宮廷鬥爭，不能說完全是私相授受，也不能說是完全的暗箱操作，它還是有程式的，有相當的民意基礎，有一定的透明性。實際上，這也是一種非常文明的權力轉移方式、民意表達機制。儒家認為，政治既要體現天意，也要體現民意。天意與民意有區別，也有聯系。天意高於民意，天意代表民意。《尚書》有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總的說來，儒家認為天意和民意都可以由聖人和君子來傳達和實踐的。這種精英主義的政治解決方案，運用於古代社會還是可行的，但卻難以應付復雜多變的現代社會的要求。政治如何體現民意？這是現代儒家面對的一種挑戰。而且儒家這方面的知識儲備並不多。我們必須向現代政治學說和政治實踐借鑒。”
《聯合早報》中所說的《傳統文化規範中國政治》，其實正是康曉光的這番奇談怪論的一種翻版。而康曉光的這篇《我為什麼主張“儒化”》，又恰恰是對於該報2004年11月8號發表的北京特派員孫傳煒專訪《學者康曉光：中國民主化是禍國殃民的選擇》的進一步論證。
三、齊如山的明白話語
比起康曉光“禍國殃民”的奇談怪論，超然於政治鬥爭之外的前輩學者齊如山，在1949年的歷史拐點上，對於蘇聯式政黨的權力更替另有說法，抄錄如下：
“大致是中央的人員多是說時局不要緊，而共產黨的人員則只是勸我不必走，後來給我指引的人，才告訴我，某某是共產黨，其實他自己也是共產黨，我既是知道了，說話就要留神了。一次有幾位問我，您對於共產黨是贊成是反對？我說：‘這得分開來談，對於真正共產黨的學說，沒什麼不贊成的，但對於蘇聯現在的共黨，則極端反對。’他們問我為什麼？我說：‘蘇聯現在的共產黨，離真正共產黨太遠。’他們問有什麼分別麼？我問他們：‘您們諸位，對于秦始皇是怎樣的批評？’他們說，秦始皇焚書坑儒，當然是最專制的一個皇帝了。我說：‘不錯，不能說他不專制，但無論如何，他終是由祖輩流下來、自然的一個皇帝，不是由火拼來的。現在蘇聯的首領，是頭號的首領掌握，但他要一死，則二號頭目人，共有幾個，必須互相火拼，等到他把那幾人弄死，他便掌大權作首領，他再一死，則三號頭目人，共有幾人又須火拼，世界有這樣的政府麼，偶而有之，也是未開化的民族，野蠻時代的辦法，他還不及梁山泊的宋江，晃蓋死後，宋江已經坐了頭把交椅，及盧俊義到山上，他還要讓一讓，雖然是假的，也還是面子，如今蘇聯連這點假面子都作不出來了。’他們雖然不以為這話為然，但也未駁辯，我又說：‘我固然是無兵權，無政權，不但不在黨，而且是手無縛雞之力，共產黨似乎不會收拾我，但我這種論調，共產黨能容麼？可是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各人有各人的意志，是不容易強同的。’”
齊如山離開北平（北京）乘飛機來到上海後，同樣面臨著抉擇，他想說服梅蘭芳離開上海，梅蘭芳卻勸說他不要去臺灣：“我同他說，剛才他們都相信上海人有辦法，且似乎有點興高采烈，所以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是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就是什麼人也收拾不了上海人，惟獨共產黨可以收拾上海人。這裏不是說上海人不好，是說上海人能對付人。他們想花錢買的上海獨立，那更是夢想，西洋各國中，固然有這種獨立的城市，但是蘇聯的政策，絕對不會有此。”
齊如山到臺灣後以戲曲研究安身立命，成為國學領域的一代宗師，留在大陸的梅蘭芳卻成為被養起來僅供御用的戲曲花瓶，再沒有創造出有舞臺生命力的藝術形象。而高崗、饒漱石、張聞天、彭德懷、劉少奇、林彪、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政治命運，充分證明中共政壇所盛行的其實是既劣勝優汰又野蠻血腥的權力遊戲，而不是所謂儒教的“禪讓”和“仁政”。自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迄今為止也沒有承諾把權力交接的決定權，交還到它所代表的最廣大人民的手中。單就孟子所講述的堯舜禪讓的故事，歷史文獻中也另有野蠻血腥的火拼版本，更何況堯、舜其人究竟是神話傳說中的虛構人物還是蠻荒時代的真實人物，至今也沒有考古的實證和最後的定論。康曉光用幾乎是子虛烏有的遠古傳說來印證現代社會的政治鬥爭，所玩弄的無非是董仲舒靠著裝神弄鬼來扮演至尊至大的帝王之師的舊把戲；他搬出傳統儒教為當下的最權力所提供的所謂合法性，只能是人工假設的癡人說夢般的合法性。
更進一步說，一個純粹文化人如果僅僅是以筆立言，一般還談不上以筆助孽，只是他一旦謀到智囊幕僚的位置，離刀筆殺人乃至於禍國殃民的喪心病狂，就只有一步之遙了。至於康曉光運用一整套人工假設的絕對天理式的假命題，通過“存天理滅人欲”的刀筆戲法對於普世性的民主法治的惡意詆毀，筆者也許會在另一篇文章中予以解剖，限於篇幅此處不贅。
－－轉載自《議報》第179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