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采访报导)英国人胡润编制的2005年中国“百富榜”已于10月12号公布，上榜的400位富豪共拥有6,000亿元的财富，相当于中国去年GDP的6％。过几天，几个分行业的富豪榜也将公布。
富人的故事再度成为中国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但是，中国还有一亿多的弱势人群，还有吃不饱饭、看不起病的穷人，还有个人正当权益受到权贵非法践踏、正义得不到声张的人们，他们却很少得到中国媒体和大众的关注。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学者任不寐和四川作家冉云飞告诉记者申华，受中国政府严密控制的媒体正在制造出“和谐社会”的假相。
记者：我首先请教一下冉云飞先生，您觉得中国的媒体是不是过多的关注富人的成功，而忽略了弱势群体的疾苦？
冉云飞：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夸大一个社会的富有程度，而忽略大规模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这是他们掩盖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手段，这是第一；第二，媒体追逐富人、追逐名人形成一个传统，而对弱势群体视而不见。
那么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方面官方不容许报导那么多所谓的黑暗面。另一方面的话，媒体好像也是觉得普通的读者更关注那些富豪和名人。傅彪死去，他们当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傅彪的死去固然令人惋惜，但是我觉得那几天整个报纸的报导可以说是扑天盖地的。傅彪是因为生命本身你无法挽救，你有再多的钱都无法挽救。
那么我觉得普通老百姓可能用很少的一点钱可以挽救的了，但是他们没有钱。这一点我觉得最应该引起社会最大的关注，但是我们的媒体是一点都不关注的。
记者：任不寐先生，您觉得为什么中国的媒体会这么喜欢报导富人、名人的事情，而忽略普通老百姓？
任不寐：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因为中国的媒体是官方的喉舌，中国官方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不断取得经济成就这样的一个地步之上，那么这样的话，中国的喉舌就需要把经济成就装饰出来。
第二个原因，我想和中国媒体本身的道德状况有关系，这种名人心理、不关心底层。那么第三个原因可能也有一些民族主义方面的原因，你包括最近的“神六事件”，那么中国的这些媒体愿意把中国的一些所谓“成就”放大，以此来显示国际社会上地位的提高。
记者：那么冉云飞先生，您觉得媒体片面的放大中国好的一面，然而忽略社会的阴暗面或者是老百姓的疾苦，您觉得这样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冉云飞：说白了，一方面我们的媒体去掩盖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和这种阴暗的事实；另一方面老百姓又生活在那种底层当中，造成富人和穷人之间这种对立，我觉得现在就是穷人对富人的仇富心里；富人对穷人的漠视，俨然形成这样一个社会问题。
记者：那任先生，您觉得媒体这种对老百姓疾苦的漠不关心，是不是会帮助贫富差距会更加加大？而使普通民众的疾苦更加得不到社会的关注？
任不寐：我想会有这样的结果，当然更重要的结果可能在另外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造成了角色层一种盛世的幻觉，这样会导致角色层对底层的更加不关注，社会的分裂、社会的断裂会愈来愈严重。
第二个后果，我想导致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的这种混乱，总是关注名人、关注财富、关注权利、关注话语英雄，那么结果整个社会评价问题的标准就完全非道德化了，不取决于公益、良知，而仅仅说谁有权利、谁有财产。
那么这样的话，整个中国社会现在已经看出来了，完全是以利益标准为标准的。这样的话，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就彻底的崩溃了。目前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状况。
记者：这种状况和现在中国政府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似乎是格格不入的，冉先生您觉得呢？
冉云飞：“和谐社会”本来这个提法是很不错的，但是“稳定压倒一切”，让你普通人没有表达的这种渠道，让你普通人不发出声音，让你权利受到损失，这是压制普通人的意见，而达成所谓的一种和谐的“假象”，这种和谐实际上有着巨大的不和谐。尽管它提出的是“和谐社会”，但是它用的方式反而是导致真正的不和谐。
记者：任不寐先生，您觉得中央政府提出“和谐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想用高压的手段来制造一个和谐的假象吗？它的初衷是这样子的吗？
任不寐：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吧，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它也希望一些舆论导向制造这个和谐的假象，那么枪杆和面貌是同时起作用的。但是“和谐社会”这个词我们千万没有必要给予那么高的一个重视，不同领导人上台，中国有这么一个传统，只要提出一些口号，我们叫“口号治国”。
那么一个国家真正的健康发展根本不取决于这些很荒唐的、可笑的口号；而是取决于你这个国家的合法性。你是建立在官方的口号上，还是建立在一个民众自治的基础之上？
中国有一句话：自下而上的这种合法性。所有的口号我觉得它都得沦于两个结果，第一，用暴力维持这个口号。江泽民的稳定是靠暴力实现的；胡锦涛的和谐也一样。第二，是靠谎言和舆论的导向来制造。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中国舆论的这个导向，我想说穿了无非是为它这个和谐服务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