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6日訊】(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楠楠、蔡紅、齊月採訪報導)2004年12月13日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了“2005年中國經濟形勢發佈會”，專家們分別對2005年中國經濟社會形勢進行了分析與預測。預測2004年中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將略高於上年，GDP增長率將達到9.4％左右。專家們同時還預測2005年中國GDP增長將維持在8.9％左右 。對於中國每年的GDP持續維持在8-9%的增長速度,而中國的實際經濟形勢究竟如何，說法不一， 頗令世界關注。 對此，本台記者採訪了最早參與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員張先生。張先生參加了新加坡糧油期貨交易所的股票上市經紀人培訓。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工作多年後,張先生留學英國主攻經濟, 現定居加拿大。
張先生說: 中國的經濟好像很繁榮。感覺到中國的經濟是不是增長了？或者增長的幅度象（它對）世界所說的每年都百分之十、百分之七的幅度。我覺得這裏面浮誇的成分或水分的成分很大。因爲給我的感覺，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如果要是保持百分之七的增長幅度，我算了，應該從92年，鄧小平的講話也好或者是加大改革力度也好，到現在足足有十年多了，2002年就已經十年多了，要是每年經濟增長百分之十的話，現在中國的經濟應該翻了一番才對。那麽就是說，從當年的中國的勞動力，包括就業的職工、下崗的職工來講，當時是微乎其微。92年我想可能在座的也沒誰聽說有下崗的或者有失業的、待業的、自謀生路的，但現在不知翻了幾番，那麽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經濟增長反而下崗的職工卻增加了，而且也沒有看見中國有什麽高科技發生了。
張先生在分析造成職工下崗或者是失業的幾種原因時說:
一種是經濟轉型，經濟轉型的時期，由於原來的技術不適應新的經濟，他掌握不了這個技術，那他就有可能失業，這種失業就叫做暫時性的失業，加拿大也經常layoff(解雇)這樣的(工人)。那麽這時候他經過市場的培訓，或者以後提高自己的技能再就業，這種失業相當於中國的待業，這才叫真正的待業，這時候他等待更多的機會，再進入勞工市場，這是一種失業；還有一種失業，是永久性的失業。因爲高科技提高以後，打個比方來說，原來都是用手工或者是傳統的工業，現在都改用電腦來運作和操作，這些人是永遠都不可能適應這個勞動市場了，這種失業就是永久性的失業，是真正的失業。那麽就是說，肯定不會再有再就業的機會；還有一種失業，就是包括生老病死退休，這屬於正常自然的失業。那麽這三種失業，就算加起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十年，保持百分之十的增長的角度，到2002年應該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說，當年的勞動力就業市場，現在應該是翻一番才對，不應該是下崗。所以從這一點，我就懷疑中國的經濟增長象它所說的百分之十。這就是說，假如中國的高科技産業提高了，相當於象國外很多高新技術，或者是電腦技術也好，那麽提高的話，那麽我們在海外這麽多年，也沒看到中國有什麽高新技術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包括傳統的工業，汽車行業、IT行業，包括中國一些醫藥行業、航太行業，包括煉鋼煉鐵這些行業，沒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國哪一個方面，成爲世界之最，我也沒有看到。所以我覺得它這個經濟增長有很大水分在裏面。那麽造成這麽多失業的原因，我覺得還是中國政策的失誤，也就是共產黨政策失誤造成的。
張先生在分析共產黨政策失誤時說:當時中國搞扶植鄉鎮企業，把銀行有限的資金要去搞活鄉鎮企業。當時這個政策出於鄧小平之口，鄧小平說要扶植鄉鎮企業。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政策有問題。我們看到一些鄉鎮企業，他的技術能力，包括廠房設備，那要遠遠比首鋼、寶鋼、遼化呀，這些大型的工業公司，已經初具規模那些國家支柱性産業差很多，如果要這些要跟世界的強手去競爭，應該說三個世紀也完不成。那就是說，沒有必要把中國稀缺的資源，有限的資金，投入到那些根本就沒有發展潛力的行業中去，應該把有限的資金，當時就注入到中國的一個有發展後勁的有希望的産業中。比如說象首鋼也好，包括東北的鞍鋼、撫順的煤礦等等。給它搞一些深化的技術改革，哪怕是買一些先進的技術過來。這樣的話，你生産出來的産品才可以到國際的勞動力市場去競爭，提高競爭能力。你不應該把有限的資金去提高那些鄉鎮企業，而且，農民這些企業一旦發展起來，它是沒有規章制度可行的，這就像當年楚漢相爭一樣，一個打仗是循規蹈矩的跟你打，另一個就是劉邦，屬於流氓的打法，他根本就跟你沒有什麽章法而言，最後失敗的肯定是項羽而不是劉邦。鄉鎮企業跟國家大型企業競爭，同樣存在這個道理，如果他要想賣給你的話，他可以行賄受賄，或者經過一些特殊的渠道，使他的産品很有銷路。而國有企業，而你自己說了不算，屬於國家性企業，你也沒有這麽大的自主權，那麽你的産品一定是滯銷。滯銷的結果，就使得中國原來很強的有希望發展成爲世界頂尖的企業不斷的落後，而根本就沒有希望的企業所謂的“茁壯成長”，它怎麽成長都不可能跟世界很有名的大公司去競爭。
同時張先生在分析共產黨政策失誤時列舉了具體事例:
當年的第一汽車製造廠，第一輛紅旗轎車從那生産出來。這個企業流水線的確是規模很大。當年是蘇聯幫助建的，當時那個整體的廠房設備，包括他的技術人員包括他的研製車間都已經初具規模了，那這個時候你就應該把更多精力來研製中國的名牌，象韓國的現代、大宇這樣的名牌，搞出那麽一兩個，你的企業不就活了嗎？一個帶活了，那麽你相關的産業不就都搞活了？包括他的車條産業、車體産業、包括他的發動機製造等等這一系列，你會搞活一大堆的東西。你沒事去搞那些鄉鎮企業，根本就沒什麽希望。現在中國的鄉鎮企業有哪一個打入什麽世界領先的行業，一個都沒有，所以改革開放了十年，中國也沒有培養出來一個名牌，但是花的資金遠比現在大宇花的資金打造這個名牌一百倍以上還要多。因爲我聽說現代公司爲了打出北美和歐洲市場打開現代這個汽車，整整動用了20億美金的資産作宣傳打入這個市場。那麽我想中國改革開放十年，從92年開始到2002年可能動用的資金遠不止這個數位，但是卻沒有打出任何一個拳頭産品在世界競爭。所以，鄧小平這個政策，號召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是嚴重的失誤，這就造成當今現在這麽多的國有企業經濟不好、落後的原因。緊接著朱鎔基開始主抓中國的經濟和工業，朱鎔基上臺之後，我不講他的糧棉統購統銷，實踐證明也是失敗的。也不講他原來搞金融這部分。我就講最後朱鎔基把這個政策又加劇了，國有企業進一步惡化，他搞了一個廠長經理國有資産轉化，叫負責制。負責制完了以後就把國有資産私有化了，這個國有資産私有化就更加劇了中國大型企業包括支柱性企業更進一步惡化。最簡單的例子來說，國有資産不管怎麽說，他屬於國家資産，應該說他的産權歸國家所有，那麽他現在搞了幾個廠長經理，他可以任何一個藉口，說我這個廠虧損，那麽虧損的話，他可以私有化，私有化就所謂很少的資金就可以把這個廠買斷，買斷以後他就任意解雇職工。這是造成下崗職工更多的原因之一。實際這個原因是表面的，下崗職工多了，更深層的原因，使得中國更多的國有資産大量流失。原來中國發展一個公司也好或者一個企業也好，投入的資金可能是幾個億甚至是十幾個億，象一些大型的公司，它因爲種種的原因，鄧小平政策的原因，造成它經營不善，每年還在虧損，他們估算一下産值：一千萬。如果你能拿出一千萬，你就可以買斷。他都不需要生産，他只要把設備等賣掉，就能賣出八千萬來。然後根本就不需要生産他就賺了。如果社會上假如經濟這麽好搞的話，沒有一個人去經營，因爲不需要經營就有利潤，他只可以把這個東西賣掉，重新拿這個錢去搞別的。任何一個經濟學家，傻到一定程度的企業家都可能這麽做的，因爲它有利可圖。
張先生深刻地揭示出,在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的實質是:使得中國更多的當權者，領導層，加劇了他們的斂財的速度。
因爲作爲普通的工人，普通的技術人員，他沒有能力買這個廠，也沒有資格買，只有廠長或者黨委書記才可以買這個廠。應該說是得益的階層，既得利益的集團，他既然有這個能力，他本來做廠長經理時他已經有利可圖，那麽再有這個政策在後面給他加一把火，那麽他斂財的速度更快。，他可以把這個廠子買過來，他不需要經營生産，他只要把設備賣掉，他馬上就可以轉手賺錢。選廠長經理是黨委說了算，黨委認爲哪一個人適合作廠長就哪一個人作廠長。所以他是不是懂技術懂業務，這無關緊要，他只要是黨委認爲他可靠，這人老實厚道聽黨的話，就可以作廠長。這種人我想買了廠以後也沒什麽經營。所以我想就是因爲這些既得利益的階層，由於有這個先決的條件，他可以買斷這個公司這個廠，他就馬上就把他原來，原來實際上他已經斂了很多財了，在這個位置已經撈了不少好處了，那麽現在他的好處急劇增加，急劇膨脹。朱鎔基這個政策的出臺，第一個是葬送了中國的國有企業，國有資産大量流失，流到個人手裏。打個簡單的比喻，相當於我有一個大house（房子），因爲我很懶，我也不去收拾屋子，很髒，我請了一大堆保姆或者打掃衛生的，打掃完了我頂多付他點工錢，我能不能把這個house(房子)都給他？如果我要說我請了幾個保姆把這個房子打掃完了，把這house(房子)都給他了，大家肯定以爲我精神有問題。那反過來想一想，朱鎔基這個政策的出臺跟這個有什麽區別呢？找了幾個人管理了一下，結果房子都給他了。房子是我的産權，我可以付給你工資，可以付很高的錢給你，因爲你幹活了，你付出辛苦了，你把我的房子打理的很好，但是房子還是我的，並不是你的。那我不能說把我的房子給你。這種政策的出臺，我覺得他朱鎔基本人來講，絕對是欠缺經濟學的眼光，因爲這是國有資産，這是國家資産。說穿了，這是所有工人的資産，也並不是國家的資産，應該是包含每一個職工，都有一份産業在裏面，他都有股份。因爲作爲一個股份制企業，廠長經理負責以後就轉化變成股票上市，作爲每一個職工都有他的份，因爲這個廠子就是所有職工創造出來的。如果你要賣的話，也應該分成不同的股份。可以賣，不是不可以賣，賣掉然後分到每一個人手裏。不能說你廠長賣了以後，變成你一個人的公司，變成你一個人的産業，這不是掠奪是什麽？實際這是一種強盜的邏輯。
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爲，中國要想轉變經濟增長的模式，關鍵在體制的轉變。
經濟學人全球編輯總監法蘭克林憂心的指出，「中國經濟風險對明年全球經濟發展的衝擊，是最值得關注的！」中國要讓經濟軟著陸的難度非常高，「因爲軟著陸需要一個成熟的自由市場機制，但中國並沒有這樣環境。」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天下縱橫》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