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據中華网1月5日報道）2004年12月21日，浙江大學校方證實，著名作家金庸提出辭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職務。此前一月，金庸在深圳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在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收了几個博士生，不夠好，我現在也不教了，還把院長的官辭了。”
對此說法，金庸學生、浙大人文學院2003秋季博士生朱曉征女士通過《外灘畫報》發表聲明：“查先生(即金庸)辭去博士生導師職務，跟我反抗他的教育方式是有關系的。我希望与查先生和解。”至于其中內情，朱女士表示不愿多談。
然而《外灘畫報》記者通過多方調查了解到，金庸作為人文學院院長和古代史專業的博士生導師，其教學方式和學術水平，早已遭到浙大人文學院相關專業的部分教授和學生的批評，其博士生導師的資格評定，也存在著程序上的爭議。
此外，金庸辭職事件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浙大本身的范圍，成為當下學術文化界的焦點，有多名國內權威歷史學家向《外灘畫報》發表看法，對金庸在浙大的任教提出自己的觀點。
2004年12月28日，一場多年來罕見的風雪席卷杭州。街道上不時可見因打滑而相撞的汽車，西湖斷橋邊，觀景的人們卻排起了長隊。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所在的西溪校區就在西湖北面不遠，大雪使得校園异常沉靜。
1999年3月，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在當時被譽為文壇大師与名校學府的天作之合，也是金庸在學界獲得的最高認可。
這樁姻緣的主要牽線人——浙大前党委書記張浚生，向記者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那是1998年4月，剛剛從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職務退下來的張浚生回到母校，負責當時的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和浙江醫科大學四校合并事宜。9月新浙大成立后，領導班子決定向外聘請著名學者出任新組建的21個學院院長，而金庸就是被邀請的第一位。
張浚生和金庸的私交可追溯到1985年，當時張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分管聯系文化新聞界人士，認識了在文化界極為活躍的金庸，兩人交情甚好。因而當1998年張浚生在媒體上看到金庸表示有意投身學術研究，選擇目標是北大或者浙大時，立即寫信邀請他來浙大，金庸當即應允。
“查先生是大學問家，只不過他武俠小說家的名頭蓋過了學問家，我覺得請他來浙大做人文學院院長是最合适的。”張浚生說。
學生不夠好還是導師不夠好
出任院長以后，2000年，金庸獲得了浙大博士生導師的資格，2001年開始招收歷史系古代史專業的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后來又增加了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的“歷史和文學”方向，后者則是和在浙大做兼職教授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合招的一個博士點。
從2001年開始，金庸連續兩年未招博士生，直到2003年秋季，才招到首批3名博士生，這在當時引起了媒體廣泛關注。
42歲的盧敦基攻讀的是在職博士，他在考入金庸門下前就已經是浙江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作為成名學者重新投考博士，其成本可謂不菲，當時的盧敦基表示，“文化大家，胜于學術名家”，愿意花几年的時間，在先生的指導下好好做博士論文。
碩士畢業于山西大學中文系的王劍是曝光度最高的一名學生，曾被多家媒體稱為“俠女”、“小師妹”。相比之下，碩士畢業于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朱曉征則一向少与外界接触。
就是這三名學生，2003年10月，金庸在故鄉嘉興還對當地媒體表示：“他們都是高材生，非常优秀。”浙大人文學院党政辦公室主任何春暉也證實，金庸曾特別表揚盧敦基學術功底扎實，然而事隔僅一年，金庸的評价就變成了“不夠好”。
記者分別聯系了這三位博士，希望听取他們對此事的看法，盧敦基的回應是：“我是個很好說話的人，對此沒有什么想法。”
王劍的回應是：“謝謝你的關心，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訪。”
朱曉征則表示：“查先生辭去博士生導師職務，跟我反抗他的教育方式是有關系的。我希望与查先生和解。”
据一位了解情況的人士透露，金庸雖然是導師，但極少過問學生們的學業，除了帶他們參加過“華山論劍”、“南湖論劍”這樣的活動外，師生雙方一個學期只見一次面，每次聊上几個鐘頭，而正規的授課則從來沒有過。
當記者詢問盧敦基這一年從導師那里學到什么東西時，他笑笑回答：“不好說，呵呵，不好說。”
更令人不解的是，該人士告訴記者，金庸的博士生事前并未從金庸那里獲知任何關于他將辭職的消息，而是從网絡上看到相關新聞方才知道，過后几天才得到人文學院的正式通知，希望他們考慮更換導師。然而記者從金庸好友、北大中文系教授嚴家炎處獲知，早在半年前，金庸本人就打電話告訴他將會辭職；兩個月前，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大四學生王在陪同金庸到麗水參加“龍泉問劍”活動時，也听金庸說起過辭職的事。
“這是一种對學生極其不負責任的做法。”一位浙大人文學院的博士生說。
而金庸關于學生“不夠好”的說法更是在人文學院的博士生中引起了“公憤”。“你現在出去問，十個學生里面最少有九個都對這句話很气憤。”一位歷史系 2003級的博士對記者說，“學生都是他親自招的，就算不好，你可以批評，甚至可以讓他通不過論文，怎么也不該這樣一走了之，撒手不管。”
更多的受害者
“金庸辭職背后還有兩個犧牲者，其中之一是我。”2004年12月28日，陳洪波略帶無奈地說。
2004年6月，30歲的山東大學考古學專業碩士生陳洪波報考了金庸的博士，并于10月參加了考試。11月成績公布，各項都過了分數線。
然而正當他憧憬著成為金門弟子之時，11月中旬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科沈科長告訴他，金庸不招生了，沒辦法錄取了。問能否調給其他導師，答曰不行。
隨后，陳洪波稱，他和浙大各部門聯系多次，沒有結果，給校長書記寫信，也毫無消息。另外還有一個考生，也同樣被浙大拒之門外。
想起自己這半年來沒日沒夜复習，把金庸指定的書都買來研讀，跑了几千里路到浙江參加考試，陳洪波倍感气憤。
當記者就此采訪浙大人文學院副院長徐岱時，徐表示，最近几年人文學院的上線率很高，但每個導師都有一定的限額，總有大部分上線考生被淘汰，他是當時的面試官之一，而据他所知，陳洪波的專業課分數不高，就算金庸繼續在浙江大學，也不會被錄取。
陳洪波反駁說，報考金庸博士的一共就兩個人，兩個人都過線了，至少總可以留下一個，但現在是兩個人都被拒了。而且金庸早在9月就寫信向浙大校長潘云鶴提出辭職，但浙大不通知考生，讓考生過來參加初試复試，最后一句話就打發掉，這是對考生明目張膽的欺辱。陳洪波說，浙江大學2005年秋季博士招生簡章上導師欄仍然挂著金庸的名字，真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想的。
歷史系的抵制
陳新(化名)至今還清楚地記得2004年初听金庸講座的經歷，作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2003級博士生的他，也是至今惟一一次見到自己的院長。
“人很多，但是听著听著就不對了。”陳新舉了一個例子，金庸說宋代官員和皇帝議事時是坐著的，然而史料很清楚地記載著，官員与皇帝坐著議事這一制度正是在宋代取消的。“作為一個古代史的博導，具備這樣的常識是起碼的。”
而剛退休的浙大歷史系教授何忠禮的批評則直接得多：“金庸對歷史學基本不懂，讓他帶博士完全是誤導學生。”
何教授透露，當初浙大給金庸評博士生導師資格的時候，他曾參加過主要由歷史系老師組成的基層評議。“別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論文厚厚一疊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張空白表格上面寫著查良鏞三個字。”他和其他老師都拒絕進行這樣的評議，表示“由上級領導決定”。
最終，金庸仍通過了博導資格。
复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葛劍雄對此表示，國家教育部學術委員會對博導資格有明确的三點規定，一是當過教授，二是之前必須完整培養過1個碩士生，第三，在國內高校指導過博士生工作，金庸在這些方面是不符合規定的。他也听說浙江大學是強行通過金庸歷史博士生導師的，浙江大學歷史系內部的老師是反對的。
耐人尋味的是，目前几乎所有公開報道中，都只提到金庸的招生方向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金庸也多次自稱在浙大教歷史，但事實上金庸的三名博士有兩名是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只有一名是中西交通史專業。而歷史系甚至拒絕承認金庸在本系帶過博士，浙大古代史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長盧向前教授表示，歷史系目前沒有金庸的學生。
一位了解內情的人士告訴記者，金庸跟歷史系的關系一直很僵，歷史系前任領導在時，曾以金庸學生未參加歷史系統一的博士复試為由，拒絕將金庸的學生放在歷史系。
一個例子也證明了金庸跟歷史系關系的疏遠，作為浙大古代史研究目前的主要負責人，盧向前教授告訴記者，他從未与金庸會過面。曾經有一次他打算去听金庸的講座，儿子拿了一套《金庸全集》要求他要一個金庸的簽名，但講座人太多沒有去成，至今那套《金庸全集》仍然空白著放在家里。
盧教授表示听說過系里有一些質疑金庸先生學術不規范的說法，不過他自己倒是認為，學術界自學成才的例子也很多，不一定非要經過科班訓練，他和儿子一樣，也是金庸小說的愛好者。
金庸給浙大帶來了什么
目前，金庸的辭職申請仍然沒有被浙大批准，張浚生告訴記者，學校方面仍在極力挽留金庸，有可能達成一种折中，即院長不做，但仍然做博士生導師，最起碼把現在的三個博士帶完。無論如何，金庸近六年的院長生涯到此結束基本已成定局，而對于他的這一段經歷以及他給浙大作出的貢獻，也有不同的評价。
張浚生記得，他邀請金庸來浙大之初曾有過約法三章：一是對人文學院學科發展方向提出指導意見；二是帶博士；三是開講座。張浚生認為，金庸這三方面都做得很好。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徐岱認為，金庸給浙大帶來的財富是無法衡量的，在精神面貌上給浙大帶來了很大改變。在金庸先生擔任院長職務期間，曾邀請諸多國內外优秀學者到浙大講學，并舉辦過跨學科、高層次的大型人文國際會議，在學院管理上有其國際發展眼光。
對于一些老師學生對金庸學識的質疑，徐岱表示，人活著總是有爭議的，這非常正常。
浙大人文學院党政辦公室主任何春暉則認為，金庸每年都會回學校兩三次，每次呆上十天左右，他為人文學院做了許多工作。不過她也承認，查先生年事已高，具體工作已經不做了，目前人文學院的日常事務主要由常務副院長廖可斌主持。
即使是那些批評金庸的博士們也承認，向外人提到金庸是自己學院院長時，心中仍然會感覺到一絲榮耀。
而金庸一年至少一次的講座也已成為浙大的品牌之一，已從中文系畢業3年的俞連明至今仍能回憶起第一次听金庸講座時那种水泄不通的盛況。金庸自己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听他的講座需要買票，有些學生為了搞到票甚至要請客吃飯。
然而一個事實是，從1999年起，金庸每年都要出席各种”論劍”、授勛活動至少五六項，但在浙大由他推動和主持的學術活動卻屈指可數。何春暉也表示，金庸的主要學術活動就是給學生辦講座。
即使是熱鬧非凡的講座，也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大眾看明星的娛樂化傾向，而殊少學術交流的本來意義。
”金庸的一個問題是，他太希望以歷史學者的身份被人們記住，其實就憑他的14部小說，他已經足夠不朽了，何必還孜孜不倦地四處奔走追求聲名。”杭州作家、《金庸傳》作者傅國涌說，”如果他少參加一些不必要的公眾事務，而是安心在家頤養的話，他獲得的崇敬和好感要比現在多得多。”
2004年12月30日，杭州依舊風雪蕭然。記者來到浙大玉泉校區，浙大專門為金庸設立的辦公室在工商管理樓的二樓。這個辦公室已經設立了許多年，卻几乎沒有被使用過，走廊盡頭，一塊与眾不同的鍍金牌子鐫著”金庸辦公室”五個字。房門緊鎖，已經泛出鏽跡的門把手上，積了厚厚的一層灰塵。
(外灘畫報 作者：陸暉 金立鵬 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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