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0日讯】（9）关于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些奇怪现象
人类的历史上曾经产生了这样个别的天才人物，他们用理论的方式可以成功地预言自己身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事情，其准确性之高和判断之微妙令后人望尘莫及。生活在17世纪的培根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成功地预言了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统治问题，把一个他的时代的纯粹想像式的事情描绘的活灵活现，以至于我们在今天读到这些话语时，感觉到它好像是说于昨天，而不是17世纪。关于这一点，我在写作《论民运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文章中，已经详细地说到了它，此处不在赘述。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说，我发现马克思是继培根之后的又一个人，他在24岁的年龄上（这就是我说的“青年马克思”的缘故）对当时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所作出的批判，好像是对我们今天的“胡记工程”的批判。我这么一说，读者们可能会问：“事情真的就这么玄乎吗？”我回答：“是！”
1842年，24岁的马克思写作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当时还不是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对于当时德国的思想制度和书报检查、精神控制的制度作了非常有力的抨击和十分精彩的批判，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天才的德国青年热爱自由、向往自由的高尚情操，也对那些以政府的力量控制人的思想和精神的专制行为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但是历史捉弄人的地方就在于过了163年后，被青年马克思所批判的东西正好落在了这些口口声声要“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当权派们的头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被青年马克思批得体无完肤的普鲁士思想控制制度又好像十分完好地被中国的胡锦涛这些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给继承了。在这里，如果认为历史和我们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的话，那么我们为这个玩笑所正在付出的代价就的确太大了！
为了使我上面所说的话有根有据，这篇文章的写作就不得不变化一个法子，也就是说，在这篇文章中，我自己不准备直接发表议论，主要是摘抄《部分地方领导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中央花巨资整顿》的文章中的原话（这些话都带引号），然后引用青年马克思的话对它进行批判。如果说在这样做的时候，中间出现不连接的地方，我就索性加上几句注解的话，用“武注”标记，以便区别。职此之故，如果有的读者认为这篇文章中没有我个人的东西，那么他就不失为有心人。
A：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工程，“一年多前，中央在决定实施这一工程时，主要布置了5项任务：1是加强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3个代表的这3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研究；2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的重新翻译阐述；3是建设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4是编写能够充分体现具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特色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3本高校基本理论教材和能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6本高校教材，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后来又加上了4本高校政治理论公共课教材，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5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建设。”
马克思的批评：“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虚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允许的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照耀下都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却只准许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色彩。”
B：
“马克思主义怎么会过时呢？”程恩富──这个直接参与了“胡记工程”建设的人好像不相信这样的事实，因此他在提出了问题之后，又用骄傲的口气说：“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给你解答。”正因为他持这样的一种看法和观点，所以“他认为现在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抱怀疑态度，是因为根本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了解”。
马克思的批评：“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风格如其人?，可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写作，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必须使这种精神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哪一个人不为这种无理的要求脸红呢？”
武注：1、设计和参与“胡记工程”的人要公然对抗马克思，让马克思一个人在世界和中国“占有真理”，并且认为在这种“占有”之外，世界上就没有真理了。在上面，我运用马克思的原话驳斥了他们，以让人们看清楚这些所谓的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是怎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马克思的。 2、马克思所说的“我”，可以理解成狭义上的马克思本人，也可以理解成广义上的“我”，即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号入座的“我”。 3、“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实际上是指“统治的马克思主义”，“胡记工程”中的人连这一点也不懂，还能够教导别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吗？中国人再也不能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错误了！
C：
“教材提纲是由政治局常委审定通过。”
“据了解，这一工程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日常的组织工作由中宣部负责，由一批资深专家组成工程咨询委员会。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也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领导小组，统一组织课题的研究。包括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和国防大学在内的全国7个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3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中联部、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教育部和中联部等，都承担了相应任务。”
“据称，13本教材中，4本已经政治局常委审订。……3本基础理论教材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和6本重点教材中的3本的提纲，已通过了学术咨询委员会的审定，正在等待政治局常委审定。”
马克思的批判：“把类的完美硬归于特殊的个体，”“你们竟把个别官员说成是能窥探别人心灵和无所不知的人，说成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并把他们同德尔斐城的阿波罗相提并论！”“你们把自己的国家制度估计得如此之高，竟认为这些制度使软弱的人，平凡的人──官员们成为神圣的人，能替他们把不能够的事变成为可能……在你们看来，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完全没有个人纠葛，没有恩怨，不会感情弄事，不会心胸狭窄，也没有人类的弱点。”“可是，假如这些人真是一些哪一个国家也找不出来的人（因为任何国家都没有见过完全由万能的天才和博学的才子组成的整个阶级），那么挑选这些人才的人所具有的天才又该比他们高出多少啊！为了证明在学术界无声无臭的官员们的确有万能的学术才能，这些挑选者又该具有多么神秘的法术!啊！”
武注：1、马克思批的实在是太好了！太妙了！太尖锐了！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言简意赅，痛快淋漓！ 2、按照马克思“类的完美”不能够“归于特殊的个体”的教导，使我想起了如下的人：高岗、彭得怀、刘少奇、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华国锋、胡耀邦、胡启立、赵紫阳等等，不都曾经是政治局常委吗？其中的一些人还是党的主席或者总书记呢？因此认为只要抬出了“政治局”就认为可以吓唬倒人，实在是3岁小孩子的见解。靠持有如此见解的人去“设计”“胡记工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认为这些人可以“把”好马克思主义“关”的观点，不但幼稚，而且可笑！毛早就说过：“我党懂马列的不多”。 3、如果我们中国人在搞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的话，那么它就是“中央要出修正主义”，或者说“修正主义都出在中央”，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材”由政治局一审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自欺欺人又是什么呢？就我这个年龄的人（我出生于1949年）来讲，谁只要相信“中央”出马克思主义就是大傻瓜！
D；
“正在筹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对工程具有重要意义。据李崇富介绍，新的学院将比原来的马列研究所范围更大、人力更强；原来马列研究所的编制是75人，现在学院中编制的是200人，学科建设更全面，将分成5个研究部……。”“工程实施”之后，“马克思主义已经从原来的政治学下属的2级学科分离出来，被批为1级学科。”
武注：以上的情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各种在中国的地位不断地上升，已经升到了“一级科学”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研究地位的升高，又表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升级，于是，“胡记工程”就给权力与真理划了个等号，且听马克思是怎样批评的：
马克思的批评：“对真理的探讨本应该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应本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分散了的环节在结果中是互相结合的。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该随着对象的改变而改变吗？当对像欢笑的时候，探讨却应当摆出严肃的样子；当对像令人讨厌的时候，探讨应该是谦虚的。这样以来，你们就损害了主体的权利，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
武注：听到了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马克思说的“主体”是指你们自己，而“客体”在今天就是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你们这样的做法不但损害了你们自己，也同时损害了马克思！
马克思的批评：“你们抽像的理解真理，把精神变成了枯躁的地记录真理的裁判官。”
武注：说得多么好啊！你们这些“枯燥”的人和低能的精神“裁判官”！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在你们的“牛粪工程”中有可能变成“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语），多么可惜啊！
E：
胡记“马克思主义工程”的设计这们竟然公开承认，他们“把一些过去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被放进去了。例如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过去讲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个基本不讲。还有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化、世界市场、，恩格斯和列宁晚年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看法，这些从前的教科书都不讲，现在也要把它们发掘出来。”
武注：于上述“放”的行为有关的是，请注意：狗屁不通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3个代表和将要产“生出”来的胡锦涛理论都可以被“放进”马克思主义中去，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不就是变成了一个中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了吗？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作了如下的批评：
马克思的批评：“我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以上的马克思话语，只有这一句不是出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10）几点说明：
诸位：在胡锦涛还没有请出马克思的时候，我已经先于他请出了马克思。但是，朋友们，你如果是一个素有马克思主义教养的人，你就会发现，我请出的这个马克思不同于“胡记工程”中的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他是24岁的马克思，因此我叫他“青年马克思”。这个马克思没有统治任何人的思想和意识，只想着要使每一个人的“精神的太阳”和“大自然”中的太阳一样地“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我就信这个马克思！如果说这个马克思也带有一个主义的话，我就相信这个马克思主义！
以鄙人的见解，我们中国是在56年以前就已经染上“马克思病”（它同2002年的萨斯，今年的禽流感一样的可怕），但是，在这种“病”的治疗过程中，马克思也可以是一剂“药方”，这个“药方”也可以治病，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就叫“马病马治”。
按照原来的写作计划，《胡记马克思主义工程批评》的文章就写这么3篇，但是，问题一经提出了出来之后，就被我原先设想的要复杂一点，因为在以上的3篇文章，没有一篇涉及到胡锦涛和他的班子的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写作下一篇文章的必要。这样以来，要写的下一篇文章就只好作为“末篇”续在其后，副标题是“宋保哲与胡锦涛”。为什么起这样的一个题目，读了它你就会知道。如果一切正常，它也许会很快写成！2005-11-9(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