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對於共產黨這些“政治長子”來說，“左傾”、“右傾”已經與意識形態無關，而僅僅是權力運作的技術手段。
2004年年底，中國通過連續抓捕自由派作家和維權活躍人士終結了外界關於“胡溫新政”的種種幻想。盡管仍然有人願意通過把“胡溫”拆開來延續後江時代鼓勵起來的那種政治樂觀主義，但總的來說，更多人願意相信，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的言論自由將在胡錦濤主政伊始繼續被冷凍──毫無疑問，胡錦濤在延續江澤民主義的統治模式。
大致來說，江澤民主義在政治上主要特徵是：穩定壓倒一切；這裡的穩定包括兩方面的目標，第一是穩定既得權力，第二是穩定社會，壓制來自不同方向的政治抗議。在革命結束之後，共產主義產生領袖的辦法開始實施“政治長子繼承製”，這種非民主的內部規則，必然導致缺乏革命資歷及政治合法性的新領導人的權位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意識將促使新的領導人採取捍衛權力的連續反應。這種反應主要是針對體制內部的不滿進行權力安排。它基本上包括以下內容：首先，通過經濟投資和人事分封重新確定與軍隊的關係（包括繼續增加軍費開支），因為在這個體制下，軍事部門構成了權力的第一基礎。其次，通過反腐敗在體制內進行人事調整，即以權力利益為交易手段而在重要位置上安置自己人，並清洗掉異己力量在體制內的殘餘。第三，通過宏觀調控重新穩定上述政治安排所必須的經濟資源，因此在執政之初，將採取控制銀根為主的經濟政策（“宏觀調控”）。
目前胡錦濤遇到的問題與江澤民上臺伊始遇到的問題是一致的，因此在相當長時間內，穩定壓倒一切將是“執政能力”要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標。而針對社會上的抗議，“執政能力”就通過員警手段，並以人事危機為威脅，促使相關主管部門通過嚴酷鎮壓異議聲音和運動而表示效忠。起初，江澤民的政治恐懼感主要來自六四事件，這種“六四情結”導致了江澤民與鄧小平進行了7年的有效合作，以防止政治清算以蘇東的方式降臨中國。
對於胡錦濤來說，政治危機不僅包括六四問題，還包括江澤民時代留給他的其他三大政治遺產：一是“門前政治”（各地民眾在政府門前的抗議運動），二是網絡政治，三是法輪功。因此，胡錦濤對穩定的要求似乎顯得更加具有緊迫性，而在維護穩定方面，在壓制社會抗議方面，胡與江派力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存在合作關係。
“江澤民─胡錦濤”現象可以視為共產黨國家後革命時期權力繼承危機的經典表現。在這樣一種黑幫體制下，新的領導人將集中全部精力進行政治運作來穩定脆弱的權力，而不可能放手實施改革計劃。一般來說，權力鞏固需要兩三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這要視已經退位的前領導人如何介入政治、以及上述政治安排是否順利而定，經過這一腥風血雨的權力鬥爭，漸漸鞏固獨裁權力的新政權將在接下來有限的時間裡，開始樹立個人權威──即從鞏固權力轉向樹立權威。一般地說，成功進行了人事改造的黨，將支持這位新的獨裁者重新進行個人崇拜運動。當然，“戈爾巴喬夫的道路”是另外一種可能的選擇，但是考慮中國政治所製造的危機的不可妥協性，這條道路的希望甚為渺茫。
因此，我們看到胡錦濤正亦步亦趨地實踐江澤民的統治方式：上臺伊始強力“左轉”，其政治目的無法是為了鞏固權力。與此同時，人們也許仍將看到，在未來不久一種以“右傾反左”面目出現的“胡錦濤思想”將出臺。對於共產黨這些“政治長子”來說，“左傾”、“右傾”已經與意識形態無關，而僅僅是權力運作的技術手段：“左傾”是為了權力之初用穩定壓倒一切，“右傾”是為了通過政治表演獲得黨內外的掌聲，從而實現在“坦克壓倒一切”基礎上的意識形態統治。
在這一政治恥辱中，唯一留給評論家一點政治想像空間的是：權力安排引發的政治矛盾可能與社會抗議連成一片，這構成了這個黑幫政治瓦解的希望或政論的文學基礎。
2004年12月28日星期二
──轉自《人與人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