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网路异议人士欧阳懿坐牢两年出狱刚一个月﹐大纪元记者辛菲新年之初采访了他﹐欧阳懿谈了有关狱中情况﹑心理感受﹑现状打算﹑对中共时局和前途的看法等问题。
欧阳懿现年36岁，曾是四川中学教师，活跃的网路异议人士，四川人权民运人士﹐曾在网路上发表过大量的政论文章﹐也参加过一系列争取人权民主呼吁释放良心犯的签名活动。欧阳懿因此至少被非法关押过3个月，并多次遭到公安警察的拘传、抄家，1999年甚至全家被赶出居住地，欧阳懿并从此丢失了教师的工作。
2002年 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来自中国十几省市的192名异议人士联名发表了‘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 提出恢复前总书记赵紫阳的人身自由，为‘六四’事件平反，释放政治良心犯，人大批准人权公约等要求。欧阳懿参与了公开信初稿的起草。成都市司法机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把欧阳懿判刑2年。多名参与联署的人士先后被捕和入狱，包括西安的赵常青、上海的桑坚成和北京的何德普等。欧阳懿于2002年12月4号被捕，2004年12月4号被释放。
狱中情况
欧阳懿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详述狱中辗转情形﹕“被关押的两年中﹐我被关过两个派出所和三个看守所。2002年12月4日刚被抓的那天晚上﹐我被带到府青路派出所﹐警察对我实行疲劳审讯﹐一个警察打我﹐我警告他说﹕自89年从事民主运动以来﹐还没人打过我。你是警察﹐你知法犯法﹐把你的名字﹑警号告诉我﹐你要向我道歉。僵持了2个小时﹐他退下去了。”
“第二天﹐我被带到蒲江县公安局霖雨派出所关了25天﹐那个地方很小﹐天气又冷﹐他们向我施加压力。我被秘密关押﹑审问。随后我被送到四川看守所﹐在那里关押了55天。他们说我不配合﹐要我认罪﹐我说﹕我没犯罪﹐只是提提意见﹐不违法。他们随后把我送到成都市看守所﹐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受虐待﹐长期关押﹐一直那里关押了一年多。”
“他们没有查到什么证据﹐拖了一年零四个月﹐不好交待﹐硬是给我判了2年。我想上诉﹐但是上诉改判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是来自高层的命令。他们说我提到胡耀邦﹑赵紫阳﹐不给领导面子﹐一定要打压。”
“我被关在三大队﹐那里是臭名昭著的‘恶人谷’﹐关了一些杀人抢劫的人。关押的地方空间极小﹐48平方米住30多个人﹐多的时候住将近40个人﹐其中包括2﹑3个死刑犯﹐混合关押。看守倒是不为难我﹐我可以看看书﹐偶尔到10平方米的放风场走一走。和死刑犯关在一起﹐心里压力很大﹐他们情绪很不稳定﹐不知道他突然会做出什么行为。有一次﹐一个死刑犯和牢头发生冲突﹐他就24小时地攻击我﹐让我没法睡觉。”
“一直都没能和家人见面﹐直到2003年5月19日离开看守所到了转运站﹐大概一个多星期后﹐好心的牢头同情我﹐就假装说我是‘盗窃犯’﹐让我和家人见了一面。6月10日﹐我又被转入彭州市看守所﹐关了100天﹐曾被牢头体罚。和家人见过几次面。”
“2004年9月22日﹐据说国际人权组织要到看守所见我﹐了解情况。警察就想把我转回成都市看守所﹐不让人权组织了解真实情况﹐后来听说他们阻挠成功﹐我就没有再被转回成都市看守所﹐直到12月4日出狱。”
出狱插曲
12月4日出狱前一天﹐欧阳懿的妻子罗碧珍和儿子专程由遂宁赶到成都，准备于第二天上午到监狱迎接丈夫出狱。不过，她们等了数小时仍见不到欧阳懿，因为成都和遂宁国家安全局人员早于周六清晨6时半，就把欧阳懿强行带上车，离开成都监狱带往遂宁。
欧阳懿说﹕“国安不希望我留在成都，与当地朋友见面，所以预先把我带走。早上6点半，成都和遂宁的国安和监狱领导，强行把我押回老家，故意不让我的家人知道。我的妻子在那里等我，结果不见人。到了遂宁后，我给她们打电话，她们才赶回遂宁，当时已是中午12点。”
四川重庆以及其他地区大约十几位民运人士﹑异议人士﹐原定于当日到成都看守所迎接欧阳出狱﹐由于事前得到警方接送的消息﹐取消了计划。
他出狱时被警告﹕“不要乱说乱动。”
家人的承受和朋友的关心
欧阳懿说﹕“妻子和儿子比我吃的苦大多了﹐精神﹑经济上压力很大。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很难维持生存﹐又很担心我。爷爷奶奶在40公里外﹐90多岁没人照顾﹐还有我父母﹑她父母。她也面临随时下岗。我父亲每天喝酒﹐母亲叹息﹐奶奶照顾爷爷﹐一直把我被捕的事情瞒着他。妻子不敢去看他们﹐怕受不了﹐让9岁的儿子﹐骑自行车40公里去看他们。”
欧阳懿表示﹕“最令人感动的是海内外朋友的关心。这期间﹐很多人关心我们﹑问候我的家人﹐有寄明信片的﹐有打电话的。每声问候﹑每份感情﹑每份关注﹐都令人感动。”
他举了个例子﹕“有一个小伙子﹐在成都打工﹐每个月也就赚500-600块钱﹐经常给我妻子打电话﹐鼓励她。每月还给我妻子寄50元。对我妻子说﹕‘我只能寄这么多﹐但是我必须要寄﹐请你千万要收下﹐不要拒绝。’”
欧阳懿表示他会通过文字把这些感人的事情记下来﹐题目是﹕“别样的中国﹕土豆﹑面包和水”。这个题目是根据历史故事。当初﹐一些伐木工人帮助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在窗台上放上马铃薯﹑面包和水﹐帮助逃亡的人继续逃亡。
欧阳懿说﹕“在这里﹐向所有关心良心犯的朋友们表示问候和深深的祝福。”
近期打算
欧阳懿说﹕“我本来就没犯罪﹐早该放出来了。我做的事﹐没做错。无愧于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过去做得不好的﹐争取做得更好。”
“一如既往﹐在此基础上更加卓有成效地做些事。”他表示近期打算待在家里﹐写些东西﹐卖文为生﹐靠写作维持生计。
先行者的付出
欧阳懿说﹕“出狱后听说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中共又抓了一些人﹐感到两年多﹐该进步的还是没进步。但是现在抓了人﹐关注的人更多了﹐大家彼此关心﹐有事互相通气﹐出事大家都知道。”
他表示﹕“听到朋友被抓的消息很沉重。在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共放一﹑两个人﹐又不断地抓人进去。有名的人﹐呼吁声大一些﹐境况会好一些﹐但是更多的人只是在监狱中苦熬。国际社会的关注很重要。”
他接着说﹕“在中国极权社会﹐付出是必须的﹐牺牲很大﹐特别是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大家从他们身上吸收精神上的力量﹑勇气和道义。”
中国的希望在民间
欧阳懿说﹕“我对‘胡温新政’不抱幻想。政府有政府的作法﹐我们作为公民应有我们的作为。社会进步更多地看我们能做什么。国民实行自己的权力﹐制约政府。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权力﹐持续向政府施加压力。”
他表示﹕“中国的希望和前途﹐在于民间维权意识﹐要靠民间力量。谁也不能相信﹐一切靠自己。我们寄希望于政府开明﹑靠中央改良的这种想法很幼稚﹐这不符合现实﹐说明对政治﹑权力认识太肤浅。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利益﹐当局不可能让步﹐应该强调民间的作用。”
他接着说﹕“极权政府主要有两个工具﹕恐惧和遗忘。如果我们民众消除恐惧﹑避免遗忘﹐那中共政权就走到尽头了。”
《九评》与退党
欧阳懿说﹕“《九评》和退党在国内反响很大。我觉得《九评》写得很好﹐说出了很多真相﹐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我曾经也想写类似这样的东西﹐一直没机会﹐现在有了《九评》﹐我暂时不用写了。”
欧阳懿指出﹕“退党与民众觉悟有关系。除了体制内的为了一官半职﹑蝇头小利的人﹐谁愿意入党﹖谁从精神上愿意信仰共产主义﹖更多人需要真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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