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7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 网路异議人士歐陽懿坐牢兩年出獄剛一個月﹐大紀元記者辛菲新年之初採訪了他﹐歐陽懿談了有關獄中情況﹑心理感受﹑現狀打算﹑對中共時局和前途的看法等問題。
歐陽懿現年36歲，曾是四川中學教師，活躍的网路异議人士，四川人權民運人士﹐曾在网路上發表過大量的政論文章﹐也參加過一系列爭取人權民主呼吁釋放良心犯的簽名活動。歐陽懿因此至少被非法關押過3個月，并多次遭到公安警察的拘傳、抄家，1999年甚至全家被赶出居住地，歐陽懿并從此丟失了教師的工作。
2002年 11月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來自中國十几省市的192名异議人士聯名發表了『致中共十六大公開信』， 提出恢复前總書記趙紫陽的人身自由，為『六四』事件平反，釋放政治良心犯，人大批准人權公約等要求。歐陽懿參与了公開信初稿的起草。成都市司法机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指控把歐陽懿判刑2年。多名參与聯署的人士先后被捕和入獄，包括西安的趙常青、上海的桑堅成和北京的何德普等。歐陽懿于2002年12月4號被捕，2004年12月4號被釋放。
獄中情況
歐陽懿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詳述獄中輾轉情形﹕「被關押的兩年中﹐我被關過兩個派出所和三個看守所。2002年12月4日剛被抓的那天晚上﹐我被帶到府青路派出所﹐警察對我實行疲勞審訊﹐一個警察打我﹐我警告他說﹕自89年從事民主運動以來﹐還沒人打過我。你是警察﹐你知法犯法﹐把你的名字﹑警號告訴我﹐你要向我道歉。僵持了2個小時﹐他退下去了。」
「第二天﹐我被帶到蒲江縣公安局霖雨派出所關了25天﹐那個地方很小﹐天氣又冷﹐他們向我施加壓力。我被秘密關押﹑審問。隨後我被送到四川看守所﹐在那裡關押了55天。他們說我不配合﹐要我認罪﹐我說﹕我沒犯罪﹐只是提提意見﹐不違法。他們隨後把我送到成都市看守所﹐和刑事犯關在一起受虐待﹐長期關押﹐一直那裡關押了一年多。」
「他們沒有查到什麼證據﹐拖了一年零四個月﹐不好交待﹐硬是給我判了2年。我想上訴﹐但是上訴改判的可能性很小﹐因為這是來自高層的命令。他們說我提到胡耀邦﹑趙紫陽﹐不給領導面子﹐一定要打壓。」
「我被關在三大隊﹐那裡是臭名昭著的『惡人穀』﹐關了一些殺人搶劫的人。關押的地方空間極小﹐48平方米住30多個人﹐多的時候住將近40個人﹐其中包括2﹑3個死刑犯﹐混合關押。看守倒是不為難我﹐我可以看看書﹐偶爾到10平方米的放風場走一走。和死刑犯關在一起﹐心裡壓力很大﹐他們情緒很不穩定﹐不知道他突然會做出什麼行為。有一次﹐一個死刑犯和牢頭發生衝突﹐他就24小時地攻擊我﹐讓我沒法睡覺。」
「一直都沒能和家人見面﹐直到2003年5月19日離開看守所到了轉運站﹐大概一個多星期後﹐好心的牢頭同情我﹐就假裝說我是『盜竊犯』﹐讓我和家人見了一面。6月10日﹐我又被轉入彭州市看守所﹐關了100天﹐曾被牢頭體罰。和家人見過幾次面。」
「2004年9月22日﹐據說國際人權組織要到看守所見我﹐了解情況。警察就想把我轉回成都市看守所﹐不讓人權組織了解真實情況﹐後來聽說他們阻撓成功﹐我就沒有再被轉回成都市看守所﹐直到12月4日出獄。」
出獄插曲
12月4日出獄前一天﹐歐陽懿的妻子羅碧珍和兒子專程由遂宁赶到成都，准備于第二天上午到監獄迎接丈夫出獄。不過，她們等了數小時仍見不到歐陽懿，因為成都和遂宁國家安全局人員早于周六清晨6時半，就把歐陽懿強行帶上車，离開成都監獄帶往遂宁。
歐陽懿說﹕「國安不希望我留在成都，与當地朋友見面，所以預先把我帶走。早上6點半，成都和遂宁的國安和監獄領導，強行把我押回老家，故意不讓我的家人知道。我的妻子在那里等我，結果不見人。到了遂宁后，我給她們打電話，她們才赶回遂宁，當時已是中午12點。」
四川重慶以及其他地區大約十幾位民運人士﹑異議人士﹐原定于當日到成都看守所迎接歐陽出獄﹐由于事前得到警方接送的消息﹐取消了計劃。
他出獄時被警告﹕「不要亂說亂動。」
家人的承受和朋友的關心
歐陽懿說﹕「妻子和兒子比我吃的苦大多了﹐精神﹑經濟上壓力很大。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很難維持生存﹐又很擔心我。爺爺奶奶在40公里外﹐90多歲沒人照顧﹐還有我父母﹑她父母。她也面臨隨時下崗。我父親每天喝酒﹐母親嘆息﹐奶奶照顧爺爺﹐一直把我被捕的事情瞞着他。妻子不敢去看他們﹐怕受不了﹐讓9歲的兒子﹐騎自行車40公里去看他們。」
歐陽懿表示﹕「最令人感動的是海內外朋友的關心。這期間﹐很多人關心我們﹑問候我的家人﹐有寄明信片的﹐有打電話的。每聲問候﹑每份感情﹑每份關注﹐都令人感動。」
他舉了個例子﹕「有一個小伙子﹐在成都打工﹐每個月也就賺500-600塊錢﹐經常給我妻子打電話﹐鼓勵她。每月還給我妻子寄50元。對我妻子說﹕『我只能寄這麼多﹐但是我必須要寄﹐請你千萬要收下﹐不要拒絕。』」
歐陽懿表示他會通過文字把這些感人的事情記下來﹐題目是﹕「別樣的中國﹕土豆﹑麵包和水」。這個題目是根據歷史故事。當初﹐一些伐木工人幫助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政治犯﹐在窗臺上放上馬鈴薯﹑麵包和水﹐幫助逃亡的人繼續逃亡。
歐陽懿說﹕「在這裡﹐向所有關心良心犯的朋友們表示問候和深深的祝福。」
近期打算
歐陽懿說﹕「我本來就沒犯罪﹐早該放出來了。我做的事﹐沒做錯。無愧于一個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過去做得不好的﹐爭取做得更好。」
「一如既往﹐在此基礎上更加卓有成效地做些事。」他表示近期打算待在家裡﹐寫些東西﹐賣文為生﹐靠寫作維持生計。
先行者的付出
歐陽懿說﹕「出獄後聽說近期發生的一些事情﹐中共又抓了一些人﹐感到兩年多﹐該進步的還是沒進步。但是現在抓了人﹐關注的人更多了﹐大家彼此關心﹐有事互相通氣﹐出事大家都知道。」
他表示﹕「聽到朋友被抓的消息很沉重。在國際國內形勢下﹐中共放一﹑兩個人﹐又不斷地抓人進去。有名的人﹐呼籲聲大一些﹐境況會好一些﹐但是更多的人只是在監獄中苦熬。國際社會的關注很重要。」
他接着說﹕「在中國極權社會﹐付出是必須的﹐犧牲很大﹐特別是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重要的是﹐大家從他們身上吸收精神上的力量﹑勇氣和道義。」
中國的希望在民間
歐陽懿說﹕「我對『胡溫新政』不抱幻想。政府有政府的作法﹐我們作為公民應有我們的作為。社會進步更多地看我們能做什麼。國民實行自己的權力﹐制約政府。我們應該堅持自己的權力﹐持續向政府施加壓力。」
他表示﹕「中國的希望和前途﹐在於民間維權意識﹐要靠民間力量。誰也不能相信﹐一切靠自己。我們寄希望于政府開明﹑靠中央改良的這種想法很幼稚﹐這不符合現實﹐說明對政治﹑權力認識太膚淺。絕對的權力意味着絕對的利益﹐當局不可能讓步﹐應該強調民間的作用。」
他接着說﹕「極權政府主要有兩個工具﹕恐懼和遺忘。如果我們民眾消除恐懼﹑避免遺忘﹐那中共政權就走到盡頭了。」
《九評》與退黨
歐陽懿說﹕「《九評》和退黨在國內反響很大。我覺得《九評》寫得很好﹐說出了很多真相﹐提醒我們﹐讓我們知道很多東西。我曾經也想寫類似這樣的東西﹐一直沒機會﹐現在有了《九評》﹐我暫時不用寫了。」
歐陽懿指出﹕「退黨與民眾覺悟有關係。除了體制內的為了一官半職﹑蠅頭小利的人﹐誰願意入黨﹖誰從精神上願意信仰共產主義﹖更多人需要真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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