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6日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楠楠、蔡红、齐月采访报导)2004年12月13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了“2005年中国经济形势发布会”，专家们分别对2005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进行了分析与预测。预测2004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略高于上年，GDP增长率将达到9.4％左右。专家们同时还预测2005年中国GDP增长将维持在8.9％左右 。对于中国每年的GDP持续维持在8-9%的增长速度,而中国的实际经济形势究竟如何，说法不一， 颇令世界关注。 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最早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张先生。张先生参加了新加坡粮油期货交易所的股票上市经纪人培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多年后,张先生留学英国主攻经济, 现定居加拿大。
张先生说: 中国的经济好像很繁荣。感觉到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增长了？或者增长的幅度象（它对）世界所说的每年都百分之十、百分之七的幅度。我觉得这里面浮夸的成分或水分的成分很大。因为给我的感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如果要是保持百分之七的增长幅度，我算了，应该从92年，邓小平的讲话也好或者是加大改革力度也好，到现在足足有十年多了，2002年就已经十年多了，要是每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十的话，现在中国的经济应该翻了一番才对。那麽就是说，从当年的中国的劳动力，包括就业的职工、下岗的职工来讲，当时是微乎其微。92年我想可能在座的也没谁听说有下岗的或者有失业的、待业的、自谋生路的，但现在不知翻了几番，那麽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经济增长反而下岗的职工却增加了，而且也没有看见中国有什么高科技发生了。
张先生在分析造成职工下岗或者是失业的几种原因时说:
一种是经济转型，经济转型的时期，由于原来的技术不适应新的经济，他掌握不了这个技术，那他就有可能失业，这种失业就叫做暂时性的失业，加拿大也经常layoff(解雇)这样的(工人)。那麽这时候他经过市场的培训，或者以后提高自己的技能再就业，这种失业相当于中国的待业，这才叫真正的待业，这时候他等待更多的机会，再进入劳工市场，这是一种失业；还有一种失业，是永久性的失业。因为高科技提高以后，打个比方来说，原来都是用手工或者是传统的工业，现在都改用电脑来运作和操作，这些人是永远都不可能适应这个劳动市场了，这种失业就是永久性的失业，是真正的失业。那麽就是说，肯定不会再有再就业的机会；还有一种失业，就是包括生老病死退休，这属于正常自然的失业。那麽这三种失业，就算加起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十年，保持百分之十的增长的角度，到2002年应该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说，当年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现在应该是翻一番才对，不应该是下岗。所以从这一点，我就怀疑中国的经济增长象它所说的百分之十。这就是说，假如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提高了，相当于象国外很多高新技术，或者是电脑技术也好，那麽提高的话，那麽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也没看到中国有什么高新技术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包括传统的工业，汽车行业、IT行业，包括中国一些医药行业、航太行业，包括炼钢炼铁这些行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哪一个方面，成为世界之最，我也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经济增长有很大水分在里面。那麽造成这么多失业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中国政策的失误，也就是共产党政策失误造成的。
张先生在分析共产党政策失误时说:当时中国搞扶植乡镇企业，把银行有限的资金要去搞活乡镇企业。当时这个政策出于邓小平之口，邓小平说要扶植乡镇企业。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政策有问题。我们看到一些乡镇企业，他的技术能力，包括厂房设备，那要远远比首钢、宝钢、辽化呀，这些大型的工业公司，已经初具规模那些国家支柱性产业差很多，如果要这些要跟世界的强手去竞争，应该说三个世纪也完不成。那就是说，没有必要把中国稀缺的资源，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那些根本就没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中去，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当时就注入到中国的一个有发展后劲的有希望的产业中。比如说象首钢也好，包括东北的鞍钢、抚顺的煤矿等等。给它搞一些深化的技术改革，哪怕是买一些先进的技术过来。这样的话，你生产出来的产品才可以到国际的劳动力市场去竞争，提高竞争能力。你不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去提高那些乡镇企业，而且，农民这些企业一旦发展起来，它是没有规章制度可行的，这就像当年楚汉相争一样，一个打仗是循规蹈矩的跟你打，另一个就是刘邦，属于流氓的打法，他根本就跟你没有什么章法而言，最后失败的肯定是项羽而不是刘邦。乡镇企业跟国家大型企业竞争，同样存在这个道理，如果他要想卖给你的话，他可以行贿受贿，或者经过一些特殊的渠道，使他的产品很有销路。而国有企业，而你自己说了不算，属于国家性企业，你也没有这么大的自主权，那麽你的产品一定是滞销。滞销的结果，就使得中国原来很强的有希望发展成为世界顶尖的企业不断的落后，而根本就没有希望的企业所谓的“茁壮成长”，它怎么成长都不可能跟世界很有名的大公司去竞争。
同时张先生在分析共产党政策失误时列举了具体事例:
当年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辆红旗轿车从那生产出来。这个企业流水线的确是规模很大。当年是苏联帮助建的，当时那个整体的厂房设备，包括他的技术人员包括他的研制车间都已经初具规模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更多精力来研制中国的名牌，象韩国的现代、大宇这样的名牌，搞出那麽一两个，你的企业不就活了吗？一个带活了，那麽你相关的产业不就都搞活了？包括他的车条产业、车体产业、包括他的发动机制造等等这一系列，你会搞活一大堆的东西。你没事去搞那些乡镇企业，根本就没什么希望。现在中国的乡镇企业有哪一个打入什么世界领先的行业，一个都没有，所以改革开放了十年，中国也没有培养出来一个名牌，但是花的资金远比现在大宇花的资金打造这个名牌一百倍以上还要多。因为我听说现代公司为了打出北美和欧洲市场打开现代这个汽车，整整动用了20亿美金的资产作宣传打入这个市场。那麽我想中国改革开放十年，从92年开始到2002年可能动用的资金远不止这个数位，但是却没有打出任何一个拳头产品在世界竞争。所以，邓小平这个政策，号召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严重的失误，这就造成当今现在这么多的国有企业经济不好、落后的原因。紧接着朱镕基开始主抓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朱镕基上台之后，我不讲他的粮棉统购统销，实践证明也是失败的。也不讲他原来搞金融这部分。我就讲最后朱镕基把这个政策又加剧了，国有企业进一步恶化，他搞了一个厂长经理国有资产转化，叫负责制。负责制完了以后就把国有资产私有化了，这个国有资产私有化就更加剧了中国大型企业包括支柱性企业更进一步恶化。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国有资产不管怎么说，他属于国家资产，应该说他的产权归国家所有，那麽他现在搞了几个厂长经理，他可以任何一个借口，说我这个厂亏损，那麽亏损的话，他可以私有化，私有化就所谓很少的资金就可以把这个厂买断，买断以后他就任意解雇职工。这是造成下岗职工更多的原因之一。实际这个原因是表面的，下岗职工多了，更深层的原因，使得中国更多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原来中国发展一个公司也好或者一个企业也好，投入的资金可能是几个亿甚至是十几个亿，象一些大型的公司，它因为种种的原因，邓小平政策的原因，造成它经营不善，每年还在亏损，他们估算一下产值：一千万。如果你能拿出一千万，你就可以买断。他都不需要生产，他只要把设备等卖掉，就能卖出八千万来。然后根本就不需要生产他就赚了。如果社会上假如经济这么好搞的话，没有一个人去经营，因为不需要经营就有利润，他只可以把这个东西卖掉，重新拿这个钱去搞别的。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傻到一定程度的企业家都可能这么做的，因为它有利可图。
张先生深刻地揭示出,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实质是:使得中国更多的当权者，领导层，加剧了他们的敛财的速度。
因为作为普通的工人，普通的技术人员，他没有能力买这个厂，也没有资格买，只有厂长或者党委书记才可以买这个厂。应该说是得益的阶层，既得利益的集团，他既然有这个能力，他本来做厂长经理时他已经有利可图，那麽再有这个政策在后面给他加一把火，那麽他敛财的速度更快。，他可以把这个厂子买过来，他不需要经营生产，他只要把设备卖掉，他马上就可以转手赚钱。选厂长经理是党委说了算，党委认为哪一个人适合作厂长就哪一个人作厂长。所以他是不是懂技术懂业务，这无关紧要，他只要是党委认为他可靠，这人老实厚道听党的话，就可以作厂长。这种人我想买了厂以后也没什么经营。所以我想就是因为这些既得利益的阶层，由于有这个先决的条件，他可以买断这个公司这个厂，他就马上就把他原来，原来实际上他已经敛了很多财了，在这个位置已经捞了不少好处了，那麽现在他的好处急剧增加，急剧膨胀。朱镕基这个政策的出台，第一个是葬送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流到个人手里。打个简单的比喻，相当于我有一个大house（房子），因为我很懒，我也不去收拾屋子，很脏，我请了一大堆保姆或者打扫卫生的，打扫完了我顶多付他点工钱，我能不能把这个house(房子)都给他？如果我要说我请了几个保姆把这个房子打扫完了，把这house(房子)都给他了，大家肯定以为我精神有问题。那反过来想一想，朱镕基这个政策的出台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找了几个人管理了一下，结果房子都给他了。房子是我的产权，我可以付给你工资，可以付很高的钱给你，因为你干活了，你付出辛苦了，你把我的房子打理的很好，但是房子还是我的，并不是你的。那我不能说把我的房子给你。这种政策的出台，我觉得他朱镕基本人来讲，绝对是欠缺经济学的眼光，因为这是国有资产，这是国家资产。说穿了，这是所有工人的资产，也并不是国家的资产，应该是包含每一个职工，都有一份产业在里面，他都有股份。因为作为一个股份制企业，厂长经理负责以后就转化变成股票上市，作为每一个职工都有他的份，因为这个厂子就是所有职工创造出来的。如果你要卖的话，也应该分成不同的股份。可以卖，不是不可以卖，卖掉然后分到每一个人手里。不能说你厂长卖了以后，变成你一个人的公司，变成你一个人的产业，这不是掠夺是什么？实际这是一种强盗的逻辑。
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要想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关键在体制的转变。
经济学人全球编辑总监法兰克林忧心的指出，“中国经济风险对明年全球经济发展的冲击，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国要让经济软着陆的难度非常高，“因为软着陆需要一个成熟的自由市场机制，但中国并没有这样环境。”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下纵横》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