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7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申華採訪報導)英國人胡潤編製的2005年中國「百富榜」已於10月12號公佈，上榜的400位富豪共擁有6,000億元的財富，相當於中國去年GDP的6％。過幾天，幾個分行業的富豪榜也將公佈。
富人的故事再度成為中國媒體和大眾關注的焦點。但是，中國還有一億多的弱勢人群，還有吃不飽飯、看不起病的窮人，還有個人正當權益受到權貴非法踐踏、正義得不到聲張的人們，他們卻很少得到中國媒體和大眾的關注。旅居加拿大的中國學者任不寐和四川作家冉雲飛告訴記者申華，受中國政府嚴密控制的媒體正在製造出「和諧社會」的假相。
記者：我首先請教一下冉雲飛先生，您覺得中國的媒體是不是過多的關注富人的成功，而忽略了弱勢群體的疾苦？
冉雲飛：我覺得我們的媒體誇大一個社會的富有程度，而忽略大規模低收入人群和弱勢群體，這是他們掩蓋社會貧富差距的一個手段，這是第一；第二，媒體追逐富人、追逐名人形成一個傳統，而對弱勢群體視而不見。
那麼我覺得這個肯定是，一方面官方不容許報導那麼多所謂的黑暗面。另一方面的話，媒體好像也是覺得普通的讀者更關注那些富豪和名人。傅彪死去，他們當時採訪我的時候我就說了，我說傅彪的死去固然令人惋惜，但是我覺得那幾天整個報紙的報導可以說是撲天蓋地的。傅彪是因為生命本身你無法挽救，你有再多的錢都無法挽救。
那麼我覺得普通老百姓可能用很少的一點錢可以挽救的了，但是他們沒有錢。這一點我覺得最應該引起社會最大的關注，但是我們的媒體是一點都不關注的。
記者：任不寐先生，您覺得為什麼中國的媒體會這麼喜歡報導富人、名人的事情，而忽略普通老百姓？
任不寐：我想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因為中國的媒體是官方的喉舌，中國官方改革開放以後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不斷取得經濟成就這樣的一個地步之上，那麼這樣的話，中國的喉舌就需要把經濟成就裝飾出來。
第二個原因，我想和中國媒體本身的道德狀況有關係，這種名人心理、不關心底層。那麼第三個原因可能也有一些民族主義方面的原因，你包括最近的“神六事件”，那麼中國的這些媒體願意把中國的一些所謂“成就”放大，以此來顯示國際社會上地位的提高。
記者：那麼冉雲飛先生，您覺得媒體片面的放大中國好的一面，然而忽略社會的陰暗面或者是老百姓的疾苦，您覺得這樣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後果？
冉雲飛：說白了，一方面我們的媒體去掩蓋這個社會的陰暗面和這種陰暗的事實；另一方面老百姓又生活在那種底層當中，造成富人和窮人之間這種對立，我覺得現在就是窮人對富人的仇富心裡；富人對窮人的漠視，儼然形成這樣一個社會問題。
記者：那任先生，您覺得媒體這種對老百姓疾苦的漠不關心，是不是會幫助貧富差距會更加加大？而使普通民眾的疾苦更加得不到社會的關注？
任不寐：我想會有這樣的結果，當然更重要的結果可能在另外兩個方面。第一個就是它造成了角色層一種盛世的幻覺，這樣會導致角色層對底層的更加不關注，社會的分裂、社會的斷裂會愈來愈嚴重。
第二個後果，我想導致整個社會的價值、標準的這種混亂，總是關注名人、關注財富、關注權利、關注話語英雄，那麼結果整個社會評價問題的標準就完全非道德化了，不取決於公益、良知，而僅僅說誰有權利、誰有財產。
那麼這樣的話，整個中國社會現在已經看出來了，完全是以利益標準為標準的。這樣的話，整個民族的道德水平就徹底的崩潰了。目前我們看到的正是這樣一個狀況。
記者：這種狀況和現在中國政府所提倡的「和諧社會」似乎是格格不入的，冉先生您覺得呢？
冉雲飛：「和諧社會」本來這個提法是很不錯的，但是「穩定壓倒一切」，讓你普通人沒有表達的這種渠道，讓你普通人不發出聲音，讓你權利受到損失，這是壓制普通人的意見，而達成所謂的一種和諧的「假象」，這種和諧實際上有著巨大的不和諧。儘管它提出的是「和諧社會」，但是它用的方式反而是導致真正的不和諧。
記者：任不寐先生，您覺得中央政府提出「和諧社會」這個概念的時候，就是想用高壓的手段來製造一個和諧的假象嗎？它的初衷是這樣子的嗎？
任不寐：我想這是一個方面吧，另外一方面就像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話題，它也希望一些輿論導向製造這個和諧的假象，那麼槍桿和面貌是同時起作用的。但是「和諧社會」這個詞我們千萬沒有必要給予那麼高的一個重視，不同領導人上台，中國有這麼一個傳統，只要提出一些口號，我們叫「口號治國」。
那麼一個國家真正的健康發展根本不取決於這些很荒唐的、可笑的口號；而是取決於你這個國家的合法性。你是建立在官方的口號上，還是建立在一個民眾自治的基礎之上？
中國有一句話：自下而上的這種合法性。所有的口號我覺得它都得淪於兩個結果，第一，用暴力維持這個口號。江澤民的穩定是靠暴力實現的；胡錦濤的和諧也一樣。第二，是靠謊言和輿論的導向來製造。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中國輿論的這個導向，我想說穿了無非是為它這個和諧服務的。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