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7日訊】第二章 言論自由的力量與實現過程
１２ 推進言論自由的根本途徑
一旦深刻地把握住了我們的現實所具有的這種由歷史造成的、或許是獨一無二的特點，那麼我們就不難尋找出相應的解決辦法了。
既然悲劇根源之一在於我們沒有經歷發現言論自由原則的經驗過程，那麼我們就應該補上它；既然多數人不懂得這一原則的含義與價值，那麼我們就必須闡明它；既然連我們自己也不過是在這十年浩劫中嚐到了木匠戴枷的滋味後才懂得關於言論自由的種種道理，那麼我們就應當現身說法，用一種充分講理的態度說服那些不明此理的人們。言論自由是需要繼續爭取的，所謂「爭取」，它的真正意義就是讓更多的人民理解它、掌握它。
夾生飯也並非全無好處。至少，恐怕沒有幾個人，不論其掌握多大權力，敢於公然否認言論自由。同時，僅僅憑著別人討論一下甚麼叫言論自由，就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確實也不容易辦得到。即使有人硬是這麼做了，那只會引起更多的人們對言論自由問題的關切與研究，引起相當多的正直人士的強烈不滿，使得一意孤行的當權者處於十分為難的境地。最後，一朝冤獄平反，言論自由原則就會真正深入人心，廣大人民獲得教益將不再是掌握某一個具體觀點而已，而是掌握了言論自由本身，那或許倒會加速言論自由實現的進程也未可知。
這就是推進言論自由的根本途徑。
言論自由權是公民的第一項權利。每一個公民都應該懂得甚麼叫言論自由。一個公民，可以不懂外語，不一定精通哲學，沒有必要非理解甚麼叫形象思維，但他必須清楚地知道甚麼叫言論自由。人們大可以在諸如思維與存在有無同一性之類問題上爭論不休、各持己見，但是他們必須對言論自由原則有著共同的領悟。一旦發生了權力侵犯言論的事情，人們就會在反對因言治罪這一立場上表現出不約而同的一致。權力存在於何處？權力存在於共同行動著的人們之中。退一步講，即令大部份人的反對沒能通過一致行動充分表示出來（那必須依賴建立某些機構），僅僅是表現在他們內心信念的改變，換言之，即使當權者鎮壓言論的行為未能引起公開的一致的反對，只是造成了當權者在廣大人們心中道義上的破產，那也是一個相當大的轉變了。其實在這種情況下，稍微明智一點的當權者都會發現運用手中強權鎮壓不同意見的確是下策了，如果我們還能進一步完善各種機構，那麼法律條文就更能表現出它們的作用和力量來了。人類歷史已經證明用法律治理社會是可以得到的，一切悲觀主義都是既無理論根據又經不起實踐檢驗的。
１３ 續前 民主的悖論
上節我們指出，推進言論自由的根本途徑，就是讓更多的人理解它掌握它。所以我們認定它是根本途徑，那是基於我們對民主本身得以實現的因素進行研究的結果。
我們知道，民主的一個原則是多數決定，民主的另一個原則是保護少數。可是，這兩條原則有時會產生一種矛盾，可能出現一種極為令人窘迫的情況：假若多數人通過決議，把不同意見的少數人定為反動派而加以取締，那該如何是好呢？
這可稱之為民主的悖論。經驗告訴我們，那些主觀上以為堅持民主、實際上背離民主的地方，常常是以這種方式誤入歧途的。如果說一個可靠的民主制不應當依賴於當權者是否具有民主意識，但是，的的確確，它要依賴於大多數人民有無民主意識。所以，除非多數人能夠理智地對待持不同意見的少數人，否則民主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令人不安的是，至今還有那麼一些人，在對待他們認為是反動、有害的言論時，表現出和過去一樣的極左態度，務必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這從另外一個方面提醒我們，必須有力地推進言論自由原則。千萬不可忘記，我國政治民主的基地還必須有待進一步加固。魯迅先生說得好：「戰鬥當首先守住營壘，若專一衝鋒，而反遭覆滅，乃無謀之勇，非勇也。」這個營壘就是言論自由。如果大多數人對於他們所贊成的觀點、作品，尚不加以保護，自然表明這個營壘根本沒有築成。可是，如果大多數人僅僅會保護他們贊同的觀點、作品，而不去保護那些他們反對的觀點、作品，同樣表明這個營壘尚未築成。因此，築成一座真正守得住的營壘確實是「首先」當做之事，萬萬不可掉以輕心。也許，在廣大人民中間深入不斷地進行闡明言論自由的工作並不是很富於刺激性的事情，但是，我們必須踏踏實實地去做，這才是治本之道。
１４ 勇敢與明智
普希金在談到俄皇葉卡德琳娜二世時說：如果說政治就是利用人們的弱點加以管理的藝術，那麼她可以算得上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這句話從某種意義上揭穿了專制統治的奧妙。人們的弱點是甚麼？高爾基有句名言：人類最大的敵人就是他自己意志薄弱和愚蠢。反過來，我們也就懂得實現民主的秘密了，那就是勇敢和明智。
人類為了進取，勇敢是第一個品質要求。實行言論自由，就是要抵抗強權對言論的壓制，這本身就是一種意志上的較量。不論法律條文多麼明晰，不論政治機構如何完善，它們本身畢竟是不能行動的，他們唯一的動力就是人們的決心。既然誰也不能擔保當權者永遠個個懂得正確地運用權力，那麼要保護言論自由的唯一手段就是：使那些企圖濫用權力的當權者從親身經歷中知道，一旦他們侵犯了言論權利，一定會遭到堅決的抵抗。除此之外，我們別無其他保障。法律條文不過是為一切珍視民主的人們提供一個集合點，促使人們提高警惕、引起重視而已。民主是件麻煩事，它不能一勞永逸。它時時需要爭取，歷來有待爭取，並永遠需要保衛。如果我們面臨侵犯言論權利時只是沉默而不公開表示反對，等於默認失敗。即使在多數人不懂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少數懂得這一原則的人也應該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雖然，這種反對可能總被多數票所否定，但這種反對本身就是有價值，這種促人感奮，促人思索，從而推動了言論自由原則的深入，或多或少對權力形成一種有益的牽制。由於這種反對，主要關係到權力應否鎮壓言論，而與那種面臨取締的言論本身並無直接聯繫，所以它比較容易守住自己的立場。不用說，這也是需要勇氣的。我們應該想到：那些專制主義者們為了實現其奴役人民的惡毒意願，表現出一種亡命之徒的冒險精神；難道我們熱愛民主的人民就不能在更美好更正當的信念鼓舞下，表現出比對方更強的意志力量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勝利，中國人民的兩次解放，無一不是通過英勇頑強的鬥爭換來的。魯迅說得好：要求絕對安全，監獄裏最合適。愛因斯坦說得好，如果德國的知識份子都寧肯坐牢也不宣誓忠於希特勒，那麼德國的悲劇就不會重演。歷史一再證明，忍讓決非萬能苟且未必能偷生。這種教訓切切不能忘記。
民主需要勇氣，但它又不能完全依賴於勇氣。恰恰相反，只有在實現民主而無需拋頭灑血的情況下，民主才算是有了更廣泛的基礎。民主制的價值本來就在於通過和平的途徑，不付出或儘量少付出血的代價，去贏得必要的社會改革。因此在實現民主的過程中，明智同樣至關重要。實際上，嚴格意義上的勇敢本來就與明智分不開。我們不僅要敢於堅持真理，還要善於堅持真理。這對於民主進程的最初階段，意義格外重大。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能不能善於堅持真理，堅持民主，乃是民主能否順利發展的關鍵。
要明智，就意味著必須尋找出這樣一種原則，，人們無需乎多少深奧的知識就能領會它，無需多少勇氣也敢於堅持它，這個原則是那麼簡明、正確，以至於絕大部份人，不論他們其他見解有多少差異，都很容易一致表示贊同，並且不害怕公開表明這一點。同時，這一原則還必須具有穩步推進的特性，能夠為以後的發展開拓道路。
德國哲學家康得說：我不能說出所有我相信的東西，但是我不去說那些我不相信的東西。這當然不是一種英雄氣概，不過它卻表明了一個雖然缺乏勇敢，但畢竟不失正直的人所可以採取的立場。通常人們總認為在強權面前只可能有兩種選擇：要麼捨命反對，要麼任隨擺佈。事實是並非如此。那正像強權本身一樣，並不是只存在著要麼絕對正確要麼絕對錯誤這兩種性質的強權。我們應該，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必須，為相當一部份正直、善良、具有常識，但不一定思想深刻、懷有正義卻未必甘為一種信念獻身的人們，提供一個原則立場，使他們能夠成為維護民主的長城，而不是成為專制的幫兇，也不僅僅滿足於台下的看客。如果找不到這麼一種原則，少數優秀人物的孤軍奮戰不過是一曲曲壯烈的悲劇，民主的實現只能靠偶然的契機，而且勢必經受不起真正的風浪。如果說專制在於利用人們的弱點，那麼民主就必須發揚人們的優點。關鍵在於要為具有一般智力與勇氣的常人提供一個他們既容易領悟，有不害怕公開堅持的原則，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這個原則能夠維護人們的基本權利，又能夠為民主的發展開闢廣闊的前景；它應該是整個民主的基礎，並永遠不會崩塌。依我們看，這個原則就是言論自由。
理論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它的意義有二：一是揭示真理，唯有真理才能鼓起最多的人們的最大勇氣；二是揭示事物的內在邏輯，喚起更多的人們的更大注意。人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重於感情、輕於理智，只顧當時，缺乏遠見，這些是他們陷於悲劇的重要原因，一旦他們懂得了言論自由的真義，看清了實行因言治罪的必然後果，他們就不會去充當「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中的螳螂，決不願意扮演木匠戴枷中的木匠；他們決不會在強權的最初進攻時麻木不仁、消極順從，更不會推波助瀾，充當工具。他們就會在最容易挫敗專制的時候挫敗專制，在最容易保全民主的時候保全民主。在這一進程中，那種堅定、自信、理智和踏實的情緒會越來越佔上風，我們就可以蔑視絕望的心情，鼓勵進行嚐試與努力，並哺養希望。
１５ 選 擇
當專制主義的堅冰被打破，人民從普遍的歡欣之感中冷靜下來以後，他們發現了，他們面前竟有著那麼多的分歧和麻煩。如果說人們當初曾經過高的估計了「四人幫」的實力的話，那麼他們後來又總是過低的估計了「四人幫」留下的苦難。思想上的紛亂是顯而易見的，這正是專制主義饋贈的最大遺產。誠然，專制主義的罪惡引起了絕大多數人對民主的憧憬，但是，專制主義畢竟不是民主的預科班，在實現民主的道路上，依然是障礙重重，荊棘叢生。有些人抱怨車子走得太慢，有些人則抱怨太快，有些人擔心誤入歧途，有些人則力主拉回倒轉。現實向人們提出的問題比人們能夠即時解決的要多得多。一切有識之士都不懷疑，我國目前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歷史有如人生，其關鍵處，往往只有幾步。
回顧過去，在某些重大問題上，我們曾經做過不正確的選擇，其結果有時是災難性的，所謂災難性，不僅在於隨著時間的流逝，錯誤選擇所造成的損失會越來越嚴重，而且還在於那種被誤選上的結構本身，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越來越牢固。換言之，過去的錯誤選擇常常有這樣一種奇怪的性質，即錯誤犯得越嚴重，那個導致錯誤的原因就越難糾正。結果差不多總是非等到錯誤犯到頂不可。歷史有時候是不容轉身的窄巷子，你只要開頭選擇時不小心而誤入歧途，那麼途中你就幾乎沒有改正的機會，只有沿著那條錯誤的胡同走到底，直到新的岔口才容你重新選擇。例如三年前結束掉的那場浩劫，其原因早在二十三年即已露端倪，在這一過程中，多少志士仁人的努力都未能扭轉。由此我們應當總結兩條經驗教訓：一是要在選擇關頭儘量集思廣益，二是力爭在選定後仍留有日後改進的餘地，恐怕歷史已經不會再給我們以機會又取犯那種災難性的大錯誤了。
這兩條經驗，說到底，仍是一個民主問題。這並不奇怪，民主的優越性就在於，它使一個社會富於彈性，善於變化，易於適應各種挑戰，便於進行自我調節，恰恰能夠避免那種一旦走錯路，必須走到底的殭化頑症。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就更容易看清楚在當前的選擇中，應該把民主置於何種地位了。
１６ 民主與現代化的關係
民主與現代化究竟是甚麼關係？目前不少同志認為是「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我們非常贊同這個認斷，因為，它是正確的。從實踐中粗淺地考查，這個口號確實起到了良好作用，它促使那些僅僅想過好日子的人也注意到健全民主的必要。然而，我們倘從理論上嚴格推敲，這種提法便顯現出種種值得商榷之處。不澄清這一點也許會留下某些隱患。事實是，我們知道，有些人對人民中要求進一步講民主的呼聲是有看法的。譬如說，他們就未必贊同真的搞言論自由，然而他們確實希圖國家富強。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一問題略作討論。
誠然在「四人幫」那套封建專制下，現代化是絕對實現不了的。但是應該看到，「四人幫」型號的專制主義不僅屬於最極端的一種專制主義，而且也屬於最粗糙最低能的一種。歷史告訴我們，還存在一些不那麼極端而較有效率的專制類型，甚至還有一種同樣極端、然而仍具有效率的專制。在這些型號的專制下，實現現代化並非不可能，而且，還曾經一度被不少人認為是更簡捷、更有效。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鐵血宰相俾斯麥治下的德國，在作為發達國家崛起的過程中，並沒有依靠一種富於民主的制度。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無疑是歷史上最極端的專制政權之一，但它卻迅速地造成了相當雄厚的經濟實立。當代的蘇聯，從很多方面衡量都應該認為是現代化了，但它的政治就很難稱得上民主。儘管蘇聯的思想文化界狀況，較之「四人幫」禁錮下的中國思想文化界，確實要開明得多。然而，就以言論自由作一個尺規吧，那裏的情況顯然也是很不妙的，另一方面，印度的民主至少比納粹德國多得多，可是它卻從未把自己的經濟力量發展到那麼可觀的地步。這些事例雖然不一定普遍，但確實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其實，一直有人公開或暗地裏認為專制比民主更為可取，尤其是在使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迅速發達的起飛過程中，一小批堅強有力、富有遠見、緊握大權的領導者，通過「強迫把羊群趕進牧場」的專制手段，較之於聽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實利益所在的蕓蕓眾生漫無節制的要求、變化無常的意見，更能夠取得直截了當的成功。這種見解曾經是很流行的，。我國長期以來對民主建設的輕視，無疑與這種見解大有關係，研究近代史的同志指出：在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民主革命過程中，要求民主自由的呼聲總是被要求富國強兵的呼聲所淹沒。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然而，這種情況所帶來的後果卻幾乎只有一種：既沒有達到民主自由，也沒有實現富國強兵。對於這種情況的原因及後果進行一番考查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在中國，改革的思想所以席捲全國，朝野回應，大都是基於國力衰敗這一眼前人人不容躲避的直接現實。一套專制的統治方法只是在它把經濟搞到一團糟的地步時才無力拒絕改革。因而在改革勢力中，共同點僅在於力圖國家富強，其中總有一部份人並沒抱有民主的理想。其次，儘管不少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了政治上的不民主是導致經濟貧弱的原因，強烈要求革新政治，但是在如何革新方面卻沒有一個富於戰略眼光的比較一致的意見。這一點也許是致命的。改革之風最初能衝破那麼嚴重的障礙而獲得大勢，本來表明它是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成功的，但是這些改革卻要麼夭折流產，要麼搞成虎頭蛇尾，從而失去了前進的勢頭，那顯然跟人們採取的計劃、步驟大有關係。到後來，連許多喜歡民主的改革派都認為，應把富國置於民主之先，把民主的鞏固與發展寄希望於經濟發達之後，因而造成了民主的停滯。
可見，要真正明確民主與現代化的關係是非常重要又非常複雜的課題。
我們並不否認歷史上曾有過不民主而現代化的事例，但是對於這種現象我們要提出以下兩個方面的批評。
一、專製造成的經濟發展是痛苦的，因為它勢必伴以殘酷的迫害；是畸形的，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為了虛榮而犧牲繁榮；是短暫的，因為它不利於調動人們的首創精神；它缺乏有效的自我調節，因而到頭來總是日益加強了那個越來越異化的專制機器。這種發展形式的最高成就就是造成了一個軍事強國。而人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卻是處於遠遠不相稱的水平。它必然導致日復一日的停滯與腐化，或者通過一場對外冒險，或者是勉強維持一個外強中乾的架子，最終仍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歷史上一切靠專制手段發達起來的國家，倘若它成功了的話，都無法擺脫這最終的命運！今天，這個規律仍然在起作用，甚至還縮短了它的運行週期。依靠專制而獲得經濟起飛的令人迷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專制能夠創造效率的神話已經破產了。無怪乎今天欣賞這一套辦法的人比過去少得多了。
二、還有一個必須澄清的問題：人類是否僅僅追求經濟的發展？抑或還有其他的、甚至更高的要求？民主不但有促進生產的好處，而且它本身自有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人性的全面和諧的自由發展並不是一句空話。因此，放棄民主去換取經濟進步，必將貽害無窮。
值得指出的是，由於不少人習慣於低估以至否認民主本身的價值，僅僅當作是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用來刺激經濟的手段，這就導致了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奇怪現象：每當經濟處於困難時期，民主就講得多一些，一旦經濟恢復了，「左」的思潮就會喧囂起來，民主就又遭冷遇或厄運。不少人只是把民主視為權宜之計，視為對過分惡劣的專制加以有限的矯正。回顧從建國到「四人幫」垮臺的二十餘年，專制的色彩竟然是越來越濃，這恐怕就不僅僅是民主講多了或講少了的問題，難道它不表明我們不少同志對民主的估計是多麼的不當嗎？
民主是一個過程。民主的實現程度與生產力發展程度有著急密切的關係。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但是我們應當避免一種機械論，似乎在一定的經濟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種唯一的政治形式與其相對應。不少聰明人告訴我們，鑒於我國目前的生產力水平，現有的民主已經是非常之完美了，因而進一步的民主要求都是不合時宜的，當務之急是安心搞四化，等等，我們感到這個結論未免太輕率了些。
從歷史上看，那些最早奠定民主制形式的國家，當初的生產力水平都並不發達，那裏的工業革命都發生在民主制建立之後而並非之前。相反，很多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卻依然保留著一種專制形式，那裏的專制形式非但沒有因工業化而有所削弱，反而藉著工業化的力量變得更為牢固。單以社會主義類型的國家為例，屬於發展中國家的南斯拉夫就比超級大國蘇聯更為民主。就以蘇聯自身為例，列寧領導下的，經濟還很落後的早期蘇聯，比起今天的蘇聯也要民主得多。因此，我們既沒有充分的根據認定：目前我們的民主就已經達到了現實生產力水平所能允許的最大極限，也沒有充分的根據相信：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就注定會更民主些而不是更專制些。
一定的經濟水平，決定了政治變化的上限與下限。在給定的區間之內，選擇仍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不民主的因素不一定總是能通過經濟增長而自行克服，相反，經濟成功有時反而會掩蓋住它們，甚至悄悄地強化著它們。考慮到這兩層，我們有必要把句點改為逗點，再繼續一番思考。
１７ 續 前 關於步驟問題
那麼，在我國目前的經濟文化狀況下，應當如何處理好現代化與民主的關係呢？怎樣保證我們既實行必要的社會控制，又鼓勵充分的個人主動呢？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須知，一個無能的民主制並不比一個開明的專制好一些，無政府狀態和法西斯獨裁差不多一樣壞。一位研究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狀況的學者說：二十世紀的一個大問題就是處理好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關係問題。這種說法或許值得考慮。尤其是，當前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深刻的改革，那恐怕就比在平時更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集中權力。加上整個國家如大病初癒，難以承受太大的顛簸。這一切都使得我們在如何推進民主時不得不進行更周密的考慮。
但，儘管如此，民主還是一定要搞的。否則，我們就是舊病復發，忘記了全部歷史教訓。為了不重蹈前人覆轍，出路在於切實地加強民主。我們不應該操之過切、求之過全，但我們必須為民主奠定一個立於不敗之地的基礎，保證民主大勢能與日俱增，永不失其前進的勢頭。這就要求讓人民真正享有一種任何權力也無法剝奪的政治權利—首先，就是言論自由。這是最起碼最基本的權利。無論某些人多麼喜歡嚴格的紀律，多麼愛好行為的一致，多麼不願意給地方或個人以稍多一點自由行事的機會，他都沒有理由反對言論自由。因為言論自由本身並不與任何一種有正當理由的（即使這種理由還不全面）集中、計劃、紀律、法制相矛盾。無論如何，在言論上的百無禁忌和在行為的強化法紀完全可以並行不悖；正如在「四人幫」治下的中國，言論上的毫無自由與實際事務中的無政府狀態可以同時存在一樣。所以，沒有任何根據可以否認言論自由。換言之，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不論在其他方面有多少意見分歧，在言論自由問題上則應該有統一的認識。
過去，我們在逐步推進民主方面是做得不大成功的。好幾次以擴大民主為宗旨的運動，到頭來竟以縮小民主為結局，終點居然落到起點之後的。期間原因頗堪玩味。依我們看，首先是事先對擴大民主後引起的麻煩估計不足。由於我們每一次擴大民主，都是鑒於前一段時期民主太少而造成了種種弊端，正像一個久病的人僅僅是深感體弱多病之後才決意鍛練身體，因而乍一鍛練，必然產生許多難堪的反應。雖說事先有所估計，一旦反應紛至遝來，難免不動搖畏卻。出於應付臨時事變的權宜之計，常常把民主置之一旁。這裏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於步驟方面：由於事先難以判斷究竟可以採取哪些「放」的措施，面臨突然實行民主而產生的大量反應，人們很難搞清楚哪些是正常的反應，哪些反常得失反應，於是不能確定哪些措施當硬著頭皮堅持，哪些措施當適當修正以致撤回。正像那個參加鍛練的人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該繼續堅持下去呢，還是該減少運動量？說不定他甚至還會懷疑：由於他天賦體質弱，也許不去鍛練而在家中靜養才是最好的辦法呢。這樣，原來強大的民主潮流就可能發生分裂，一些人把麻煩歸於民主還太少造成的，另一些人則認為是民主已經太多。本來就不喜歡民主的那派意見自然又會喧鬧起來，在這種局面下，傳統的思想便往往佔了上風。道理很簡單：繼續以致更進步「放」下去，許多人心裏沒有底；誰知道會引出甚麼樣的局面；而退回原來軌道或者是大部份退回原來軌道，雖然不是理想的途徑，但畢竟有過去的經驗在，至少有一種可以預料可以控制的穩妥之感。如果說一部份同志不顧已經取得的勝利還不鞏固，仍一味向前衝的話，那麼更多的同志則是在現實的麻煩面前大踏步後退，以致於把應該並可以守住的陣地也丟掉了。其結果自然是民主的勢頭被衝斷，舊的傳統力量重又站穩了腳根，人們又一次品嚐到希望破滅的沮喪。正是鑒於過去的教訓，我們才不得不意識到：在確定了方向之後，步驟就成了決定成敗的關鍵。照我們看來，言論自由就是整個進程的第一步。只要更多的同志致力於落實第一步的工作，那麼我們才能有足夠的把握，衝出原地兜圈子的歷史徊流，穩步駛向寬闊的未來。
１８ 改革與限制權力
一場深刻的改革要得以進行，必須握有權力；但如果它要獲得真正可靠的成功，卻又必須獲得獨立的活力，使其在失去權力時仍舊能發展，至少也要能保得住自己，以便重新積累力量再行創造權力。特別是在一個舊傳統過分悠長，保守力量過分頑固的地方。改革力量倘若不具有無需權力庇護，而仍然能生存發展的獨立自主力量，幾乎注定要失敗的。因此，立志改革者當然要盡力維護那個將大規模改革付諸現實的權力，同時也一定要注意為自己建立起一個可靠的根據地。應該在加強權力的有效職能的同時，為防止權力的濫用而設以必要的限制。從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必須說：改革成功的標誌就在於：改革派能夠不托庇與權力而存在和發展。那些不贊同改革、不贊同現代化的人，即使掌握了大權，他們也不能扼殺改革的主力；相反，改革的力量卻能夠通過正常的程式而不必採取非常的手段重新獲得前進。
這就要求人們在進行改革時，必須時時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假如掌權者背離了正確路線怎麼辦？沒有權力不一定就沒有辦法，正如有權力並不一定有辦法一樣。如果我們把這樣一種深刻的、決非一蹴而就的改革的成功繫於領導者的正確無誤和權力的理想傳遞上，那便是系千均於一發，把一切建築於偶然性之上。
韓非子說：「夫聖人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把這些話從君主本位立場轉到人民本位的立場上來看，還是頗有價值的。梁啟超指出：「言仁政（技人治—引者）者，只能論其當如是，而無術使之必如是。」這種批評很深刻。如果我們只能說領導者應當如何應當如何，卻沒有實際的措施以保證領導者必須如此而不能如彼，那當然就很靠不住了。
近代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改革也許要算英國一六八八年的所謂「光榮革命」了，如果說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那麼英國一六八八年的妥協卻是一次成功的妥協，根據當時英國資產階級並不十分強大的實力來看，那場改革所取得的恐怕達到了資產階級力所能及的最大限度。這一成就從表面上看並不顯赫，但非常紮實。以後英國政治經濟的直線式發展以及國內長達三百年之久的穩定，都顯示了這場變革的成功，比起大革命後長期動盪起伏的法國，比起彼得一世改革後的俄國、明治維新的日本、俾斯麥之後的德國，都具有一些很明顯的優越性。這場改革與眾不同的特點就在於它具有強烈的的民主色彩，沒有依賴，也沒有導致獨裁專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於它始終注意了給權力以必要的限制。一六八九年的「權利法案」和一七Ｏ一年的「王位繼承法」明確肯定了臣民的某些看來很平常、實則最基本的不可剝奪的政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那以後，英國固然也有過一些無能或貪權的君主，保守以致反動的黨派也曾統治過國會，但他們畢竟都沒能改變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蓬勃發展的趨勢。（當然，隨著資本主義走向壟斷即帝國主義階段，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全面反動，這是另一個問題了。）
沒有遠見的地方，其國家必滅亡。由進行改革的人們自己對那個推進改革的權力給予必要的限制，這是一個需要遠見卓識的舉動。對於一個我們真誠擁護的權力，需不需要監督？可不可以批評？應不應該防止其濫用權力？這確實是對我們政治遠見的鑑定，也是對我們政治品質的考驗。左傾思潮所以能長期風行，那是和不少人的投機心理分不開的。有些人故意採取一種過頭的，超出原則的左的立場。不超出原則不足以出人頭地、引人注目，不過頭不足以顯示立場堅定、愛憎分明。以這種廉價的、故作姿態的手段去嚇唬老實的人，打擊誠實的人，誣陷正直的人。歷史事實毫無例外的證明：當一個政權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後，它最危險的敵人必然是來自上面那一類。一個公開的、守法的政治上的反對派都比那種人有用得多。在這種大奸若忠的攻勢面前卻步，放棄對原則的恪守，放棄對法制的貫徹，是一種自食其果的政策。列寧有句著名的論斷：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這一點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有些同志習慣於認為限制權力就是削弱權力，民主多了集中就會少。這是一種片面的形而上學的見解。須知，人世間不可能有萬能的權力，任何權力都有其鞭長莫及之處，顧於此者必失於彼。限制權力，嚴格地說，明確權力的行使範圍，當然會減少權力對那個範圍之外的影響，但是它卻可能加強權力對其範圍之內的效能。換言之，一個明智的有限的權力，常常是更有效的權力。
這層道理並不複雜，然而十分重要。體刑罰為例，刑罰過於苛刻，人們對於它只有恐懼之心而更無羞恥之感，那麼這套刑罰就再不能維持幾天了。濫扣「反革命」帽子，尤其是給很多好人扣上「反革命」帽子到頭來真正的反革命就不那麼臭了。如果權力忘記了自己本身是有限的，如果它只根據自己的好惡，對那些不應該或沒有必要壓制的事物施用威權，必然導致當壓制那些應當壓制的事物時，也得不到下面的自覺支援而陷於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地步。然而，糟糕的是，這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局面又常常使某些當權者得出錯誤的結論，以為這是法紀鬆弛、民主太多造成的，於是變本加厲地濫用權力，形成一種真正惡性循環。應當看到，如果權力在真正必要的場合出現，人們會擁護它，配合它，從而使權力有效地發揮職能；但是如果它在人們都感到多餘甚至有害的地方出現，人們就會抵制它，至少，他們會敷衍它、欺騙它，用各種消極手段磨耗它。問題在於，如果權力總是堅持要在不受歡迎的地方出現，那麼，人們就會把那套軟辦法應用於它出現的一切場合，包括那些真正必要的場合，其結果，權力在表面控制一切，實際上誰也沒真正控制住。輪子似乎在正常轉動，但汽車卻根本沒有前進，輪子不過在原地打滑而已，全部能量都變成「內耗」了。
斯賓諾莎早就指出：實行因言治罪，對壞蛋和蠢才的心理並無影響，對心地寬厚的人，對正直認真的人才有影響。這確是一個事實。那些假公濟私、投機取巧、怠惰消沉、狡猾世故以及愚昧麻木者們，才不會去發表那些不合領導者口味的意見呢。他們有以不變應萬變的萬全之策，任你上邊甚麼觀點來了，他口頭上一概支援，在行動則是能撈一把就撈一把，能鑽一下就鑽一下，能躲得掉就躲掉，實在沒辦法的就敷衍；企圖用因言治罪來整治這些人的法紀效率是十足的無效。只有正直認真的人們才會受因言治罪的打擊，只有心地寬厚的人們才會因此而憤懣不平。一旦好人遭了整，人們就會越來越蔑視法紀，以對抗法紀為勇敢，以躲避法紀約束為機智，把鑽空子視為樂事，把守紀律視作無能。這都是亂用權力所必然導致的後果。不對權力加以必要的限制只能造成惡性的職能衰退。
結論是很清楚的。為了防止權力濫用，防止權力變質，同時也為了更加有效地發揮其應有職能，我們必須明確權力的行使範圍。其中最起碼的一條就是確認言論權利不容侵犯。有些人，一提起加強法紀治安，首先就想到鎮壓不同意見，用放棄「信」的辦法去增加「威」，縱使見效一時，也必貽患無窮。除非我們認識到給權力以必要的限制和讓權力能有效的發揮功用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否則我們必然成為形而上學的犧牲品。
１９ 一定要讓言論自由原則深入人心
我們在這裏千言萬語，只是要表明一個意思：一定要實現真正的言論自由。一定要讓言論自由的原則深入人心。無論人們對民主的理解還有多大分歧，無論人們對實行民主有多少審慎的顧慮，無論人們在其他方面有些甚麼不同的觀點，在實現言論自由的這一點上，大家總是可以沒有甚麼疑義的吧。讀者不必贊同我們的每一個論據，但是希望他能支援言論自由這個總的論點。當前最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深入不懈地闡明言論自由，真正讓它在中國人民心中紮下根來。回顧這些年來，中國的禁錮言論，無論就深度、廣度，都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不論是政治還是科學，不論是公開會議還是私人生活，凡是人們言論可能涉及到的一切內容，有哪種不曾當作審查與懲罰物件？從白髮蒼蒼的老年人到幼稚的小孩子，從弛名中外的學者到目不識丁的老農，凡是有嘴能說話的一切人們，有哪一類能逃脫因言治罪的魔掌？五花八門，層出不窮的變相專政，到法院公開宣判的死刑判決，凡是能用來摧殘人們肉體與精神的一切手段，有哪一種沒有向那些無非是說了幾句話的人們施行過？誰要是統計一下這些年來因言獲罪的總人次，那一定是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數位！愚蠢已到達了頂點，災難已經達到了高峰。受難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橫糟壓迫。普遍的迫害帶來了新的和解，普遍的軟弱形成了新的力量，普遍的悲觀產生了新的樂觀，普遍的絕望喚起了新的希望。空前的歷史倒退為真正的歷史進步提供了空前的機會。以致我們可以這樣說：因言治罪、思想罪、文字獄，這一套血腥專制主義政策，已經演完了它的最後一幕，它已經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尤其是在年青的一代中徹底破了產！普列漢諾夫根據辯證法，提出了歷史的對立原理，給我們觀查人民的社會心理、揣度群眾的共同情緒指出了一條科學的線索。今天的中國人剛剛擺脫了那場浩劫，傷痕尚在，血跡猶存，對專制有深切的痛恨，對民主有熱烈的追求，對因言治罪這一套法西斯手段懷有極大的義憤與敏感。值得慶倖的是，人們並沒有盲目樂觀，以為今後就必定是千年盛世，這就足以使他們保持警惕。
是的，不應該盲目樂觀。周密的理論思考必須慮及最好的可能。歷史並不缺乏機會，但是現實中卻常常缺乏認識機會的人。沒有甚麼事情是注定要實現的，除非人們為之奮鬥。進步不一定能戰勝倒退，除非我們抓住了事物根本一環。如果我們希圖做的事情太多，很可能導致力量分散而一事無成；另外，如果我們不堅持全力去不懈地努力，那麼本來可以得到的事情也不一定辦得到。深入闡明言論自由，它既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麼簡單，似乎值不得再花大力氣去做；也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麼複雜，似乎根本就無實現的可能。我們希望一切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有識之士，對言論自由這個問題都能給予更大的關切。
２０ 「這裏就是羅陀斯，就在這裏跳躍吧」
長期以來，我們在痛苦中思索著。我們思索著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問題，特別思考了「言論自由」的問題。我們懷著進行任何科學研究所必需的嚴肅精神，努力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切方面。在思考中，我們清算了不起自己的種種幼稚與偏見。在研究中，我們決不迴避那些令人不快的反面論據。我們得出了上述結論。我們深信：實行言論自由是實行民主的最基本的標誌。在健全與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時，必須把言論自由置於首要的地位。實行言論自由的根本途徑就在於深刻全面地闡明它的含義與價值，堅持不懈，使之真正深入人心，捨此別無第二條道路。儘管形勢可能發生種種變化，儘管客觀事實有許多複雜困難之處，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在其他許多方面採取更穩健、更審慎的措施，但一定不要動搖對言論自由的信念。
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近三十年後，重又提出了言論自由的老問題。這並沒有甚麼可奇怪之處。無產階級革命，正像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樣：「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彷彿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在做一遍；它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圖的不徹底、弱點和不適當的地方；它們把敵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為了讓敵人從土地裏吸取新的力量，並且更加強壯地在它們面前挺立起來一樣；它們在自己無限雄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往後退卻，一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情況為止，那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
『這裏是羅陀斯，就在這裏跳躍吧！
這裏有玫瑰花，就在這裏跳舞吧！』」
結 語
在談到讀書時，拿破侖說過，要記住應該記住的，忘掉應該忘掉的。對待過去的歷史，恐怕也應該如此。個人的恩恩怨怨可以忘掉，但用血和淚換來的教訓卻必須牢記。
我們的理想是：通過我們頑強不懈的努力，讓言論自由的原則真正深入人心，在中國紮下根來，我們的子孫後代，應該生活在這樣的土地上，他們能自由地想、自由地說、自由地寫作。那時，他們可能會奇怪，怎麼還會有這種時代，單單是說了幾句話就招來殺身之禍？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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