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0日訊】前言
中共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對這長達近17,000字，分46節的繁雜文件，需要細心閱讀分析，才能從大量的口號語言中抓住此文件重點。這是此文件的特色 —— 面面俱到，大雜無當。僅管如此，此文件畢竟是今後5年中國大陸經濟活動的公開的、表面的指導文件，從中可以看到中共高層對今後5年或更長時期的經濟思路。
經濟學家胡鞍鋼對現在中國存在的主要經濟和社會問題歸納爲五個方面：
一是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增長質量反而下降；二是能源和資源短缺矛盾尖銳，環境保護壓力增大；三是就業與失業壓力仍然十分尖銳；四是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進一步拉大，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成爲突出的經濟社會問題；五是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更加突出，社會穩定狀況堪憂。
這是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經濟和社會現實背景。
這個“規劃”制定在今後5年的經濟活動有6個重點。
一，推進經濟增方式的轉變
二，調整優化産業結構
三，解決三農問題
四，推進城市化健康發展
五，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六，切實加強和諧社會建設
一，推進經濟增方式的轉變
► “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我國土地、淡水、能源、礦產資源和環境狀況對經濟發展已構成嚴重制約。要把節約資源作爲基本國策，發展迴圈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資訊化，切實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近30年，發展出一套粗放型、資源投入增長型、高資源能源消耗型、利潤低回報型、産品多重復型、勞力密集型、低擋下游産品加工出口型的經濟發展模式，逐漸成爲低擋産品的世界加工廠。
形成這個模式有多種因素：首先，中共自建立政權之後，中共從未建立過一整套深思熟慮、詳細論證的國家發展戰略規劃，過去所有經濟發展模式的僅是政治意識形態誤導經濟發展、強調經濟爲政治服務，造成多次經濟大起大落。最著名的經濟思想是“蘇聯的今天是中國的明天”、“重工業發展優先”、“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大躍進”、“土法大煉鋼鐵”、“人民公社是天堂”、“15年趕超英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是硬道理”，“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以及“小康社會”。在這些經濟發展思想主導下，必然是僅顧眼前的、急功近利的、不顧成本、不顧效率、不顧民生及環境保護，追求的是短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不可能有長期穩定的、持續的、高效率、環保綠色型的經濟發展。
上個世紀50年代，中共曾在國務院設立了十幾個工業部，也建立了不少工業設計院，整批大量的抄襲蘇聯設計。大專院校中斷歐美教育體采，完全採用蘇聯教育體系和教材。這樣的結果把蘇聯的粗放型、高資源能源投入型、低效率低回報率型經濟模式大批的轉移到中國，直至今日仍禍害不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大量引入美、歐、日本的科學技術和生產線。但中共培養出來的經濟和科技官員，特別偏愛引進外國硬體，直接抄襲外國産品，很少引進歐美和日本的生產線軟體，加以消化，改進軟體，創制成自己的産品。可見中共官員和企業管理層不願意下苦功夫自創産品。相反，韓國引進IT産業不比中國大陸早，但韓國特別偏重引進軟體，加以消化，逐漸形成自己的産品，使韓國成爲IT産品強國，特別是儲存器生産世界大國，還有平板電視機、小轎車、巨型貸輪在世界貿易鏈上佔有一席。爲什麽會這樣呢？韓國特別重視教育和産品創新。而中國正好相反，不鼓勵中國百姓擁有獨立思考，打壓言論思想自由，不鼓勵創新，這和中共統治下的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教育體系都有關。並且養成盜版習慣，以偷襲外國或別人的智慧産權爲出發點。向世界各國派出大批經濟技術間諜，盜取技術情報。這樣一來，怎麽可能走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道路呢？中共的官員們對發展經濟大都採取“短、平、快”的模式，使用一切手段在最短的時期內賺最多的錢。“唯錢至上”，極少有中共官員去思考中國經濟發展的總戰略，極少有企業經理們大力支持産品開發研製和創新。幾十年來一直維持所謂的唯物主義觀，實際上就重視硬體，輕視軟體，只見物不見人。
粗放型經濟模式特別適合於中共一黨獨裁專政體制。用全民資源、國家財政、賠上子孫後代的生態環境，抄襲世界各國都不願接納的“垃圾工業”和“夕陽工業”，中共官員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經濟，這是符合中共統治本性。
由此可見，在上述歷史和意識形態的條件限制下，五中全會要求在今後5年內，把中國大陸經濟從幾十年的習慣道路上，將粗放型經濟改變爲節約型經濟，這在文件上做做口號形式很容易，但實際操作起來，地方政府和大中型國營企業經理們不配合，不執行，所以改變是非常困難的。從地方官員和企業管理經理們來看，他們可以從國家銀行獲得大量低息貸款，可以政策性不繳還貸款，還可以保持官位從中獲利，那他們爲什麽要費九牛二虎之力去改造經濟呢？對他們而言是無利的苦差事，不會有幾個地官員們和企業經理們去拼命的。原因很簡單，企業是公家的，輸贏無所謂，官位是自己的，有官位必有權，有權必有利。這和私人企業的經理們的處境完全不同。
二，調整優化産業結構
► “以自主創新提升産業技術水平。發展先進製造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加強基礎産業基礎設施建設，是産業結構調整的重要任務，關鍵是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增強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提升産業整體技術水平。建立以企業爲主體、市場爲導向、産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形成自主創新的基本體制架構。”
美歐日私有企業提昇産業技術水平是有幾個條件促成的。産品的市場佔有率的壓力，産品的成本壓力，包括勞動力、資源、能源、新産品開發研製、高昂環境保護費用，及廣告等成本的壓力，股東投資成本回報率和回報期盡可能短的壓爲，以及上市公司股票股價的變動影響公司盈收等等。所有這些都無時無刻的壓力，強迫私有企業提昇産業技術水平，提高單位産品生産率和加快資本周轉率。只有不斷的提昇，私有企業才能在競爭市場中站穩腳根，擁有市場一定的佔有率。同時，新技術新産品獲得智慧産權的法律保護。
這些相同的壓力存在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身上嗎？應該是同樣存在的，但中共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經理們採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對付。大筆國家銀行貸款源源投入，給外商特殊稅務優惠，廣招外資投入，這就不存在成本的問題。壓低工人工資和醫療保護、不重視環境保護投資，幾乎沒有開發新産品研究投資，依靠國家行政手段壓低能源價格，毫不考慮造成能源極端浪費等。這些措施保證國有企業開工，並以固定匯率保證産品以低廉價格出售行銷全球。所有這些措施完全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但己運作了幾十年，怎麽可能在短短5年內能夠憑五中全會的文件可以改變呢？
只有將國有企業私有化，解僱大批多餘的工人，才能完全按自由經濟規律操作。但是在沒有社會安全保險體系建全的條件下，無疑是爲社會革命製造瘟床，這又是中共政權不敢做的事。所以在現在的體制下要求企業自主創新提升産業技術水平是極爲困難的。
► “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堅持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廣泛應用高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製造業，形成更多擁有自主知識産權的知名品牌，發揮製造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作用。”
五中全會對新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提出的囗號與主張，從文字表面看是面面俱到，從思路上來細細分析，它仍然是計劃經濟的思路，不是自由經濟的思路。從美國和歐洲發展先進製造業的歷史來看，沒有那個經濟官員規劃去發展什麽先進産業，也沒有任何人規劃了全國的電腦、IT、網路、生物工程、手機的發明、研製和生産。所有這些都是來自私人的發明，私人企業根據市場需求來開發産品，按排生産銷售全球。而中共五中全會制定的面面俱到的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規劃，實際上是追趕美歐日的先進産業而己，都是在國際市場上己有的産品，中國至今還拿不出自已獨創的先進製造業産品。五中全會提出所謂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的策略，不外乎花大錢購買外國專利(不可能是最先進的，至少保持5-10年的科技水平距離)，引進二、三流的生產線，甚至是別人淘汰的生產線轉移到中國大陸。其結果是中國仍然是成爲世界産品生産鏈中的下游産品、低附加價值産品的集中加工廠而己。沒有自己的獨自創造發明，所謂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也只是件漂亮的外衣而己。
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執行中央制定的規劃。至今沒有一個具體的、由中央和地方及企業都願執行的方案。中央提出方針，地方和企業不執行怎麽辦？在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的規劃中，是政府主導還是國有企業主導？私有企業占什麽位置？如果仍是國有企業作主導角色，那又是會轉回到計劃經濟模式，國家政府大規模投資，國有企業仍然不會精打細算節約成本、資源和人才，還是遠離節約型經濟模式。只有讓私有企業在相當程度參於，並逐漸由私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節約型經濟模式才能建立。
► “促進服務業加快發展。制定和完善促進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大力發展金融、保險、物流、資訊和法律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積極發展文化、旅遊、社區服務等需求潛力大的産業，運用現代經營方式和資訊技術改造提升傳統服務業，提高服務業的比重和水平。”
服務業中最重要的是金融業，中共政權壟斷控制的金融業是最腐敗、最黑暗的行業。貸款收不回，貪污盜竊公款是中國金融業的最大特點。收不回的國有企業貸款被稱爲“不良資産”。信達、華融、東方、長城四家AMC共同主導著價值兩萬億的不良資産交易市場。這個市場出現自1999年開始的國有銀行剝離不良資産行動——四大商業銀行共剝離14000億，到了2004年，建行、中行再次股改剝離約5000億，其間交行剝離600億。更重要的是，銀行仍然擁有不斷增長的巨大不良資産組合。據估計，規模可能占到中國GDP的27％左右。五中全會對此問題沒有交代。
中共大貪官大都集中在金融行業。李鵬的兒子李曉勇出面成立的“新國大期貨有限公司”發生貪污事件，4、5千股民的投資化爲泡影。1998 年8月3日夜以李曉勇爲首的一夥人，去中國銀行提走公司的6億現金；另一個稱爲張xx的人貪污了8000萬，據說已經被判刑。新國大期貨公司臺灣籍顧問曹宇飛被槍斃。而提走6億現金的公司代表李曉勇，至今逍遙法外。股民們連續七年上訪，沒有追回投入的血汗錢。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張恩照的落馬。2003年底，南方證券被接管後，原副總裁、國際部總經理等4人先後被刑拘。至本月13日，由深圳市羅湖區法院開庭審理，涉嫌逃彙高達7.8億美金。
中國銀行前副董事長、兼中銀(香港)前總裁劉金寶被控貪污受賄案周五(8月12日)于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貪污罪判處劉金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産。劉金寶個人所得折合人民幣752萬餘元；收受賄賂折合人民幣共計143萬餘元；另外，他還有折合人民幣1451萬餘元鉅額不明來歷的財産。
面對巨大的“不良資産”，持續不斷的貪官污吏盜竊國庫，中共怎麽辦？中共目前正在做的是賤賣中國金融銀行資産，讓外國資産廣泛的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在做防止中國金融系統崩潰的最後一道工序。五中全會沒有向國人交代如何防止貪官盜竊國庫，更沒有交代爲什麽要賤價出賣中國金融體系。所以五中全會要求“大力發展金融”是一句空話，是騙人的鬼話。
► “加強基礎産業基礎設施建設。能源産業，要強化節約和高效利用的政策導向，堅持節約優先、立足國內、煤爲基礎、多元發展，構築穩定、經濟、清潔的能源供應體系。建設大型煤炭基地，調整改造中小煤礦，開發利用煤層氣，鼓勵煤電聯營。”
解決中國能源問題可分近中長期3個步驟。
近期要盡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這應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中期目標是將中國使用大多數能源 —– 煤炭氣化。不開採煤炭，而是在地下將煤炭轉換成瓦斯氣，提高能源轉換效率，大大降低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和維塵污染。這套技術德國己開發研製成功。
長期目標是中國和美國合作，開發新型無污染能源。布希總統己向中國提出此項建議。
無論上述任何一項，中國都要投入科學研究資金和人力，要沏底改變企業不投入研究基金的政策，政府應在稅收上獎勵企業投入研究基金。
能源問題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估計中國會在這方面有所作爲。
三，解決三農問題
► “積極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
任務。要按照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堅持
從各地實際出發，尊重農民意願，扎實穩步推進新農村建設。”
《規劃》中對改善農村的措施和政策寫了5個分段，列出許多政策口號，設想了許多詳細目標，但就是沒有寫出爲什麽會有嚴重的“三農問題”？其根源在哪里？實際上，中共迴避“三農問題”的根源。
“三農問題”的最終根源是中共獨裁絞治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不改變制度，列出一大堆改善農村的措施和政策是治標不治本，根本不可能解決“三農問題”。
差距巨大的城鄉差別日趨嚴重，剝削農民，壓制農業和輕視農村這是中共幾十年的既定政策。事至今日，農民反抗是理所當然的。
胡錦濤心裏很明白“三農問題”的根源，他說：“無論是建國以來50多年的歷程，還是改革開放20多年的歷程，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黨和政府的頭等重大問題；始終沒有從中國在相當長的期間內都是農業大國的角度思考，做出中長期的決策；始終沒有從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利益出發制訂和落實好方針政策；始終沒有從國家社會制度、社會政治安危，處理好農民利益問題；農民始終在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處於極不恰當的地位。”
僅管胡錦濤看到“三農問題”的根源，但他也無能爲力，問題太嚴重了，積重難返，只有從根本制度解決，但中共不願意放棄統治特權。
現在，北京政府下令取消農業稅和減少苛捐雜稅，壓制和盤剝農民的數千萬中共農村官員的生活出路就成了問題。這就形成了中共高層、低層農村官員和農民的三角
矛盾，不是靠五中全會的文件可以解決的。
四，推進城市化健康發展
► “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按照循序漸進、節約土地、集約發展、合理佈局的原則，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
五，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 “必須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難點在農村和西部地區。要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出發，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爲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落實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形成東中西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
中共設想通過城鎮化，將大量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減少農業人口，並且以不改變
現有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爲前提來解決“三農問題”。企望70%中國人口居住在各級
城鎮，以形成強大的經濟生産力地區和強大的消費階層。
這個模式能否成功取決於以下幾個條件：
在完成農村人口城鎮化之前，城鎮化的速度要超過中共政權和農民的矛盾上升的速度，否則將是中共政權因“三農問題”而挎台。
取消城鄉二元化的城市農村不同的戶口制度，讓農民可以自由居住在城鎮。據報導，這個政策正在慢慢執行之中。
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的過程是否能成功，完全取決於經濟是否能長期高速成長，以吸收農業人口轉成城市人口的就業，否則將出現城市貧民窟。而中國粗放型經濟模式是不可能長期維持高漲而不下跌的，並且還取決於能源供應和國際市場環境。
在中國普遍缺水的條件下，如何解決幾億新城市人口的供水問題。
在中國普遍缺乏農村教育和農村醫療資金的條件下，如何對幾億新城市人口提供教育和醫療服務。
農民進城後放棄土地，一旦大批新城市人口就業有困難，又退不回農村，政府無力援助，城市就將成爲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炸點，其危險性將大過於分散的農村矛盾。
六，切實加強和諧社會建設
► “積極促進社會和諧。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加強社會建設和完善社會管理體系，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衆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要以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理順分配關係、發展社會事業爲著力點，妥善處理不同利益群體關係，認真解決人民群衆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加強和諧社區、和諧村鎮建設，倡導人與人和睦相處，增強社會和諧基礎。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暢通訴求渠道，完善社會利益協調和社會糾紛調處機制。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和應急救援、社會動員機制，提高處置突發性事件能力。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繼續推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深入開展平安創建活動，依法嚴厲打擊各種犯罪活動，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障人民群衆安居樂業。”
中國大陸社會根本不存在和諧社會，《規劃》用的小題目是“切實加強和諧社會建設”是一種打馬虎眼的寫法。據知，五中全會上，中央委員們對和諧社會的議題爭論不休，沒有達成協定。
事實上，在中共獨裁統治下，中國大陸社會是分裂的，社會矛盾重重，各階層嚴重分裂：城鄉差距加大、貪富差距顯著、政府百姓對立、弱勢階層擴大、道德良心破
裂、天人不合一。
五中全會上，中央委員們提出了如下問題：
► “現行政治體制是否適應國情？”
中央委員們自己不敢公開回答此問題，他們也清楚中共一黨獨裁專制政治體制不適應國情。
► “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如何體現？體現在那幾大方面？”
中共統治快60年了，如果還有什麽優越性還需要中央委員們用這種方式來詢問和討論嗎？
► “反腐敗鬥爭工作展開十六年成效較差，黨內社會上意見、民憤強烈，主要原因何在？”
愈反腐敗鬥爭，貪污犯愈多，因爲貪污的成本太低了，被捉判刑的只有1%，官官相護，做官的沒有不貪。
► “民主黨派人士、非共產黨員人士，具備德、才、專業，有社會民意基礎，符合擔任地方政府省長、市長、縣長，擔任中央部委的部長、主任，爲什麽不能當？”
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人”，只有他們才能做官。胡錦濤親口答應民主黨派領導人的承諾：民主黨派領導人可以做中央政府部長。承諾不兌現，要問胡錦濤。
► “民主黨派組織，在地方、國家事業機構發展組織，符合憲法，符合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國情，爲什麽會有阻力？”
一黨獨裁，還需要什麽憲法？
► “爲什麽改革開放以來，人民享有自由、人權、權利，是建國以來最多時期，但社會對現狀不滿卻處於相對最強烈的時期？”
這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技倆，答應簽署《聯合國政治和權利公約》和《聯合國人權公約》，人大不批准，全國不執行。迫害地下教會和法輪功，全面管制和監控互聯網，關押互聯網異議作家。在中國有吃喝嫖賭、貪污、買賣官位的自由，就是沒有思想言論自由，沒有結社的自由。
► “教育、醫療衛生改革徹底失敗了，造成了社會嚴重分化，動搖了整個社會制度，這一問題如何解決？”
這是中共統治中國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的一部分。如何解決？共產黨必須下臺，以謝罪國人。遺留問題由別的黨派和全國人民協商來解決。
中央委員們的提出的問題反映了中共高層對現存的政治社會制度的不滿，在他們的爭論和問題當中，中國不存在和諧社會，怎麽去“加強和諧社會建設？”。中共一黨獨裁專政下不可能出現和諧社會。
結束語
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對胡錦濤而言是一個失敗的會議，他提出的“和諧社會”議案沒有被多數中央委員接受；他提出的人事任命方案沒有一個被通過。因此，五中全會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在執行過程中肯定會被打折扣的，有的僅是宣傳口號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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